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尽艰难险阻和长期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陈望道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理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已经成为现实，为此，他由衷地感到欣慰。从这以后他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并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投身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中去。党和人民对他亦表现出无限的信赖和尊重，一再委以重任。

1949年7月2日新中国诞生前夕，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陈望道和复旦大学的方令孺，以及袁雪芬、张乐平、白杨、倪海曙等作为华东地区代表团的成员，于6月底一起动身北上。华东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冯雪峰。代表团启程这一天，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特地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出发当晚，华东军管会的许多领导都到车站为代表们送行。当时奏军乐，放鞭炮，气氛十分热烈。次日清晨抵达南京，南京市军管会招待代表们在励志社休息，傍晚，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又宴请了大家。饭后渡江至浦口乘车。这是津浦铁路线修复后通往北方的第一列列车。此时淮河铁桥尚未修复，到了蚌埠仍需渡河换车，整个行程共走了四天三夜，但是由于代表们的心情都十分舒畅，一路上有说有笑丝毫不觉得疲惫。陈望道的情绪也特别好，微笑着听大家聊天，漫画家张乐平兴致勃勃地拿起画笔为他画了一张速写。旅途中，他受到了冯雪峰团长及倪海曙的悉心照顾，师生的情谊浓又真。

1949年6月陈望道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在列车上（张乐平速写）

到达北平后，陈望道与少数老年代表被接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其他代表则被安排在前门外大栅栏李铁拐斜街“留香饭店”。这次会议特别长，开了将近一个月。除了成立全国文联组织外，还成立了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协会。代表在会议期间受到党中央的热情款待，每个代表得到了会议赠送的一套灰布人民装和一套人民文艺丛书。大家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知识分子的无比关怀。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对陈望道表现出特有的尊崇，不仅使陈望道本人深受感动，也使与会的代表受到鼓舞。这次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周恩来副主席长达六小时的政治报告。报告前，周副主席首先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欢迎，接着又提到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也风尘仆仆地来参加这次盛会。当他提到陈望道时，还特地招呼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1]从这以后，陈望道的政治生涯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7月底，出席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的代表们开始踏上归程。在归途中，8月1日的南京《新华日报》报道了陈望道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副主任。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张志让等。

这项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陈毅主任、粟裕副主任签署发往复旦大学的命令全文如下：

国立复旦大学：

兹派张志让、陈望道、钱崇澍、卢于道、周谷城、潘震亚、李炳焕、章靳以、金通尹、章益、胡曲园、张明养、胡文淑、张薰华、谢发楸为常务委员，张志让为主任委员，陈望道为副主任委员，以周谷城兼教务长，胡曲园兼秘书长，陈望道兼文学院长，钱崇澍兼农学院长，卢于道兼理学院长，潘震亚为法学院长，李炳焕为商学院长，除分令各新任人员即日到职视事外，着该校原有负责人克日办理移交，并将交接情形具报。此令

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

1949年7月29日

由于正主任张志让此时已抵达北京，不久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而始终未能到校任职。陈望道便挑起这副重担，配合军管会代表李正文，带领全体校务委员会，着手对旧复旦大学实行接管，在短时期内很快地恢复和稳定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以及完成各项工作的整顿。

校务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迅速核准在解放前夕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离校的师生回到学校复职复学。1949年秋季开学前又完成了同暨南大学和同济大学文学院的合并工作。

解放初的复旦大学有文、理、法、商、农5个院20多个系（科）。为了发展人民高等教育事业，1950年高校初步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之后，校务委员会又计划续聘或新聘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如冯雪峰、唐弢、李健吾、徐铸成、刘佛年、陆诒、倪海曙、周有光等专任或兼任教授，以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接着又逐步调整了院、系两级领导班子。为集中精力搞好校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陈望道先后辞去了文学院长、新闻系主任的兼任职务。新闻系主任一职，原计划聘请金仲华兼任，金仲华因另有高就不克来校任职。之后又聘请恽逸群担任新闻系主任。采取这一系列措施，正是为了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1949年9月，陈望道作为一名特邀代表赴北京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同年12月，陈望道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他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

1949年底，为配合建国初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政治学习委员会，在全校师生中组织了为期三周的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学习结束时，校务委员会特地发出文告，号召大家认真总结。文告中说：“为着把学校办好，为着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教育，为着要把复旦大学变成真正的人民最高学府，特号召大家对本学期的学习、工作作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总结，务必得出结论，以为下学期进行改革的依据。”

以后，学校为了提高教职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设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议定“马列主义研究会依校务委员会的决议直接向校务委员会负责”，并暂时决定先开设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由全校教职员自由参加学习研究。

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的关键也就是要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为达到上述目的，在陈望道的领导下，校务委员会决定在1951年推行集体教学制度的办法，建立在系主任领导下的教学小组——教研组，并责成各系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加强教学过程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教师和学生都要明确教学的目的性，并要求系主任随时检查教学计划执行的情况。为加强全校的图书管理，校务委员会还设立了图书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在当时还号召全校教职工拟订工作公约和学习公约，以培养与建立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学习态度。

5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校内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的开展，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复旦大学的领导是必要的。复旦大学党组织于1951年宣布公开，结束了几十年的秘密状态，既有利于党的领导，也是把党组织的活动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中。以陈望道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

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把魔爪伸向鸭绿江边，眼看即将威胁到我国神圣领土时，校务委员会于是年年底号召全校师生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校，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1951年1月学校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0月，校领导又组织文法学院师生奔赴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接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1952年春开始，又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从而使全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也有了较大的发扬。

在复旦大学实行军管的两年时间里，陈望道几乎主持了全部校务委员会的常委会及全体委员的会议，主管着学校的日常行政事务。他亲自审阅所有的会议记录，修改和饰润每一件文稿，并在自己用毛笔修改过的地方端端正正盖上了他的红印章，以极其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还十分重视文书档案的建设，于1949年11月9日的校委会的记录上亲笔签署了下列意见：“历次会议记录用十行纸复写三份：一呈高教处，一存主任室，一存秘书处，再由第三次会议起，每次会议记录油印分发各单位。”

复旦大学文书档案馆至今完好地保存着全部文书档案，这同陈望道一贯重视学校的档案建设这一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以陈望道为首的校委会在接管复旦大学的两年多时间里，在配合建国初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在整顿和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中，在实行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各项改革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为在以后进一步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