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加紧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一面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挑起全面内战，于是中国人民同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重庆复旦大学的爱国师生，在抗战胜利后的最初的斗争是围绕着反对内战和争取国内和平而进行的。他们在同校内外的反动势力经过半年多的较量之后，便开始准备复员，迁回上海原址。1946年度的下半学期学校提前结束，5月开始放暑假。随同学校迁回上海的师生自6月份起分水陆两路踏上归程。其中尤以陆路为主，先后经川陕公路、陇海、津浦、沪宁铁路返回上海。水路一行则乘轮船直下上海。9月底复员工作基本结束。陈望道也随大队人马回到上海。
复旦大学重庆部分迁回上海后，沪、渝两地师生合并，学校规模较前有了扩大，不但院系及图书设备、校舍等有了扩充，而且教师的阵容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大。全校共有168位教授、37位副教授、109位讲师，其中不乏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周予同、洪深、方令孺、章靳以、全增嘏、卢于道、胡曲园、漆琪生、李炳焕、严志弦、张孟闻、孙大雨、赵景深、潘震亚等。复旦大学在教育界的声誉和地位不断提高，前来报名投考的人数也大为增加。
尤其是李登辉校长在1947年7月5日复旦大学复员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上，向全体毕业同学提出了“服务、牺牲、团结”的复旦精神之后，更使全校师生的精神为之一振。李校长在向大家解释复旦精神这几个字时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生制服，你们穿过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又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要团结。全体人民的团结，中国才有希望”。他还说，“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李登辉先生（1873—1947），1913年出任复旦公学校长，1917年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为办学理念，一生从事教育，贡献复旦，被誉为“复旦的保姆”。
遗憾的是李登辉校长就在这年冬天不幸患脑溢血与世长辞，复旦师生不胜哀悼。陈望道亦写了《悼李校长登辉先生》祭文。他在文中追思说：“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校长的最好典型。最近去世，至可痛悼。先生曾以服务、牺牲解释复旦精神。先生自己就是服务的、牺牲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和平的，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的，先生对于我们的启发无限，我们对于先生的尊敬痛悼也无限……我们祝望先生崇高精神永永远远在复旦，永永远远在人间！”[1]
正如陈望道所祝愿的那样，李登辉老校长的崇高精神，以及他所提出的复旦精神，时刻鼓舞着复旦师生，鞭策他们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努力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复旦是一所具有民主与爱国传统的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与昆明的西南联大同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争夺和控制这块园地，先后派遣了不少特务学生免考进入学校，因此学校的反动势力也相当强大，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和军统分子曾多达200多人。但是复旦的进步师生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受压，始终站在各项斗争的前列。于是反映在复旦学校内部的进步力量与反动特务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就十分尖锐、激烈了。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陈望道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配合和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尽力保护革命师生，并一如既往地再三要求地下党同志把工作的意图随时告诉他，以便更自觉、更有效地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
迁回上海的复旦新闻系，仍然是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在学校开展的各项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新闻系的师生，总是站在最前列。新闻系的学生除了主办《复旦新闻》外，还与其他系的进步同学一起联合办起了《大学生活》、《世纪风》等二三十种壁报、社团，配合当前形势开展各种宣传。这一系列工作又都得到系主任陈望道及其他进步教授的有力支持。
复员后的复旦师生参加的第一场重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便是抗议驻华美军的暴行。
