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新闻教育事业的创举

“皖南事变”后，复旦校内革命进步力量与反动黑暗势力之间的斗争并未就此平息下来，许多进步青年，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越来越感到愤懑，迫切希望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力求进步而斗争。为此，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当时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据点”，并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从此之后，复旦的抗日民主力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复旦逐渐成为蒋管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堡垒之一，与西南联大遥相呼应。蒋介石对此十分惊恐，曾下达手令，要军警当局注意复旦大学师生中的共产党活动。1941年，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复旦大学的控制，复旦师生的民主斗争也更加激烈。

1942年，在重庆复旦新闻系兼任系主任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因遭到该系进步师生的反对，被迫离开学校。陈望道就被任命为新闻系主任，直到1950年7月，先后在复旦大学担任了八年系主任，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复旦大学新闻系成立于1929年秋。早在1924年陈望道在复旦中文系任教时就已开设了“新闻学讲座”这门课程。到了1926年，他又将“新闻学讲座”扩大为新闻学组，并由他和邵力子共同担任新闻学的讲授。1929年秋天，在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新闻专业便开始从中文系独立出去，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了新闻系，成为全国首创的一个新闻教育机构，由谢六逸任新闻系主任。当时在新闻系任教的有郭步陶（《新闻报》编辑）、章先梅（《新闻报》报馆印刷部主任）、陈万里（《民报》编辑、中央通讯社记者），都是名重一时的报界先辈。另外还聘请了戈公振、钱伯涵、夏奇峰、樊仲云等兼任教授。新闻系的“主旨乃在养成从事新闻之人材”。当时在系里开设的课程都坚持“理论与实验并重”的原则。课程的性质约可分为四类：首先是基本工具的训练，本国文学、英文、第二外国语、心理学、统计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在必选之列。其次是专门知识之灌输，包括理论与实验两方面，举凡报学概论、编辑、采访、报馆组织、管理、广告发行、照相绘画、印刷等，皆囊括在内。再其次为辅导知识之旁助，此项包括新闻记者应有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外交等知识。还有写作技术之训练，如评论练习、通讯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

以后在《三十年的复旦》一文中又明确规定了新闻系的办系宗旨为：“新闻教育为发展新闻事业之基础，欧美各报，多托学校代办新闻科，故人材辈出，报业日兴。今欲图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必培专门人才，而我国地方报纸，尤属不堪，现本系与报馆当局切实合作借收实效。”

陈望道从五四运动起就是社会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他主编过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参加过《共产党》月刊的编务工作；办过有影响的进步报刊杂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以及《太白》等；甚至还筹建过左倾出版机构——大江书铺，有着丰富的创办书报刊物的实际经验。这次他担任新闻系主任之后决定一展宏图，把全国首创的一个新闻教育机关办成红色民主堡垒。他决心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精神。“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原是陈望道先生在旧社会里长期为之艰苦奋斗的目标。此时他更努力把它作为坚持民主办系的一个政治纲领。

1943年，复旦大学的校政领导有了新的人事变动。2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任命C.C系章益为复旦大学校长。原来教育部拟调吴南轩为中央大学校长，以章益继承复旦校长。可是中央大学师生以吴南轩资望不高为理由，拒绝他前往任职。教育部遂改派吴南轩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但英士大学又远在浙江乡间，吴不愿前往，于是就留在复旦任教育系教授^[1]。

国民党行政院教育部任命C.C系章益为复旦大学校长，无疑是要进一步控制这所学校。然而此时中共南方局在复旦的“据点”，在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的直接领导下，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校内组织起一批进步学生团体，出版了《夏坝风》、《文学窗》等壁报，并和其他学校合作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还举办了各种晚会和座谈会。组织起来的进步学生团体有十月同盟、系联（各系民主学生联合会）、德社（D社）、菊社、十兄弟、民主青年同盟（U.D.Y）、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北碚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组织。当时，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同学有120多人，团结了700多同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新闻系的同学占了绝大多数^[2]。

1943年，也正是陈望道主持新闻系工作的第二年，他提出了“好学力行”四个字勖勉学生，并把它定为系铭。这是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打成一片的规条。在这样的训勉之下，新闻系的系风有了不断的改变。例如，在1931年成立的复新通讯社，这时就更有生气了。又如，每周举行一次的分析时事、讨论问题、研究学术的“新闻晚会”，更是盛极一时之事。而课外活动之壁报一项，除由本系全体同学所主办的“复旦新闻”外，更有本系同学参与工作的壁报团体计达30余种。这就是“‘学’与‘行’并重的大概情形”^[3]。

