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　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陈望道自1949年9月作为一名特邀代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起，就开始登上新中国的政治舞台，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他除了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二、三、四届副主席外，还在中国民主同盟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出任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副主任委员，四、五、六届主任委员以及民盟第三届中央副主席。

1954年起，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他又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历届委员。

数十年来他在上述许多活动中，努力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繁荣学术的“双百”方针，以及党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10月，陈望道与复旦大学的陈建功、周谷城、方令孺三位代表前往首都北京，光荣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校后代表们在登辉堂（现名相辉堂）向全校师生作了详细传达。

他在传达中充满自豪地说：“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使我国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精神传达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复旦人，也深深激励着陈望道本人，使他更加充满信心，更加激情满怀地投身到各项工作中去，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沿着党中央所指引的方向奋勇迈进！

从此以后，他无论在学校行政工作还是党派工作中，始终牢记毛主席关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一教导，始终把尊重党的领导和依靠党组织的支持放在首位。同时，他还认为，尊重和依靠党的领导就应努力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曾说过：“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方针政策是我们前进的方向。”^[1]他在主持民盟市委工作期间，常对民盟市委的其他领导成员说：“要领导好民盟的工作，执行党的政策是个关键。在平时工作中，若是在经济上多花费一些开支，这个损失毕竟有限，因而事不算大；如果偏离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犯政治上的大错误，这可是涉及方向性问题的大事。作为一个民盟市委领导成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否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2]

陈望道又认为，要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就“应时时与同级党组织取得密切的联系”^[3]。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经常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改正工作中的缺点。他还以为，在工作中“最好讲讲党性，自动地服从党的决议。党性不一定要是党员才讲究，非党员也最好讲讲党性，尤其是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

此外，他还认为，党派工作在强调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动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发挥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实现多党派合作。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实行多党派合作这一指导思想，在陈望道的思想上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早在1957年，他在民盟会议上所作《两件大事》的报告中就曾说过：“民主党派工作一方面是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还要自己负责贯彻执行，不事事依赖党，更不要把一切责任推给党。”他认为，民主党派依靠党的领导，并不等于要共产党包办代替。党派工作既要接受党的领导，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发挥民主党派自己的作用。民主党派成员还应真正发扬主人翁的精神，不但勇于参政，而且敢于负责。他认为民主党派对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既然是共同协商通过了的，那么以后发现存在缺点和错误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能一概把责任诿给执政党。

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又要敢于认真负责，这是陈望道一贯的思想认识。在他主持复旦大学校政工作的20多年里，在尊重党的领导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发挥行政领导人员的作用，始终认为党的领导并不能代替行政部门的作用。一直主张校长必须有职有权，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责和权力。他对学校的一些重大决策性问题，总是事先认真参与讨论，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事后又敢于承担责任，因而深受大家的敬重。

陈望道作为一个党的社会活动家，深知在尊重党的领导的同时，还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他又认为，不论是从事学校工作还是负责党派工作，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是一切工作的关键。他常说：“政策执行好了，人的工作也就做好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项工作也自然就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陈望道自己就是位老知识分子、老专家，他深深懂得知识的价值，也清楚地了解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高等学校是培养各门专业建设人才的场所，又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因此，只有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他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以及负责民主党派工作期间，在尊重知识和爱护人才方面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复旦大学的一代甚至几代教学骨干和学术带头人都是在他大胆选拔和启用，以及悉心关怀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

人们注意到，他虽然担负着许多重要行政职务和社会活动，但在平时却从不深居简出，而是经常深入到基层中去。他没有丝毫架子，常在百忙中抽空到老教授家中去登门拜访，同他们亲切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