1946年12月24日夜晚，北大女生沈崇遭到美国士兵的残暴强奸。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复旦校园里贴满了揭露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12月30日全校女同学发起“控诉揭露美帝暴行大会”，却遭到三青团书记苏长庚等的捣乱和破坏。31日，复旦与其他各校代表又开会决定组成“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议定于1947年元旦举行全市性的抗暴游行大示威。
是日，复旦同学七八百人由虹口公园出发，经四川北路进行游行示威。学生沿街高喊“反对美军暴行”、“美国兵滚回去”等口号。下午游行队伍在外滩公园与16所大专学校及16所中等学校的同学汇合，聚集了约一万余人，排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南京路进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社会影响极大[2]。复旦大学方令孺、洪深、沈体兰、陈子展等37位教授，也于元旦这天发表《正告美国政府意见书》，揭露美国妄图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反动政策，全力声援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上海地区的大专院校教授的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主要负责人为张志让、沈体兰、蔡尚思等，负责联系“大教联”的地下党员为曹未风和李正文等。陈望道在“大教联”刚成立时就加入了，据“大教联”成员郭绍虞、蔡尚思回忆说：“这是比较秘密的组织，所以参加的人员一般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人数不很多。”[3]“大教联”成立后，紧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利用一切合法地位进行公开的斗争。“经常地并及时地在左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上发表宣言，内容主要是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法西斯专政、反签订卖国条约、反美扶日和支持罢工、罢教、罢课等等”[4]。此外，“这个组织还经常采用联谊聚餐等方式集会，讨论时局或由地下党同志作有关时局和解放区情况的报告，鼓励会员更加勇敢地进行斗争。大约每星期至少集会一次，地点无定”[5]。
为了团结广大的进步教职员去争取民主和生存的权利，不久，在上海又成立了一个旨在联合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的教授的“大学教授联合会”，陈望道担任了这个组织的主席。这是一个中间偏左的组织。两个“大教联”组织在赴南京请愿时就合并了。陈望道在主持教授联合会工作时，积极依靠地下党的领导，使该组织的各项工作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
1946年底的全国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斗争，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上旬，已成为蒋管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标志。眼看这场反美爱国斗争的火焰愈烧愈旺，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竟在北平市大肆搜捕无辜百姓，进行镇压。一夜之间被捕的人多达2000余，除学生外尚有许多教职员及一般文化界人士。大搜捕后，北平的知名人士许德珩、钱端升等13人联名发表抗议书。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大学教授66人签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响应北平的教授，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捕人。复旦大学在宣言书上签名的有王师复、方令孺、陈望道、朱复、周谷城、余楠秋、周予同、陈子展、洪深、马宗融、胡文淑、卢于道、张志让、章靳以等39人。
随着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反映在学校内部的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复旦三青团书记苏长庚利用所窃取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职务，疯狂叫嚣要把复旦变为“反共的堡垒、灭共的基地”。面对这一反动挑衅，复旦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决定由系科联合会出面，参加4月份的学生自治会执委的竞选，争取把学生会的领导权从反动分子手中夺过来，取得领导群众的合法机构，去迎接斗争高潮的到来。于是围绕着复旦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竞选活动。这场斗争是以进步同学一方组成的“五院联合竞选团”及另一方组成的“不谈政治竞选团”之间进行的。竞选的结果，自然是“得道者多助”，“五院联合竞选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17名候选人就有16名当选。而“不谈政治竞选团”遭到惨败，仅有一人当选。从此，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就掌握在进步同学的手中。
学生自治会竞选一结束，复旦师生又立即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红五月学生运动中去。