后来，他为了进一步“充实新闻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4]，亲自在重庆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馆”落成于1944年，4月5日正式开幕。馆内设有编辑室、印刷室、图书资料室、会议室以及收音广播室共十余间。“新闻馆”的建立是新闻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为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望道主任在《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这篇短文中说：“现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须解决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筹建新闻馆便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接着他又说：“承各界有识之士以空前的热忱协助，得于短期落成，至可感谢……复旦新闻学系藉社会协助，现在总算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的一小部分。我们迫切希望能够解决另一部分。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亦希望能够解决，或至少有解决的途径。我们切望能与新闻事业机关合作，能够以形影似的亲密关系开辟自己的前途，谋求人群的幸福！”

1945年4月5日，“新闻馆”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重庆的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开馆仪式，师生共500余人出席了庆典。馆门上贴了“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对联一副。于右任特地发来“新闻自由万岁！”的演讲词。他在演讲中说道：“今日欣逢复旦新闻馆开幕盛典，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学校能建筑校舍本来就大可庆祝，何况今天所落成的是新闻馆。新闻馆落成庆祝的意义，决不止平常添设几个房舍，而是这馆舍命名的含义，中国新闻事业与复旦，在过去已有密切的关系，在未来更有远大的展望。

“国内大学有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是一个创始者，复旦为什么独有此建树，自有其历史的关系，在复旦四十余年校史中，前前后后产生的新闻记者不少。四十年来，复旦同学的尽力革命，以从事新闻为最多，而复旦同学的创造中国新闻，使之革命化，以民国以前为最力。其所以数十年不息者，为自由中国，更为中国的自由，这是我们校史上十分光荣的事实。”^[5]

《新华日报》为复旦新闻馆的开幕发了“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陈望道夫人蔡葵发来的贺电为：“新闻馆落成志庆”，“培养人才，宣扬真理”。

陈望道与新闻系师生在“新闻馆”前（1945年）

这所规模不大的“新闻馆”坐落在校园的西北角上，它不仅是新闻系教学实习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成为当时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馆内收音室经常收听延安广播，新华社的重要消息一经收录下来，立即传遍复旦校园。因而这里又被师生誉为“夏坝的延安”。

陈望道出任系主任后，不仅亲自为同学开设了修辞学、逻辑学和新闻写作等课程，还兼任了“复新通讯社”的社长。他把通讯社作为同学们实习的园地，同时还在系里开设了录音实习课，同学们借录音实习的机会，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此事，不久即为中统特务发觉，蒋介石亲自下手谕责令朱家骅查明事实，并命其对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望道、李光诒、杨师曾等人要严加注意及查办。陈望道闻讯后赶紧同地下党的同志商量对策，事情才很快地转危为安。

在新闻教学的建设中，他还特别强调要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为体现“学行并重”的原则，他们除了创办各种壁报和印刷物以及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讨论时事、政治，议论哲学以及研究新闻理论外，系主任陈望道还经常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亲自出面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前来作报告，以及邀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报人前来讲授新闻业务课，扩大师生们的眼界，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同时也加强了与新闻业务部门的合作。如当时曾邀请戈宝权来系作关于“苏联新闻事业”的报告。此外，陈望道还十分强调撰写新闻评论必须具备“有胆有识”两个条件。

复旦新闻系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办得生气勃勃，师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新闻系由一个不著名的小系，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大系，前来投考的与日俱增。

对陈望道主持新闻系的工作，李光诒老师曾有过较好的评价，他说：“复旦新闻系正式成立于民国十八年秋，先是民国十五年陈望道先生主持之中国文学科中已有新闻组，追溯渊源，已有20年之历史。襄日在沪，由谢六逸先生十载经营系中规模初具。抗战军兴，辗转迁川，昔日设备尽行散失。谢先生因故离校，复由程沧波先生继掌系务。程氏旋以事牵，未克兼顾。复改由本系创始人陈望道主持。陈氏接掌两年以后，锐意整顿，旧日规模渐次恢复。现教授方面拥有赵君豪、曹亨闻、祝秀侠、王一之、冯列山、舒宗侨诸先生，均名重一时之新闻界硕彦，课程方面，举凡基本具之训练，专门知识之灌输，以及一般常识之培养，均订定完备。实习方面，有复新通讯社之设，分编辑、采访、经理三部，由同学轮流实习，每月发稿六次。颇为全国各地报纸所采用。近更极谋新闻馆之兴建，俾成立印刷所，发行报刊，充实图书设备，以期蔚为全国新闻学术与新闻教育之重镇。”^[6]