他处理事情冷静持重，看似不苟言笑，异常严肃，其实是位很容易接近的温文长者。他待人诚恳，又善解人意，很会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在盟内会议上，每当听到复旦教师之间有些隔阂，或者工作上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时，我们总能听到他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找他谈谈。”说话时还总带着浓重的义乌家乡口音。于是，他或是邀请这位教师上他家里去，或是亲自登门造访，同他亲切交谈，虚心听取他的意见，耐心开导和帮助他。许多问题一经由他出面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建国以后，他以专家、学者身份开展知识分子工作，坚持以文会友，积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由于他对知识分子的疾苦深有体会，因此能将心比心；又由于他与知识分子有共同的语言，彼此也就能以平等的态度进行交流，还能通过现身说法去影响别人、说服别人。他还善于把思想工作贯穿到日常的业务活动中去，落实到经常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使思想工作真正做到点子上，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而深受广大教师的尊敬和爱戴。许多中老年教师也非常愿意找他谈心。

在高等院校和民主党派内，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执行“双百”方针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日常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实践中，陈望道带头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坚决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他历来反对人云亦云的重复劳动，认为那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只有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对文化有所创造，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为此，他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总是敢于创新，积极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勇于充当对立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为了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活跃语言学界的学术空气，不顾年迈和行政事务及社会活动的繁忙，带头登台讲学。

在主持民盟工作期间，他总是全心全意地为促进民盟的发展而努力，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于盟内领导职务的安排，排名的先后次序，他一直是很谦让的。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是搞学问的，正职理应让别人去担任。在荣誉面前，他非但自己不伸手，还勇于做盟友的工作，常出面去做一些协调平衡的工作，促进了民盟内部的团结。

根据陈望道本人的书面请求，以及他一贯的政治立场和表现，中共上海市委于1957年5月31日发出了给党中央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报告发出后仅相隔20天时间，市委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57年6月19日发来的批文：“同意上海市委关于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在中央组织部文件上署名的，正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邓小平同志。至此，陈望道又终于回到了党内，实现了他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愿望。在他重新入党时，党中央及市委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党员身份。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这一决定。从这以后，他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几乎在他入党的同时，一场反右派斗争的风暴席卷祖国大地。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党在阶级斗争的指导理论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也出现了“左”的偏差，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表现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上面。

1957年4月，在复旦大学以及民主党派组织内展开了“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6月，便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由于斗争面的一再扩大，严重挫伤了一些敢于向党直陈己见的耿直的知识分子。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精神和身心健康上都遭受严重的打击，给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运动一开始，陈望道作为民盟上海市委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主要成员，必然遵照党中央和市委做出的决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当时的运动中去。最初他的思想认识是，既然有人想利用共产党整党的机会来搞垮党的组织，反对党的领导，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起来捍卫党的利益，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随着斗争面的越来越扩大，他开始困惑起来了。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越来越不理解了，因而经常处在一种互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相信党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发动这场运动是及时的，自己理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同党保持一致。当时，他被安排出席由市委领导直接掌握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双周联席会。每次会上，市委书记柯庆施都要点名让他发言表态，他必须照办；而另一方面呈现在他面前的却是许多过去的同事、学生，一夜之间被定为右派。昨天还是人民队伍里的一员，忽然成了敌我矛盾，变为人民的敌人时，他有点茫然了。尤其当他们一个个愁容满面地找上门来，拉着他的手痛哭失声地一再申述、表白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要反党，恳求老师伸出手来挽救他们的时候，他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曾兼任他在民盟工作的秘书江泽宏回忆说，每当他去参加市委组织的反右运动一些会议之后，在回校的路上坐在小车里总是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他苦苦思索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既不愿意怀疑党的政策，又相信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不该是敌我矛盾。基于他当时的立场，不可能公开发表有悖于党的政策的一些言论。在那段不寻常的日子里，他只有通过自己的工作，不断去影响一些同志，使他们免于遭难。于是他频频去找一些同志谈心，耐心地启发和劝导他们，他要尽自己一切可能，尽力去“挽救”他们，要伸出手去“拉”他们一把，争取少错划一些。在当年复旦园内，确有几位教授，正是由于他及时进行了“工作”，才最终免除这场厄运。

到了运动后期，对于那些已经被错划的同志，他也坚持与人为善，耐心地对他们做了许多开导工作，希望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党失去信心，要求他们努力工作，加强学习和改造，争取早日获得党和人民的理解，尽快“摘帽”。还要他们坚信，总有一天党会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们的。