自从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后，给蒋管区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广大民众重又陷入绝境，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师生也濒临饥饿的边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它鼓舞全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的斗争。蒋介石卖国政府陷于全国人民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1947年4月开始，南京等地大专院校的广大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集会、示威游行、发通电、写宣言、罢课罢教等方式，同国民党政府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把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教育经费、抢救教育危机的呼吁，进一步发展为“反迫害、反内战”的政治斗争。
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3000余人，为要求增加公费生伙食费进行示威游行。上海地区也有交大、复旦、暨南、大同、之江、同济、上海医学院等9所院校的进步师生，先后起来进行反饥饿的斗争。5月17日，上海市国立高校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决定派代表进京支援南京学生的请愿。复旦“系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从17日上午开始罢课，并要求学生自治会派代表进京请愿。18日，交大、暨南、复旦、同济等校学生决定派代表赴京。19日，上海大专院校30名学生代表联合杭州浙大7名学生代表一同进京，然后会同南京学生一起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
5月20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不料在请愿途中，竟遭到警察、宪兵、特务的殴打，当场被打致重伤者8人，被击流血者50余人，从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五二〇”惨案。
22日晚，复旦进京代表回校后在子彬院101大教室向同学们汇报了“五二〇”惨案的经过情况，激起全场的义愤。可是特务分子竟通知军警到校，将会场包围起来，同学出去一个，特务就逮捕一个，又制造了一起“子彬院逮捕事件”。当晚即有5位同学被捕，其余同学就只得坐待会场直到天明。事后，同学们严正要求校方保障安全，并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同时还做出罢课三天的决定，以示抗议。
对国民党军警蓄意制造的这起“子彬院事件”，复旦的教授们感到无比气愤，便于24日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罢教以示抗议，并声援同学。洪深、潘震亚、陈望道、陈子展、张定夫、周予同、周伯棣、周谷城、马宗融、章靳以、张孟闻、张明养、肖乾、胡文淑等14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此次学生请愿的意见》指出：“学生要求教育经费，要求改善教授待遇，要求增加学生公费，并且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盖以内战直接厄及大学教育也。目标如此单纯，道理如此明显，而以请愿的方式出之，我们站在教授的地位言，不独无法非难，且认为此或足以刺激贤明的当局，以谋问题之有效解决。”政府“对赤手空拳的请愿学生加以逮捕，加以殴辱……正是制造纠纷”，希望能早做合理解决。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复旦学生运动的镇压，并未就此停止。仅仅相隔三天，又制造了一起“国权路血案”事件。5月26日，张志让、邱汉生、顾仲彝、孙大雨、卢于道等教授就“子彬院事件”联合交大、暨南等校于是日下午会见吴国桢市长进行交涉。傍晚5位被捕同学获释。复旦同学在子彬院101教室召开欢迎会。特务学生苏长庚等又指挥军警在国权路旁埋伏。9时许散会后，男同学返回宿舍，军警突然以鸣枪为号冲进人群，并用带钉的棍棒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当场打伤30多人，5位受了重伤，4人住院治疗。校长闻讯及时赶到，特务学生苏长庚虽被扭送司法机关关押，但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国权路血案”发生后，同学罢课，教师罢教，章益校长迫于群众压力，也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然而，面对师生们的愤怒抗议，国民党特务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露出狰狞面目，他们不仅封闭了报道复旦学潮的《文汇报》、《联合晚报》，还于5月30日凌晨在全市进行大搜捕，总共捕去学生50余人，复旦就有11人被捕，占全市被捕总数的五分之一。
