三七　风雨同舟 肝胆相照

经过1957年那场反右整风运动之后，民盟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于1958年5月1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对原民盟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改选。选举陈望道为主任委员，廖世承、刘思慕、苏步青、苏延宾、储一石、寿进文为副主任委员。

同年11月，在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望道又被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月，他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正主席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兼任。同时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的还有刘季平、刘述周、刘靖基、沈体兰、金仲华、胡厥文、舒新城、黎照寰和魏文伯。

同年12月，陈望道又当选为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中央主席为沈钧儒。

此后，他又连任上海市民盟第五、六两届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三、四两届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等重要职务。

由此可以看到，自1958年以后，陈望道的政治生活与社会活动更加频繁、更加忙碌，所肩负的责任也更加重大了。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克尽厥职，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住政治大方向，丝毫不敢有所懈怠。他为了出色完成各项任务，除了自己认真踏实地工作外，还非常重视集体领导，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当他在1958年被选为民盟上海市第四届主任委员后，立即向大家表示：“盟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一项新的工作。30多年来，我没有离开过学校工作，以我的能力和精力来说，对盟的工作是不能胜任的，但是我想如果能紧密依靠党和盟中央的领导以及各位副主委、全体常委、委员的帮助，我相信一定可以把工作搞好的。今后我愿站在群众之中，在全体盟员同志的监督下，边做边学，发挥集体力量，共同搞好上海盟的工作。”

随后，他便把复旦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制度的经验借鉴过来，在盟内也组织了一个由盟市主委、副主委、秘书长组成的办公会议，定期召开和处理日常事务。只要是不离开上海，他都能坚持出席并亲自主持办公会议。市民盟常委会议及全体委员会议也大都由他主持。会议开始时，他总要先把会议的议程和内容向大家通报一下，然后听取大家的意见。盟内重大问题和主要工作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在会上，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要大家“发言不要拘束”。认为只有如此，“讨论才能深入”。他还认为，“一些重要问题必须先经过办公会议讨论才能提交市委会及常委会讨论。盟内重要问题不经过集体讨论，只能算是少数人的意见。总之，一定要形成集体领导”。重视集体领导是他一贯的认识和主张，因为它不仅能博采众长，还能防止偏听偏信。贯彻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大凡和他共事过的同志都清楚认识这一点，许多工作一经决定由他负责，他就一定会认真对待，并竭尽全力地把它做好。盟内重要文件送他审阅，他都能认认真真地看，见有不妥当的地方就立即动笔修改，从内容到形式，一丝不苟。对待人民来信他从不马虎，凡经他过目的，他都一一做出处理意见，并督促工作人员认真检查，不让出丝毫差错。他这种事必躬亲、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为下属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平时，他处处以身作则。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后，党号召知识分子下厂下乡，参加劳动锻炼，同工农打成一片。1958年5月30日，民盟市委组织盟员到市郊纪王乡参加义务劳动，陈望道率领市委领导19人带头下乡。来到农村后，他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和同志们的一再劝阻，亲自挥锄和大家一起到田间劳动。

自从经历了1957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在广大知识分子阶层中一度出现空气沉寂、思想领域和学术领域均不够活跃的状况。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心有余悸，存有戒心，表现出普遍不愿说话和写文章，尤其不肯轻易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针对这种状况，陈望道及时领导民盟市委组织如何深入开展交心活动的讨论。他们深入基层，分头到复旦、同济、华东师大三所高等学校组织盟员进行座谈，反复申述党的政策，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为了使这种紧张的空气有所缓解，他还积极开展个别思想工作，努力沟通党同知识分子的联系。

陈望道率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下乡劳动（1958年5月）

1959年是建国10周年和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他抓住这一时机，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尽情歌颂党的正确与伟大，歌颂新中国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这一年内，他勤于耕耘，发表了多篇文章。

这年4月中旬，陈望道应中国新闻社之约请，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我们现在纪念“五四”，回顾一下“五四”以来的过程，实具有伟大的意义。

五四运动首先是个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个爱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个文化运动。在这个文化运动中，人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人民群众中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文化运动导向更前进的方向，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不久终于出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终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五四运动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革命或反动的试金石。在这个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相互交织、蓬勃开展中，许多爱国知识分子都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道路。也有若干知识分子，由于坚持封建主义文化或帝国主义文化，就在这个运动中被淘汰，或者开始被淘汰。

中国人民没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也没有为胡适之流反动文人的谎言所蒙蔽，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坚持前进的道路。现在中国人民不但已经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也已经有了波澜壮阔的进展。四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文章结尾，他还不忘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呼吁：

值此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想起一切热爱祖国的人物，也想起台湾许多热爱祖国的人物，有的还是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我们一定要继承与发扬“五四”反帝、反侵略、爱国的精神和光荣传统，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共同奋斗^[1]！

纪念五四运动的目的正是为了要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沿着前人所走过的道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1959年5月27日，既是上海解放10周年纪念日，同时又是复旦大学第十个新的校庆节日。陈望道在《复旦十年》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建国10年来，复旦大学在政治和业务，教育和劳动，理论和实际，教师和学生以及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他又认为这些成就如果同我国高速度发展的工农业生产相比，还是很不够的。像复旦这样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对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所负的责任非常大，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提高教学、科研工作质量，以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2]。