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十分爱戴和敬重他们的系主任。有一位署名T.S的学生这样描述他们的系主任陈望道先生：

“陈望道先生老是穿着那么一件深色的长袍，只是为了季候才在质料上有一些改变。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他说‘我是年轻的’。的确，他对工作永远不感到倦息。他走着老是像赶路。虽然步伐那么平稳，你总觉得他一点也不悠闲，好像也在思考。你和他点头，他的回答也是那么淡淡的。你将说他不令人乐于亲近，而你去到他屋子里讨论‘的、哩、吗、了’，他会高兴地给你谈上三四个钟头，还会递给你一支香烟的……他主编过《新青年》，辉煌了‘五四’时代的一个杂志。他主编过《太白》半月刊，用科学小品，打击那些把文化当作‘咖啡’或‘冰淇淋’的大师。他与人合译过《社会意识学大纲》以及许多有关社会与文学的书籍。他出版了《修辞学发凡》，问你为什么‘先生今人，而不先生古人’。他编辑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那是他的关于中国文法学的一部大著的‘引子’。他还在那里研究中国文字学，他思索着问你怎样地解释中国文字应走的方向。在《大众语论战》里，他提出了‘还要大众写得出’的原则。当然他是知道中国文字应该怎样改革的。

“还有应该提到的是，他说话的时候义乌的土音很重。他的话又常常诙谐的。可是只要你听懂了，你就会哭。因为他不是和你开玩笑，那里面包含着多少人类的苦难与真理。他参加同学们集会中的讨论，老是把自己看作群众‘平等’的一个。他不作结论，而只把大家引到问题解决的‘路口’。

“他说：‘不做则已……’新闻馆就是这样成功的。他在重庆一家茶馆里吃着烧饼，那是应该吃午饭的时候。他说：‘这样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力。’因为他马上还要去赶一个约会。他晚上睡在一个朋友家里臭虫很多的床上，他疲倦了一直睡到天明。

“他主张汉字应该改革，‘因为那既难记又难写’。他说：‘我不教学生做绵羊，我放他们做猴子……’他为中国文化努力着，他是一个开拓者。‘路是走出来的’。他在那里走着，而他不向你呼喊：‘你们来，到我这里来！’他知道只要开辟了路，你们是会来的，他沉默着，沉默就是最好的语言。”^[7]

复旦新闻系的学生爱戴和尊敬自己的老师、系主任，把他看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长者，而他对学生也是无限尊重，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总是放在首位。某日，新闻系的张四维与几位同学一起去探望系主任陈望道，在访问过程中，老师家又来了其他客人，张四维等急忙起身要告退。陈老师却阻止了他们，并说：“在我的观念中学生总是占第一位的，学生来探望我，我是最高兴的，我要把时间首先让给学生，作为一个教师接待好学生才是首要的。”这番话使在场的学生感动不已。张四维后来回忆说：“陈望道老师的这番话对我以后的教师生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我常会想起老师的这些教导，并时常用他来对照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做到了这点。”^[8]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复旦大学是大后方的著名民主堡垒，复旦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据点”，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如陈望道、方令孺、张志让、洪深、周谷城、孙寒冰、章靳以、卢于道、张孟闻等。党组织还通过学生进步社团出面邀请学者名流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王芸生、钱俊瑞、戈宝权、阳翰笙、胡风、老舍、黄炎培、马寅初等来校讲演，壮大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声势。

当时正在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除了夜以继日地同国民党政府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十分关心复旦大学的统战工作。他不仅指示南方局青年组在复旦设立“据点”领导学校的对敌斗争，还提出要亲自去北碚探望复旦的民主教授。陈望道后来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想亲自来校看望我们，但他考虑到当时的重庆到处是白色恐怖，特务、密探横行，担心来看望我们后，国民党找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麻烦，甚至大打出手，故特地托人捎信来问：我想来看看你们是否方便？当我们知道周总理要亲临学校看望大家，高兴极了。同时都深为周总理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关心我们人身安全的做法而感动，心里更加迫切地希望亲眼见见周总理。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转告周先生，我们欢迎他公开来。周总理得到回讯之后考虑到当时环境的险恶，就特意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复旦附近的北温泉。当天他就偕同邓颖超同志一起前来，并和我们一起愉快地共进了午餐。周总理亲临北温泉看望我们，充分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关心，使我们深受鼓舞。消息传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9]

