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潜庐”星火

陈望道在重庆复旦大学工作期间，一如既往地站在坚持抗日救国、拥护民主与进步的立场上。为此，他和复旦地下党组织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紧密配合地下党同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日寇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狼狈溃败，失地千里。这年年底，日寇的前锋已到达贵州独山，重庆震动。复旦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日真内战的反共面目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日夜窥视我解放区，为消灭“异己”，不惜出卖民族利益，配合日寇又大举进攻我解放区。

中共地下党在复旦的“据点”，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全校师生展开“国是讨论会”，讨论分析当前国内的形势。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开赴农村去打游击。重庆《新华日报》也公开号召青年学生到解放区去，到农村去，准备坚持对敌斗争到最后的胜利。

1945年，新四军第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要求南方局输送干部。中共在复旦的“据点”也动员了大批爱国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及四川农村去，人数多达百余人。敌人对此恨之入骨，并加紧了对进步师生的迫害。复旦校园内在1945年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几起轰动社会的政治事件。

第一起事件是反对特务迫害费巩教授的斗争。

1945年3月5日，复旦校友、浙江大学教授费巩，从重庆千厮门码头乘船来复旦，途中被特务绑架。复旦师生获悉后发表告各界人士宣言，呼吁救援费巩教授，使他早日恢复自由。国民党当局竟矢口否认绑架之事。但后来事实证明，国民党特务灭绝人性，早已把费巩教授杀害并推入硝镪池中毁尸灭迹。救援活动最终虽无结果，但敌人的反动面目已彻底暴露出来。

第二起是覆舟事件的斗争。

这起事件发生在1945年7月20日下午，由重庆北碚渡江至夏坝的复旦校船，在即将靠岸时因超载倾覆失事，乘客纷纷落水。当时复旦大学的三青团骨干分子陈昺德，操纵控制了渡船和救生艇，竟见死不救，致有王先民、束衣人、顾中原三名进步学生及工友一人不幸溺水身亡。陈昺德，平时腰挂手枪，在校园内耀武扬威。他为了牟取暴利，控制复旦渡船，超载覆舟后又见死不救，事件发生后全校群情激愤，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在此斗争的严重关头，章益校长却扬言要辞职。校内中共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当时教育部已由陈立夫换为朱家骅，若在此时撤换校长，国民党定将委派朱的亲信前来担任校长，若果真如此的话，必然不利于这起事件的善后处理。于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揭露特务陈昺德，决定挽留校长。当时，陈望道等许多进步教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反动特务势力开展斗争，迫使校方解除陈昺德的职务，并将他送交法院审理。在陈望道、洪深等进步教授与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师生们在束衣人等的追悼会上，揭露特务分子横行不法的行径，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的气焰。当时《新华日报》七、八两月曾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以及复旦师生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经过情况。

重庆复旦大学的广大师生，正是通过这一场场对敌斗争，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去迎接黎明前的更严酷的战斗^[1]。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在学校内部敌我双方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抗战胜利后的最初的斗争正是环绕着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而展开的。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图为当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

1945年8月下旬，日寇刚刚投降，为了争取有一个和平的局面，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飞往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会晤了复旦大学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等一批民主教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从而更激励他们去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而斗争。复旦进步师生在陈望道等民主教授的支持下，在夏坝的“新闻馆”收听延安广播，出版各种壁报和油印刊物。在“据点”核心组的领导下，广大进步同学和民主教授一道，还专门组织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大型讨论会。陈望道等教授在发言中，强烈抨击国民党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重庆复旦大学的三十余个学生团体联合举办“和平建国座谈会”，而一些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则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开“和平建国讨论会”，两个会议中间仅一板之隔，却形成鲜明的对比。参加前一个座谈会的多达五六百人，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卢于道、张孟闻、方令孺、章靳以等三十多位教授也出席了座谈会。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又有许多师生参加进来，会场内的人愈来愈多，连窗台上也挤满了人。而另一个座谈会原本参加的人就不多，后来由于主持人吹捧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会场内不断有人起身离去，以致人数愈来愈少，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了。