1959年5月，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陈望道又与李振麟、贾亦斌、蒋学模等三位列席代表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他们在这篇《关于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点意见》的发言中，完全拥护曹荻秋副市长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为了繁荣科学艺术事业，必须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一切科学文艺工作者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怕做对立面，不要怕唱‘对台戏’”的论述，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实践证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方针正确反映了找寻真理的一条规律，那就是‘不同意见的争论，是科学事业发展的动力’。‘百家争鸣’的方针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这是符合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根本利益的。”

反右运动以后，“双百”方针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他们这一发言就是针对当时知识界在“双百”方针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做的议论和解释。

首先一个问题是关于学术论争中的“对立面”的认识问题。发言认为，“过去常把‘对立面’这个词当做消极的或错误的方面来理解。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对立面’是事物内部矛盾方面的统称，它并不专指消极的或不正确的方面。在学术问题上，‘对立面’指的就是争论中有差异、有矛盾的不同的意见，不一定专指不正确的意见。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着的。对立面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发展科学的动力”。“因此，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

其次，是对于学术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和性质的认识。发言认为，“学术讨论中的不正确的意见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而且在性质上也可以是不同的。有的不正确意见是由于立场不对头，因而在学术问题上反映出了错误的资产阶级观点。有的不一定是立场问题，而属于认识问题。认识上的错误，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尚未获得改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观点的影响尚未肃清，必然会在学术问题上造成一些错误。另一种是科学工作者的立场观点虽然基本正确，可是因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研究方法不对头，也可能产生错误。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立场、观点、方法都基本正确，也会因掌握资料不够全面，或因事物、现象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出来，一时产生错误或片面的认识。党曾经一再指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因此，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划清学术问题上的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的界限，对于我们勇于做对立面，勇于唱‘对台戏’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是对于学术讨论的方式或态度问题的认识。作者认为，“学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细致深入的自由讨论来求得解决。在讨论过程中，应该虚心地考虑对方的意见，不应该把别人的意见一笔抹杀，拒人于千里之外”^[3]。

站在党的立场上，帮助知识分子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贯彻是陈望道等联合发言的初衷。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不少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在经过持续大跃进后，却过早地、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提出了“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紧接着又在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过热的头脑，过“左”的口号，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其次，从1960年开始，我国农村连续三年不幸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此时，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由于我们党反对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的蛮横行径，苏共领导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妄图迫使我们就范。天灾加上人祸，犹似雪上添霜。中国人民内忧外患，面临着重重困难。

所幸的是党中央于是年7月上旬在北戴河及时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决定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不失时机地纠正了农业生产上的偏差。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加强同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联系；一切民主党派成员和爱国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为党排忧解难，共渡难关。

7月下旬，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自7月25日至9月5日结束，前后共开了43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大会闭幕后，陈望道在民盟上海市委全体会议上作了传达。他在传达中说：“民盟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开得十分成功。讨论的问题的广泛，解决问题的深入都为民盟历次会议所未曾有的。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进行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研究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当前存在的问题，交流经验，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进一步调动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他又传达说，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大会、分组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和谈心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始终贯彻了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精神，采取了‘神仙会’的方式，大家谈谈、听听、看看、想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深入学习的会议，是动员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和逐步改造世界观的会议，收获很大，每个人都在这次会议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会议一致认为‘神仙会’的工作方法，是群众运动的一种工作方法，是一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大会决议已认定：‘神仙会’是帮助本盟员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好方法，各级组织在今后应把这种工作方法认真贯彻到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去。”

同以往一样，陈望道在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时总要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谈一些体会。因为他深感一个宣传员只有把自己摆进去才能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这次，又在传达中结合自己的认识谈了以下四点体会：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估计问题

由于党的领导和关怀，由于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全面贯彻，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面貌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总的估计是大有进步，还有问题。这大有进步具体表现在：（一）接受党的领导方面；（二）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三）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四）自我改造方面。

存在的问题是：（一）不断革命，推动人们的进步，又使人们感到跟不上。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努力跟上去。（二）多数人在政治立场改造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又有一小部分的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三）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在很多人身上很少改变。（四）革命攻到意识形态的“尖端”上来了，实际生活日益迫切地提出了改变世界观的任务，即全面改造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任务。

二、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

消灭阶级须进行经济的改造与人的改造。

三、改造世界观

改造世界观，就是要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世界观改变过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热情和干劲，就能跟上。把世界观改变过来，就不但能够跟上形势的发展，而且能够预见形势的发展，不管中国和世界上刮什么政治台风，也就能站稳脚跟，不改变世界观，必然会有危险，经不住大风大浪。

四、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

为了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决不可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而且应当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对我们每个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1961年，是我国国民经济遭受自然灾害的第二年。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于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又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1960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进行整风整社。

1961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草案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解决社队规模偏大、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在国家困难时期，党及时作出各项政策的调整。陈望道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及地方政协负责人，始终同党保持一致，并且尽力做好宣传工作，沟通党同知识分子的联系，称得上是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了。

【注释】

[1]《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260页。

[2]同上书，第268页。

[3]未刊稿。

[4]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