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　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正式吹响。陈望道立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韦悫、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孤岛”上海，坚持敌后斗争。

自“五四”那时起，陈望道就热心于进步的语文活动，并把它看成是党的事业和解放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动员民众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又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我国文字拉丁化的研究与讨论始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附设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为广大人民群众创制简易的拼音文字的思想，最先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苏联旅居和学习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促成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一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当时苏联正纷纷用拉丁字母给国内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扫除文盲。列宁曾指出，拉丁化是东方的伟大的革命。二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公布了一套国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然而这套拼音方案是由“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无疑是充满了“学者的气息”（鲁迅语），繁琐难学，广大人民群众无法使用。此后，就有一些热心于拉丁化的学者，设立了专门机构不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到了30年代中期，随着大众语问题讨论的深入，论争的中心已逐渐集中到白话文与大众语的关系，大众语自身的建设，以及方言、国语、改革文字记号等问题上来。讨论到后期，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也被正式提了出来。

我国的拉丁化新文字作为一次独立的运动是从抗战爆发开始的。当时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成立了“战时工作委员会”，筹划战时的新文字工作。在难民收容所广泛开设新文字学习班。截至1938年，上海地区设有新文字班的难民所已多达二十来个。国民党中宣部迫于全国声势浩大的抗战形势，不得不发布对新文字运动的表面上“解禁”的令文。

针对国民党的“解禁”令文，陈望道于这年4月在《文汇》副刊《世纪风》上发表《纪念拉丁化的解禁》这篇短文，目的在于澄清空气，扩大运动和巩固团结。到了5月，他又在《华美周刊》上连续发表《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和《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补记》，从理论上对拉丁化新文字进一步加以探讨。同年7月，他又与陈鹤琴、方光焘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陈鹤琴和陈望道分别被推选为正副理事长。“上海语文学会”于1938年在上海地下党主办的《每日译报》上创办了一个实践新文字的副刊——《语文周刊》。这份副刊就由陈望道主编。陈望道为《语文周刊》写了“发刊辞”。他在“发刊辞”中“认定语文建设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部门，而且是一个基本部门。这个部门的建设工作做得有成就没有成就，会影响别个部门建设工作的容易不容易，甚而至于可能不可能。这个部门的工作的重要是不消说的，只是要有人来做”。还说“希望本刊能够做到的大概有两点：第一希望我们的材料是现代的。第二希望我们的建设工作是普及的”^[1]。这两点，对于一个语文工作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本人，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坚决遵循的。

在大众语讨论的后期，他就提出了方块字不利于记音，记音应用记音符号的想法。但又并不主张过早地废除汉字，曾说：“在各地方言还是这样不统一的现在，一时还是没有法子废除掉方块字。”^[2]他很早就提倡写简体字：“我以为有些字是在我们笔下原来写简字的；印时还不必另有甚么正写的字；那原来不用简写字的，从新造了来写，在我们也并不觉有何繁难。然而这么改了，儿童可就容易学得多了。”^[3]到了这时，他更主张采用新文字，因为新文字便于团结更多的民众投入抗日战争。他把语言文字看成“是一种最重要的团结工具。在最需要团结的现在，对于这种工具就需要多方加以检查，多方加以改进，多方加以运用”^[4]。又说，“汉字的作用，也颇伟大”。但“历来可能运用这工具团结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二十。余下的百分之八十，都处在口口相传的所谓‘口传’的原始状态中。对于这‘百分之八十’的问题，固然有很多解决的方案，如所谓白话文运动，多多少少都可以说跟这问题有关，而所谓拉丁化运动，至少也是其中极重要的一个”^[5]。

为此，他一方面深入系统地对新文字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又亲自到难民收容所去开展扫盲和新文字的宣传工作。

先就有关研究方面的工作来说，如他在《华美周报》上连载发表的《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及《补记》两篇，就是把中国三百年来的几种主要拼音方案，如金尼阁、威妥玛方案、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等，与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作了详尽的比较后得出的结果。接着，他在研究的基础上又制订出《拉丁化汉字拼音表》，这个表由开明书店于这年6月正式出版。

又如，在同月内，他曾到“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届语文系统演讲会”上主讲《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在这篇演讲中，他指出新文字的产生，“是中国语文进步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汉字汉文进步的结果，是汉字汉文生出来的一个小孩子”。他认为新文字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从文章的形式上看，复音词的加多，是造成新文字产生的第一个基础；第二，从文章的内容上看，不只是要使大家都懂，并且要使很多的人懂——要使文章很快地接近大家，接近很多的人，这是新文字产生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从中国人对于文字研究的进步上看，如果不是以前的人对于文字加以许多必要的研究，使中国的文字在标音上有了好几个阶段的进步，那末新文字也是无法产生的。”