5月30日夜晚，天漆黑漆黑的，复旦园内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由于地下党筹备组事先已获悉敌人将再次伸出魔爪，多数进步同学都已有所准备。新闻系同学何晓沧，这天因身体不适早已和衣躺下了。突然有人前来通知他，要他到洪深教授家中暂避。待他来到洪深家时，见已有孟庆远、聂崇彬、沈关兴三人在那儿，于是决定转移到陈望道家中。洪、陈两家离得很近，当洪师母前去同陈商量时，他满口应允。因何正在病中，故一到陈望道家便倒在楼下的“榻榻米”上睡着了。天刚蒙蒙亮时，陈望道便下楼来告诉他，“昨夜特务在他屋外用手电来回不停地照，自己整夜未敢合眼，以应付不测。此刻外面仍在到处抓人，千万不可外出”。接着又让他转移到楼上隐蔽起来，直到警报解除才安全出去。何晓沧，又名何刚，系进步同学中比较活跃的头面人物，亦为敌人监控的目标之一。这次正是在陈望道老师的掩护下才躲过这场搜捕的。事后知道，敌人在学生宿舍抓不到捕捉的对象，便到教工宿舍去搜捕。结果，孟庆远等三人不幸在洪深教授家中被捕[6]。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这种倒行逆施的暴行，复旦教授们再一次表示强烈抗议。5月31日，陈望道、周谷城、洪深、陈子展、钱崇澍、张定夫、吴剑岚、夏炎德、吕玉文等共99人联名发表罢教宣言，要求按当时法律条文对特务行凶予以指控，声称“同人等悲痛之余，亦无心讲学”，一致罢教，以示抗议。教授们还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到处奔波。
6月7日，上海被捕学生家长联合会成立。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直至7月8日起受害学生才陆续被释放。这年暑假，洪深教授被学校当局无理解聘，张志让、周谷城亦分别被解除了行政职务，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共有16名，以各种借口被迫离校的多达数百人，一些在运动中比较暴露的进步同学骨干也暂时进行了撤退。暑假后，复旦的学生运动一度趋于低潮。
作为一名学者，陈望道在支持民主爱国运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所热心从事的语文事业。1947年2月，他和郭沫若、叶圣陶、金兆梓、方光焘、郭绍虞、倪海曙等29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由他亲自起草了《‘中国语文学会’成立缘起》。他在《缘起》中写道：
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渐进步，趋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确和适当。在现代中国，有很多语文问题没有解决。关于语文的原理原则，大多数须待介绍和阐明。对于各个问题，彼此又见仁见智，须得会商协议，求得共循的道路。同人认为我们除各自努力研究外，还有集思广益共同探讨的必要。因此在上海组织这个“中国语文学会”，期望参加的朋友以实际语文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做到原理原则的探讨和介绍。我们希望同道的朋友热烈参加，共同努力，对于现代中国语文能有我们的贡献。
这则刊登在1947年2月14日《文汇报》上的《缘起》，文字虽不多，但已经把语言文字问题与社会的重要关系，语文工作者的职责以及成立本学会的宗旨和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明白了。
“中国语文学会”的成立大会是在3月某日的一个下午，于“开明书店”编辑部召开的，选出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琛、郭沫若、郑振铎6人为监事，会上还决定设立研究组，筹建“语文图书馆”，以此促进语文事业的发展。当天报纸还特地为此发了消息。
同年年底，为纪念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出版50周年，陈望道撰写了《试论助辞》这篇长文，对汉语中的助辞作了详尽的探讨。全文刊登在《国文月刊》第62期上。《马氏文通》初版发表于1898年，到1948年方是50周年。陈望道于1947年12月写成此文，并于当月刊出，显然有先期纪念的意思。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对他们的系主任陈望道教授依旧非常崇敬与仰慕，报刊上常有介绍他的文章。1947年5月的上海《大公报》上就曾发表过署名虚湜的文章。作者在《陈望道——文坛人物杂记》中对陈师不无赞美之辞。文章说：
在中国文坛上，陈望道先生可说是一位烁烁的巨星。他是浙江金华义乌分水塘村人，早岁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东洋大学，专攻文学及社会科学。归国服务于教育文化界上达三十年的历史。他的门墙满天下，著名的祝秀侠、夏征农诸君都得力于他的造就甚多。
不长不短的身材，带着浓厚的浙江口音，在课堂上讲解的时候，有时就必须仗着粉笔来仔细说明，但是一到下课的时候，和他闲谈却并没有因乡音的隔阂而感到疏淡，相反地，凡是跟他接近的友人、学生，都觉得有种从容而亲切的快感。
从五四运动以来，望道先生就一直站在思想的前线。陈先生研究与工作的业绩，无不彰彰在人耳目，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一句“等身”的。尤其包含在《望道文辑》这本书里的，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学说宏博，而且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论及都有精辟的见解而足以反映时代的动态与暴露政治的混沌。
一提起望道先生的著作，自然而然地会使人联想起那部辉煌的巨著《发凡》，这部书在中国的修辞学部门，的确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其搜罗的广博，论断的精详，迥非一些一知半解的修辞学论者所可企及。现在各大学的文学系，差不多没有一处不用这书作课本，其成就则可想而知了。
他研究的学问部门包括很多，他对语文一门却始终不曾稍懈。至于拉丁文字的推行，他更是起劲的一员。
望道先生虽然看来似一个凝静的学者，然而充塞在他心地的实在有一般青年的热情。抗战爆发，他就不辞艰苦地随着学校东来，担任着复旦新闻系的系主任。而且延请许多社会上著名的作家执教，使该系造就了不少新人。但遗憾的是最近陈先生文章委实写得太少了，这使许多景仰着先生的文才的读者未免要望穿秋水了啊[7]！