在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是重庆地区进步学生运动的联络中心，而新闻系又是全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地下党的很多同志都在新闻系工作。这个系的许多毕业生有的奔赴抗日前方，有的辗转到了延安。为此，学校当局把新闻系视为眼中钉，并不断对陈望道施加压力。在一次全校师生于大礼堂的集会上，校长章益竟公开骂他提倡新文字是要“消灭中国文字”，是“连文字也想割据”的‘亡国灭种’之举”，并扬言要把他赶走。陈望道听到后十分气愤，便向文学院长提出辞呈。新闻系学生闻讯后连忙出来挽留，同时还传出若挽留不成，将发动罢课以示抗议等。消息传到正在重庆的原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及《民国日报》编辑邵力子那里，两人几次来电向校方表示异议，对章益施加压力，迫使章益三顾陈望道的寓所，向他致歉并表示挽留。

风波平息后，新闻系的学生专门为他召开了一次尊师晚会，以表示对系主任的全力支持。会上，学生还向他赠送了一块“永远领导我们”的匾额。晚会结束后，学生敲锣打鼓地将他护送回家，还特地绕道从章益的家门前经过，向章益示威，显示该系师生团结一致的力量。事后，陈望道万分激动地对新闻系的学生说：“我又重新看见了前面的红太阳照耀着我前进！”

陈望道在重庆黄桷镇复旦新闻系任职期间，给他的学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以至在若干年之后，他们仍念念不忘。周俊元说：“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笔者在复旦读书时，为了图个清静，好好读书，曾自租房屋，住在校外。此房在小山上，离校一里许。一次，陈老师闻我丧母，曾亲自爬上山坡送吊仪。在旧社会，系主任能如此对待学生，感人至深！”^[10]

刘迪明也说：“他不摆名人架子、诚恳待人、尊重后辈的风范，使人叹服，值得不少人学习。”^[11]

葛克雄更是这样回忆说：“深感他不是一般的学者，而是特立独行的大学者。他独到的精辟见解，往往能代表时代前进的方向。不仅在语文界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不但是随时代永远前进的大学者，而且是学者中间永远随时代前进的政治家。在旧社会，他能居安思危，虽危而安，成竹在胸，胸藏十万甲兵。

“陈望道无论从治学方面，事业方面来说，都是成功的人物，其治学自有科学方法，对事业富有献身精神。凡是和先生相处过几年的人，都有较深的感受。

“一、从‘新闻馆’的建立看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二、从广泛收集材料看他谨严认真的治学精神。在夏坝课堂上，他曾对我们说过去茶馆、戏院的事情。‘从前写《发凡》时，遇到了障碍，便停笔不强写，坐上电车从西到东或从南到北压马路，一面看马路两边的商店招牌，一面听乘客的谈话，往往意外地有所触动，想通一个问题，于是赶紧回家就写。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夏坝东阳镇寓所，他还让我看了他珍藏了十几年的几大本笔记本，那是硬面大型的英文练习本。我一面看，他一面说：‘这是我做学问收集材料的笔记本。一旦有所发现觉得有点用处，便马上记下来。日积月累渐渐就成了几大本。到写文章的时候，不定全用得上，只能沙里淘金。’

“对修辞现象语文现象都很注意搜集研究。在夏坝时，他有时找几个爱好学习修辞的同学，周末在他家中开座谈会。这是他搜集材料集思广益的方法之一。”^[12]

卢庆鹏也回忆说：“一口浙江上虞口音，中等瘦削身材，更有一副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安详的容貌。他的教学方法老早就是启发式的、讨论式的，使我们觉得新颖容易接受。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学生们对他的感情很为融洽。他很乐意和学生们交谈，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他治学严谨认真，有时为了一二个生僻词汇，例如，‘八佾’这个词原是古音乐名称，出于论语，‘八佾舞于庭’，是古天子所用乐舞也。他特地叫我去查考证实，加深印象，以求‘甚解’，使我们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道理。这就给我在以后数十年担任教师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起了示范作用，切愿学习他的治学严谨精神并身体力行。”^[13]

【注释】

[1]参考《复旦大学志》。

[2]同上。

[3]《本系小志》，《1946年复员前的新闻系》。

[4]陈望道：《“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1946年复员前的新闻系》。

[5]于右任：《新闻自由万岁！》，《1946年复员前的新闻系》。

[6]李光诒：《给有志于新闻工作者》，《1946年复员前的新闻系》。

[7]T.S：《我们的系主任陈望道先生》，《1946年复员前的新闻系》。

[8]访问张四维。

[9]陈望道：《深切的怀念》，《陈望道文集》第1卷。

[10]原件存复旦校史室。

[11]同上。

[12]同上。

[13]原件存复旦校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