运动结束后，他又对他们及时做了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随时注意观察他们的细微的变化，找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向前看，发现他们思想稍有提高，就及时加以肯定。平时还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参加一些会议，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同群众接触，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从而有利于进一步调整思想。与此同时，他又向盟内的干部进行交待，要他们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强调必须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每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当他们一旦摘去了“帽子”，就应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有丝毫的歧视，并且要继续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

当年，一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如沈志远等，起先在思想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正是在同陈望道交谈之后，才逐渐稳定下来的。后来沈的表现较突出，因而第一批就摘去了“帽子”。据说当年在复旦大学被错划成“右派”的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如孙大雨、张孟闻、李炳焕、陈仁炳、乐嗣炳等都曾先后求助于他，都曾得到过他的耐心帮助和鼓励。通过他及时的思想工作，多少弥补了由于当时一些党员同志工作简单化所造成的损失。

陈望道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热情关怀和帮助知识分子的美德，是党内外众口交誉的。凡是同他交谈过、接受过他帮助的同志都称道他做思想工作从不说教，从不依势压人，而是采用一种谈心的方式，劝说的方式，循循诱导的方式，丝毫没有那种“左”的、批判的痕迹。因而他在学校老教授中，在民主党派内享有较高的威望，大家都非常敬重他、爱戴他，尊称他为“望老”。

1958年初，反右整风运动刚结束，党号召知识分子制订红专规划，加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陈望道带头制订了个人红专规划。这份订于1958年2月28日，修改于3月25日的个人规划包括以下12条内容——

我决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老当益壮的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制订个人规划如下：

（1）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

（2）彻底肃清阻碍事业和工作前进的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和娇气。特别注意肃清知识分子最易染上的骄气和暮气。

（3）彻底肃清轻盟思想，经常关心盟务，同盟内同志共同努力，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条件。

（4）通过社会实践，向工人农民学习，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5）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力求融化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6）力求复旦大学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又红又专”、“克勤克俭”、富有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特色的大学，决定在中文系等处种“试验田”。

（7）争取恢复每日研究语言文字的习惯，以一定时间（每日约二小时）精读《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著作及其他著作，从中探索语法修辞规律。

（8）争取恢复经常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习惯，力求运用方法更为精确，更为灵活。

（9）与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同志共同努力，争取在三年内完成语法论文六篇，合成《汉语语法试论》著作一部，并为研究现代汉语修辞做好准备。

（10）与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其他部分的语文同志共同努力，争取研究室和复旦大学的语法修辞研究工作在三五年内成为全国研究中心之一。

（11）积极参加上海语文学会工作，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工作，积极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2）争取每日做十分钟以上的体育运动。

陈望道这份个人红专规划订得十分全面和具体，既充分体现了他那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也反映了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加强自我锻炼自我教育的心迹。这份规划既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份个人的珍贵的历史档案。

同年8月，反右整风运动结束后，他在民盟组织内写下了一份整风思想小结。小结有以下六部分内容：

（一）更加了解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思想全貌，特别是多数中间成员的政治、思想全貌，因而更能了解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方针的精神和民主党派应有的责任。

（二）更加了解民主党派需要促进成员加强自我改造，需要促进成员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服务，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

（三）更加了解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要做好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也必须充分发挥干部的集体智慧，结合民盟的特点，创造性进行工作，才能在盟内创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便取得潜移默化共同提高的效果。

（四）对于民盟这样重要艰巨的工作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经验工作能力大不相称，必须立志边干边学，时时学习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方法，改正简单粗率的工作作风，准备做到老，学到老，准备同干部一同努力把上海民盟工作做好。

（五）我也准备把我担任的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同时做好。

（六）现在我已经把做好民盟工作作为自己份内事，不把它作为额外负担或临时负担，而且有决心和信心同干部一同努力把它做好，只是工作还未能得心应手，而因兼职稍多，有时也颇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种种缺点还待进一步加以克服。

这又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

【注释】

[1]陈望道：《伟大、光荣、正确的四十年》。

[2]访问寿进文等记录。

[3]陈望道：《两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