虚湜这篇短文对陈望道其人作了极其生动、细腻的描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1月下旬，同济大学发生了“一・二九”学潮，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而引起的。同济学潮掀起后，复旦、交大等28所学校的1500名师生前往声援，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于是上海的学生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同年，为抗议国民党政府长期拖欠大专院校教职工的薪金，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派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索取欠薪，陈望道作为请愿代表的成员，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踏上赴南京的征程。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高校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新闻系广大爱国师生也就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和迫害的对象，而系主任陈望道教授更是首当其冲。
1948年下半年，由国民党特务分子控制的、专与《复旦新闻》对抗的一些“新新闻社”的右翼学生，搞了一份“给新闻系陈望道主任的公开信”。他们公然将这份公开信张贴在校门口一人高的大铁桶周围，同时又将另一份抄件送到陈望道家中，对他进行公开的侮辱和威胁。在这份长达万余字的公开信中，历数了新闻系的所谓种种“赤化”现象，并叫嚷“新闻系的赤化不但该系若干教授应负一定责任，而且陈望道系主任应负总的责任”。当时，在复旦校内外敌我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和残酷，“复旦新新闻社”的这一显然是蓄谋已久，并且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径非常阴险和毒辣，它不仅起到了公开打击和威胁的作用，同时也是为进一步对陈望道迫害制造借口。面对反动派的这一公开挑衅，陈望道毫不畏惧和退缩，而是继续同他们展开斗争。这可以从他在稍后一些斗争中的表现看出。
1948年8月下旬，文坛大师、教育界的前辈朱自清病逝。噩耗传来，他对这位曾与他同事多年的好友的不幸逝世深感哀痛和惋惜。8月30日下午4时，上海全国文协和清华同学会假座花旗银行大楼隆重举行朱自清追悼会。陈望道在追悼会上敬献的挽辞是：
当今主持文学教育而不诱引青年进迷宫的究竟有几人？……这几个人都可以作为文学大师，而朱佩弦先生就是这几个人中极为青年所尊敬的。他的死实在是文化教育上的极大的损失[8]！
朱自清（1898—1948）
1948年秋季后，国民党军队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节节败退，在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真正到了大厦行将倾覆的地步。这时期复旦大学的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正密切地注视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反对迁校斗争。1948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暗中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消息传来后，舆论哗然，1000多名师生联合签名反对迁校。这一事件的发生，揭开了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斗争序幕。
其次是组织应变会。除此外，还分别选举成立了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工友会等组织。1949年2月22日，“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成立。应变委员会由19人组成，除校长是当然代表外，其余名额分配如下：教授会2人，讲师助教会4人，职员会2人，系科联合会5人，女同学会1人，工友会2人，行政会2人。由校长任应变会主席，陈望道作为教授会代表参加应变会，担任了副主席，另一名副主席为学生代表程极明。
再其次是做好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瓦解敌人，去迎接胜利解放的到来。
为庆贺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之一、现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执教30周年暨59岁寿辰，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于1949年4月5日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当时，国共停战谈判正在北平进行，上海时局已十分紧张，要召开全校性的庆祝活动目标过大，十分危险。于是决定在该系新闻馆举行一次小型的庆祝会。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又将这一活动安排在国权路上的一座茶馆里举行。这座开设在国权路上的茶馆坐东朝西，虽是两层的建筑面积却不大。是日上午，新闻系在茶馆的楼上包租了半天，楼下照常营业。为了与会者的安全，也为了庆祝活动的顺利进行，组织者特意在楼下安排了几个同学扮成顾客饮茶，以观动静。此外，从学校的新闻馆、校门口，沿国权路直到茶馆门口以及庐山村（教授宿舍），都安置了学生岗哨，随时注意动向并及时传递信息。
