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影响深远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

陈望道历来十分重视语文科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他曾论及我国语文学术所以没有迅速进步的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献身者不多”；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少数研究者犯有研究方法的机械和研究材料陈腐的毛病”^[1]。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陈望道有感于我国第一部文法学著作《马氏文通》所采用的是一种机械模仿的方法，而在它以后的若干年内所出版的许多文法书也大都“只在不很重要处加了一点改革，并不更动马氏的格局”^[2]。据于此，他多少年来一直想试图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缔造一个新的文法体系。然而，无论是革新旧的，还是缔造新的，都将会是“十分艰难的”，同时“也很容易分歧”。于是他便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后期，在上海的中国语文学术界发起一场革新中国文法研究的讨论，“想由商讨来融合各种持见，来解决缔造上种种基本问题”^[3]。

这场讨论从1938年开始直到1941年结束，历时达4年之久。它标志着我国的汉语文法研究，由初期模仿阶段转向独立革新的阶段，同时也开创了我国文法学史上学术讨论的范例和先声。讨论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传播的区域也十分大，在中国文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讨论结束后，他将所有的文章汇集起来，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为中国汉语文法学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文献。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书影

这场文法革新的讨论，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犹如他在《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的序言中指出的，“是在中国文法和西洋文法学术接触之后，文法的新潮已从语言学界涌现；同时又因近十年来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见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于是“借境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也就成了发动这次革新讨论的动议了。

这次讨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文法研究的对象、文法学的体制——采用单线制还是双轴制、文法研究的方法、汉语文法自身的特点、词类区分问题，以及文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所谓文法学体制上的单线制，即指傅东华的“分部依附析句”的理论，亦即黎锦熙的“依句辨品”、“句本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双轴制亦即是把词法和句法分开来研究的一种体制。金兆梓认为分部和析句“一是基本观念，一是基本观念的配合，原本是两事，不是一事，不必混为一谈”。方光焘亦说，一个“属于言语的世界”以词为对象；一个“属于言的世界”，以句子为对象。这一问题争论到最后是以单线制论者主动撤回这一主张而结束。其他许多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后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陈望道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因此一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与此同时，他对新事物也非常敏感，很善于吸收学术上的各种新潮流派，善于博采众长。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强调一切要以事实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这场讨论中的特殊地位。他不但亲自发起了这场讨论，还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起到组织、协调、综合、调整的作用，并及时总结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本着团结的愿望出发，注意求同存异，鼓励大家为学术而争鸣。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区分文法术语所标指的三个方面内容。

“文法这个术语可以标指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文法现象，也就是前面所谓组织的规律。不论有没有人研究，总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方面是文法学术，这是要有关心文法研究的人才会出现。第三方面是文法书籍。这是把第二方面研究的结果整理出来写成的”。^[4]这三方面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由于过去“一向未曾有人郑重指明，因此大家也就不大注意，在讨论中有时不免有对于现象不很注意辨别分属两方面或同一方面的情形”^[5]。因此分别这三方面的现象对讨论的顺利展开是十分重要的。

二、科学阐明文法研究的对象——语文组织的规律。

讨论初期，大家对文法研究的对象众说不一，有些不同只是字面上的，有些不同是由观点的不同来的，也有些不同是由各人心目中所谓文法的范围不一样。陈望道指出：文法现象所以和它邻近现象相区别，第一是组织。组织不能杂乱无章地拼凑或无拘无束地安排，必须按照某一社会习用的格式配置起来，这就又有所谓规律。因此如果用一句简单而又概括的话来说明，可以说“文法是语文组织的规律”。这个定义抓住了文法学对象的本质特性，因而是科学的。

三、探索汉语特点，从汉语事实中总结规律。

在讨论中，陈望道根据汉语的特点总结出符合汉语特点的种种规律。如汉语的形容词有没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他认为汉语的形容词与西洋的不同，是有陈述功能的，因此也一样可以做陈述语。又如，汉语中设立“同动词”有没有必要的问题。他认为“同动词”不过是模仿西洋文法的“怪名称”，从汉语的实际看，“同动词”可以留在动词类中，只要把所谓记行的看法放大，把主宾关系扩大，或者把事物的关系看得狭小些。诸如此类不一一举出。

四、借鉴西方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创立功能学说。

在这次讨论中，陈望道等借鉴西方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汉语实际，从而创立了功能论学说，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收获之一。

汉语言文字没有语尾等变化，无法根据词形变化（也即狭义形态）来研究文法。因此在文法革新讨论前，我国的文法研究一直侧重于意义。但是用意义标准来研究文法区分词类，不仅难以分清，即使分了出来在文法上也无多大用处。于是陈望道提出要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他曾把功能一词解释为代表着因素和因素之间的互相依赖互相对应的交互关系。后来他在《文法研究》中又说：“功能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文法既是研究字语如何参加组织的学问，“功能就是语参加一定配置的能力，组织是由功能决定的语和语的配置。组织要受功能的限制，功能要参加组织才能显现——这显现的关系，我们曾称它为表现关系。倘用表现关系一语，文法学也可以说就是研究表现关系的学问”^[6]。

功能论的确立，为以后的文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已为越来越多的语法学者所接受。

陈望道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功能学说，在建国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他的语法理论的核心。

【注释】

[1]陈望道：《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2]陈望道：《“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3]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91页。

[4]陈望道：《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61页。

[5]陈望道：《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61页。

[6]陈望道：《文法的研究》，《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