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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是我国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浴血奋战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更加紧其对外谋求妥协投降，对内积极反共的活动。

还在1939年的年初，国民党军队就在所谓“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的指导下，大批叛国投敌，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疯狂屠杀抗日将士，妄图扑灭抗日战火。终于在这年年底，国民党在日本的诱降、英美的绥靖政策下，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军事进攻。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敌占区加紧了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疯狂逮捕和迫害抗日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

陈望道等许多进步学者和爱国人士，仅仅因为在前个时期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新文字宣传活动，坚持抗日斗争的立场，就受到了敌伪恶势力的嫉视，特务机关将他列入黑名单，企图进一步加以迫害。但他却不顾这些，仍在这年年底，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举行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坚持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新文字的宣传教育。

然而，形势却越来越严峻，陈望道为了避免汪伪特务的迫害，于1940年秋天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已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继续任教，并为该系学生开设了逻辑学和修辞学等课程。在中断了数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工作，自此之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

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后，复旦大学一迁庐山，再迁重庆，选择了重庆北碚的菜园坝和夏坝两地作为校址。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离重庆约有五十多公里。它位于重庆北部，嘉陵江南岸。萧伯青在《老舍在北碚》一文中，对那里的自然环境作了如下的描绘：

这个镇坐落在嘉陵江南岸。东西都有高山，有个山脊延伸到江心，经多年的水流冲刷，水涨时只露出几十块圆秃秃的大石头。水枯时石头露出的多了，可以从岸边踏着石头走到江心。人们叫它鳖背，像一群鳖结队渡江，这名称倒很形象。有了它，把江水挡住大半，形成了鳖背右边的能避风浪的天然港。大小帆船停泊在那里，从重庆开往合川的轮船码头的趸船也在那里。北碚上游是北温泉，上去是缙云山。下游是观音峡，对岸是夏坝，复旦大学就迁在那里^[1]。

曾在复旦大学执教的作家老舍，在他写于1945年12月的《八方风雨》一文中对北碚这个小镇也曾作过一番描述：

北碚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此地出煤，在许多煤矿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设备与轻便铁路。原有的手工业是制造石器——石砚及磨石等——与挂面，现在又添了小的面粉厂与染织厂。

这里的学校是复旦大学，体育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重庆师范，江苏省立医学院，兼善中学和勉仁中学等。迁来的机关有国立编译馆，礼乐馆，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馆，儿童福利所，江苏医院，教育电影制片厂……有了这么多的学校与机关，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2]。

复旦在重庆的校址夏坝，原名叫下坝，因上游有一地名曰上坝，故有下坝这一名称。后来，陈望道将下坝地名改为“夏坝”，它显然比原来的“下坝”更富有文学色彩。

复旦大学在上海江湾时一直是所私立大学，校长李登辉。1937年年底，部分专业迁至重庆后由吴南轩任代理校长。由于经费上的困难，吴南轩多次提出申请改为国立。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541次会议决议：“准将复旦大学改为国立，由教育部拟具办法及概算呈核。”从此，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复旦改为国立后，就由吴南轩任校长，副校长早在年初就已任命了江一平。陈望道所在的中文系系主任为陈子展教授。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虽说是大后方但并不是个世外桃源，战火的硝烟同样弥漫在这片土地的上空。1939年5月3、4两日，敌机对重庆市区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市民死于空袭，造成人间惨剧；致使原来迁在菜园坝的商学院及新闻系、经济系只得重又迁回北碚黄桷镇。

1940年5月27日，日机又来轰炸黄桷镇的复旦大学，教师宿舍王家花园被炸毁，教务长孙寒冰教授不幸殉难，死时年仅38岁。同时罹难的还有文摘社书记汪兴楷，学生陈钟燧、王茂泉、王文炳、刘晓成、朱锡华等6人，全校师生同声哀悼。这次轰炸不仅造成许多伤亡，校舍也被炸毁不少，损失惨重，学校还不得不因此宣布本学期提前结束，着手校舍的重建工作。

陈望道重返复旦大学时，正值吴南轩担任代理校长，教务长又不幸遇难牺牲，学校此时在教学、管理等各方面都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故而校长急于物色一名人选以辅助他管理学校。吴代校长见陈望道这位教育界的前辈初来乍到，于是便几次三番地前来游说，请他出来“协助学校当局共同办好复旦大学”^[3]，后来又“无论如何要他担任训导长”^[4]。陈望道起先不肯答应，以后在地下党的授意下才接受下来。

当初，吴南轩期望借助陈望道在教育界以及左翼进步势力中的影响和威望来替他收拾这副烂摊子，企图是十分明显的。而此时，学校的进步力量也极希望陈出来挽回这个局面，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保护革命师生。而陈望道在当时也确曾考虑过自己如不出来，总会有人出来的，倘若遇上一个极端反动分子，革命力量就会遭受损失。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一特殊身份来掩护学校的进步力量，尽可能地使他们免遭损失^[5]。在经过一番权衡得失之后，他决定有条件地接受这个职务。这些条件是：“一、不受训，根据规定，凡接受训导长职务的都要受训；二、只做半年；三、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6]。实际情形也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担任训导长半年时间里，确曾掩护过进步力量，保护了地下党员。这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情中看出。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在复旦校内也曾传出，反动派要来校逮捕一批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的消息。以后在中共北碚中心县委的安排下，在校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据当年复旦的地下党同志回忆，在这过程中也包括了陈望道从暗中保护的一份功劳^[7]。半年之后，陈望道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

然而，对陈望道在当时这样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所持的这一立场和所用的这番苦心，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都不为人们所理解。正如他在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回忆的那样：“当情况未能尽如诺言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时，会有个别学生对我的真面目未尽了解。”^[8]其实又岂止是“个别学生”，不是直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仍有一些人曲解了他当时的立场，而迟迟不让他“过关”吗？

其实在斗争环境十分复杂，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讲究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保存自己和保护革命力量，坚持下去，争取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是我们党一贯奉行的策略，陈望道正是领悟党的教导去努力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