庆祝活动从上午八时半开始，出席这次盛会的除本系教师及几个学生代表（因大多数同学均在场外服务，所以会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代表）外，尚有其他系科的师生代表及社会名流，文艺界、新闻界的人士，暨南大学及社会学院的新闻系亦派了代表参加。中国、民治两新闻专科学校分别赠送了寿联致贺。新闻、教育界的前辈于右任特地从南京寄赠陈望道立轴一副，上书“记者之师”四个大字。新闻系在各地的系友亦纷纷发来贺电或亲临参加这次盛会[9]。
大会开始后，先有两双男女同学分别向陈望道老师敬献了两只花篮和两座银盾。两座银盾上分别写着“百世流芳”及“学界泰斗”。第一座银盾的上款是：望道夫子执教三十周年；下款是：受业伍蠡甫、舒宗侨、葛克雄等近三十人敬献。另一座的上款为：望道先生执教三十周年纪念；下款为：后学陈子展、曹亨闻、赵敏恒等近二十人敬献。在复旦的几个金华籍学生以“复旦八婺同学”[10]的名义向他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青年导师”四个大字，反映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心愿和祝颂。
“席间，徐慰南、章益等均有致词，对陈氏执教30年诲人不倦及力倡新文化之精神，备至赞扬”[11]。其他10多位发言也都充满了激情，“有的颂扬先生在修辞学方面划时代的辉煌成就；有的赞美先生主持新闻系以来办新闻教育的丰硕成果；有的称道先生主办《太白》杂志的显赫业绩”[12]。其中尤以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发言最富特色。汪在发言中盛赞陈望道先生享有三个第一，即马恩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的著者，我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汪静之的这一评价极其概括地总结了陈望道30年来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成就。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马列经典作为禁书，因此有许多人包括青年学生并不知道陈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听了汪的发言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陈望道的学生倪海曙也应邀参加庆祝会。陈望道的夫人蔡葵也在会上发了言。倪海曙后来回忆说：“蔡葵师母的发言，也特别好，讲她所见到的先生的为人，听了真是感动。”[13]
最后由陈望道致答辞。他诚挚地感谢各位来宾及与会者对他的祝贺，并谦逊地把自己从“五四”以来在各方面所做的一切说成是“不过是呐喊呐喊而已”。他说：“‘五四’以后，看到时代正在变，而且变的劲头很大，于是就学先进人物的步子，跟着人家加快步伐走几步，提高嗓门呐喊了几声。”提到当年著作《修辞学发凡》，认为也不过是一种呐喊的方式。又说：“我不过是在纸头上呐喊呐喊而已，这种呐喊不过是催促生命早点降生。我不过是听从时代的召唤，喊了几声，实在谈不上什么贡献。”[14]多好的一个“呐喊呐喊而已”，在旧中国，人民实在太需要这样的呐喊了。呐喊越多，越能催促新生命的早日降生！
庆祝活动结束后，招待大家吃寿面——一碗榨菜肉丝面。倪海曙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所吃的一碗最俭朴也最有意义的寿面”[15]。
在上海临近解放时，复旦新闻系师生为陈望道先生举行这一隆重的庆祝活动，起到了团结同志和打击敌人的作用，也是学校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一次示威活动。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蒋家王朝誓与亿万中国人民为敌到底。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接着又挥师东进，迅速向江南进逼。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万状，拼命作垂死挣扎。
4月21日和25日，新华社先后播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电波传来，全国人民的精神大为振奋，也使敌人闻风丧胆。
4月26日，行将覆灭的反动派打算在上海孤注一掷，疯狂逮捕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进行空前的大屠杀。是日深夜，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复旦大学，捕去77名学生及工友2人，同时被捕的还有著名人士周谷城教授。陈望道也被列入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复旦地下党组织十分关心他的安全，通知他即刻转移到市区暂时隐蔽起来，以防不测。陈望道想起了同系的舒宗侨恰好住在市区，于是决定请他设法找个临时的住处暂作隐蔽。离校前他还非常关心同志的安全，亲自到郭绍虞教授家中，通知他立刻转移。
舒宗侨是重庆复旦新闻系的老师，与陈望道先生共事多年，现见陈望道前来求助于他，深感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信赖，于是满口答应。但又想起自己以往与共产党虽无直接联系，可是同《新华日报》的章汉夫等也有过往来，抗战时期编辑的一些画册又有不少揭露日寇暴行和歌颂八路军的图片与文章，家中也不十分安全，自己也已多日不敢回去了。考虑再三，决定将陈望道转移到徐良义的家中。徐良义是舒宗侨的好友，家住香山路15号甲三楼。此时，社会上的风声已一日紧似一日，舒宗侨决定同陈望道一起避匿在香山路。徐良义先生是位倾向进步和富有正义感的人，于是干脆把床位让了出来，自己则搬到别处去住了。陈望道与舒宗侨在徐家隐居了约两星期光景。一日，陈望道忽见在复旦训导处工作的范姓女子在前楼弄内出现，正在探头探脑地打听什么，便立即警觉起来。他意识到此处可能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住下去了，当即拿起桌上的帽子戴在头上，把帽沿压得低低的，迅速下楼从后门出去了。