同年2月22日，国民党为了转移人民反内战斗争的目标，借口东北“张莘夫事件”，在重庆和蒋管区策划了反苏、反共大游行。重庆复旦部分师生受蒙骗前往参加。事后，复旦地下党领导的《谷风》壁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的这一事件的欺骗、利诱、胁迫等事实真相，特务们气急败坏地跳了出来，在校园内公开逮捕了《谷风》负责人庄明三，并强迫庄明三在校园旗杆下罚跪，恣意对他进行人身侮辱。洪深教授起来仗义执言也受到特务的围攻、石击。事件发生后，学校当局竟完全站在袒护特务学生的立场上。陈望道与洪深等教授带头签名发动罢教以示抗议。在抗议书上签名的多达七八百人。斗争的结果赢得了重庆舆论界的支持，迫使校方开除了肇事的特务学生。“谷风事件”发生后，反动派更加紧了对学校的控制。复旦许多进步学生在陈望道、洪深等老师的鼓励下，纷纷走出学校，奔赴农村或解放区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陈望道在重庆期间，始终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但他仍然坚持为党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政治上他一直是受压抑的，没有行动自由。他一度想去延安，但由于受到敌人的严密控制，无法通过去北方必经的关口——青木关。于是他就把精力集中在支持当时正在形成并日趋激烈的民主运动上。他态度鲜明地同情、支持、掩护和帮助进步学生以及学生运动。这种支持和同情，有时是公开和直接出面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是在暗中进行的。迫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他所处的地位，不能或不便公开和直接支持时，用不公开的方式所起的作用反而会更大些。举例来说，他在上课时不常公开点名，这是因为他坚信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学生——尤其是那些进步学生是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缺课的，学生不来上课常常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理应给予支持，而不应用点名的方式去限制他们，或借以暴露他们的行踪，使反动学生有机可乘。

当年，他曾对指定同他联系的地下党员邹剑秋明确表示：“请把党的意图告诉我，我会知道怎样行事的。”鉴于陈望道一贯的政治立场和对革命的态度，地下党组织在当时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

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期间，陈望道在学校北面东阳镇上一个名叫“潜庐”的院子里租了两间平房，过着十分俭朴和清苦的生活。在这个院子里，除了他和夫人蔡葵的两间住房外，其余的房间就是地下党同志的会议室和休息室，以及党所领导的外围刊物——《中国学生导报》的办公室。

《中国学生导报》创刊于1944年12月22日。导报出版的当日，重庆的《新华日报》特地在头版右上方刊出一则醒目的广告。《中导》的诞生，使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也有了传播中国学生正义呼声和进步要求的学生报纸。它是抗战以来在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进步学生报纸。《中导》一创刊就明确规定自己的宣传任务是：“尽可能反映出国统区长期遭受法西斯统治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广大学生的生活和斗争；以各种形式为他们抒发积郁的闷气，喊出要求民主的呼声，表达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愿望；促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中国学生导报》从创办到发展，始终得到了党的亲切关怀。当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青年组，是《中导》的直接上级。在创刊前夕，青年组负责人就要求把这份报纸办成为大多数学生喜闻乐见的报纸。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吴玉章同志都亲自过问《中导》的工作。1946年以后，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报纸还坚持了一年多时间，这是与遵循两位领导的指示方针分不开的。《中导》还得到许多进步教师和民主人士的帮助。重庆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曹孟君、沙千里、罗叔章等知名人士，曾专门集会为《中导》筹募经费，有时还定期捐助。

《中国学生导报》开始主要由复旦大学学生负责，后来重庆音乐学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很多大中学校都有学生参加办报。他们为办好报纸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不少学生因为办这份报纸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警告和逮捕的威胁。斗争中，有些学生被学校开除，有些则在被捕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副社长陈以文就是其中的一个^[2]。

嘉陵江畔的“潜庐”，在漫长的黑夜中，闪烁着复旦大学熠熠的星火。

【注释】

[1]转引自《复旦大学志》。

[2]邬鸣飞：《关于〈中国学生导报〉》，载《复旦新闻》1982年9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