嗣后，舒宗侨又将他转移到复兴中路1257号叶波澄家中。叶波澄是位有正义感的银行实业家，他同情共产党，支持民主革命，30年代曾与施存统合办进步书店，出版统一战线刊物及《抗战言论集》等进步书刊。1935年施存统自日本回国后与妻子钟复光长期住在他家研究马列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曾出资三千元支援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还曾资助过郭沫若、陈望道、杨东 、王亚南等一批进步人士奔赴内地去的路费。
上海解放前夕，叶波澄不顾家庭安危继续掩护革命事业，曾接待过郭春涛、秦德君等来家召开秘密联络会议。这次见复旦大学进步教授陈望道由舒宗侨陪同连夜逃来，更是予以热情接待。陈望道在叶家四楼住了近两个月之久，直到解放后才回到自己家中。
在这段非常时期里，舒宗侨便义不容辞地成了陈望道的联络员，陈望道与夫人蔡葵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他来传递的。有时候地下党组织也通过舒宗侨同陈望道取得联系。
解放前夕，上海高校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在此关键时刻竭尽全力地保护知识分子，使他们免遭反动派的残害。地下党上海高校负责人曹未风这时已知道陈望道安全转移到了市区，为了使他有一个合法身份还特地给他弄来一张假身份证，上面贴有陈望道本人的照片，不过用的却是化名。这张假身份证也是通过舒宗侨交到陈望道手中的。
1949年5月25日，陈望道在叶波澄家中终于迎来了上海（苏州河南岸）的解放。是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市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舒宗侨兴冲冲赶来叶家报告这一喜讯。于是大家便一道走上街头，来到复兴中路襄阳路口，慰问中国人民的亲人和救星——中国人民解放军。叶波澄还亲自为解放军端茶送水，慰劳英勇的人民子弟兵[16]。曾被帝国主义称之为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陈望道同许许多多市民一样发自内心地欢呼：上海解放了！天亮了！
在上海临近解放之际，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舒宗侨及进步人士叶波澄等为保护陈望道的安全，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1949年5月26日，上海市区解放的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推选陈望道任理事会主席”[17]。6月初，“‘大教联’与‘讲助会’合并，改组为上海教育工作者联合会，陈望道又当选为会长”[18]。这表明了党和群众对他的高度信任。
5月27日，上海市区全部解放后，复旦同学立即集合起来，把原来的防护大队改为人民保安大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复旦校园。6月20日，复旦大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从此回到人民的怀抱，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庆复旦的新生[19]！
“敌人反共，我必拥共；敌人反苏，我必拥苏；敌人反人民，我必拥人民”。这是陈望道在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自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一个自我总结。这个总结确是他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持政治立场的一个真实写照。
【注释】
[1]陈望道：《悼李老校长登辉先生》，摘自《李登辉先生哀思录》。
[2]引自《复旦大学志》。
[3]郭绍虞：《回忆大教联》，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下册，1979年5月版。
[4]蔡尚思：《上海大教联的组织内容和斗争方式》，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下册，1979年5月版。
[5]同上。
[6]1989年9月25日访问何晓沧。
[7]引自《复旦大学志》。
[8]《文潮》第5卷第6期，1948年10月1日（赵景琛记）。
[9]《复旦新闻系同学庆祝陈望道寿辰》，载《申报》，1949年4月6日。
[10]“八婺”：“婺”即婺水，位于金华境内，“八婺”系金华一所中学校名。
[11]《复旦新闻系同学庆祝陈望道寿辰》，载《申报》，1949年4月6日。
[12]葛克雄：《茶馆的盛会——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来刊稿，原件存复旦校史室。
[13]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
[14]葛克雄：《茶馆的盛会——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来刊稿，原件存复旦校史室。
[15]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
[16]访问舒宗侨。
[17]漆淇生：《大教联民主斗争概略》，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下册，1979年5月版。
[18]同上。
[19]引自《复旦大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