陈望道1938年编制的《拉丁化汉字拼音表》

他在这篇演讲中，又一次批评初期的新文字运动提出“打倒汉字”的口号之不当。他说：“记得几年前，曾经有人提出过‘打倒汉字’的口号，这犹之乎一个小孩子拔出他小拳头来，说要打倒老子一样，曾经惹起了许多的反响。那些反响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常认真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说打倒老子，他就瞪起眼睛来发脾气；另一种是比较豁达的，只站在旁边笑笑，认为这是完全不知高低的孩子话。无论怎样，这是一个非常招事生非的口号。现在大家将这个口号废除，我认为是非常适当的。”^[6]这段话把汉字与新文字的关系说得清楚不过了。这篇演讲稿，后来发表在1938年7月出版的《语文周刊》的创刊号上。

1940年1月，他又在《长风》创刊号上发表《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在文中他从改进语文教育的角度来阐述文字改进的问题，认为“在这方面所要注意的，简直不只是方法问题，还要注意到文字问题”。又说，“即使仍用汉字，也当有当今民众教育家所焦心研究的‘基本字’或者‘常用字’的规划。汉字以外，过去曾经用罗马字（基督教徒）、简字（王照、劳乃宣）施教，成绩很好，于今仍可仿行”。最后他把“当今各地风行的拉丁化中国字的传播”，看成“不过是几百年来，至少一百年来一个古题的一篇新文”^[7]。

其次，就有关他在新文字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来说，“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培训的“师资训练班”的学员，于1937年11月开始在社会团体、职业机关、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中推行新文字和开办新文字班，尤其是在“国际救济会的第一、第三收容所”以及“正大收容所”举办的难民新文字班，受到了广大难胞的欢迎。“国际救济会第三收容所”，一个星期内就有350多个难胞参加学习。此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还专门召开“新文字教师座谈会”，讨论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在经过数月的实验之后，“新文字研究会”于1938年3月假座四川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陈望道、陈鹤琴和上海各界代表100多人出席了表演会。各收容所的成人和儿童新文字班学员轮流在会上作了表演，成绩十分显著。表演结束后陈望道和陈鹤琴在会上先后讲了话，并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枚新文字纪念章，以资纪念和鼓励。

自此之后，陈望道除亲临难民所开展新文字的教学和宣传外，还参加“上海语文学会”举办的新文字教师的培训工作，在新文字教师鉴定考试活动中负责监考和出席证书授予典礼，在会上讲了许多勉励大家的话。

在陈望道、陈鹤琴等的热心支持与推动下，新文字工作在“孤岛”上海得以蓬勃开展。1938年10月，由各收容所新文字教师组成的“大众新文字促进会”成立。“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又于同月发起“新文字播种运动”，号召会员组织“播种队”，用“即知即传人”的精神随时随地传播新文字。1939年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上海各大学语文教授的组织——“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特地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案》一件。案中说：“拉丁化在国内推行有年，成效卓著，最近上海难民收容所试验，结果非常圆满，平素不识字之难民，学习一月即能阅读，学习两月即能书写。收效之速，远胜直接教授汉字。”^[8]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又发表由倪海曙起草，陈望道修改、定稿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是在总结过去八年推行新文字的工作经验，并把运动的形势做一个展望，作为今后拉丁化运动的指针。

由此观之，陈望道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夫人蔡葵女士，此时已在女青年会任职，也积极参与新文字的宣传活动。

声势浩大的新文字运动在“孤岛”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后，不久即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嫉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眼里，抗日有罪，爱国也有罪，对旨在团结抗日爱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自然也变成有罪了。于是对这个运动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和抵制。在那段时期里，宣传新文字便会遭到特务的盯梢、恐吓，甚至于受到迫害。于是，赞成还是反对新文字也就成了抗日与否、革命与否、爱国与否的分界线。

在这场运动中，陈望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曾一再鼓励大家“不要怕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阻挠”。他举例说：“过去女子剪发，反对者纷纷说女子剪了发，就跟男子没有分别了，结果怎样呢？结果还是分得很清楚。”又说：“中国要产生拼音文字，好比水往东流，尽管前面有大石头阻挡，但是绕一个弯，又往东流去了。”

1939年11月，敌伪势力已经部分入侵租界，汉奸、特务横行，暗杀和绑架案屡屡发生，陈鹤琴和陈望道的人身都已受到威胁，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仍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假座上海“大新公司”五楼举办规模宏大的“中国语文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共分七个陈列室：第一室陈列汉字形体演变的材料；第二、三室陈列方言和少数民族语文材料；第四室陈列汉字学著作；第五室陈列书写工具；第六室陈列盲人及聋哑人教育材料；第七室陈列汉语拼音运动材料，包括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资料及收容所新文字班学员的新文字读写表演。举办这个展览会的目的是要对上海人民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拉丁化新文字。作为这次展览会的会刊之一，陈望道所写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在会场上设点发售。

这次从1939年11月3日到12日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语文展览会受到各界人士高度重视与热烈关心，以至推及香港地区的语文事业的发展。陈望道在1940年1月《长风》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提到，“今天接到香港寄来的语文专门刊物，上载语文消息，说香港‘准备在1940年元旦举行中国语文展览会，把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新文字的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文献作一个纵的排列。横的又把中国眼前的各种语文展览，包括少数民族语文，如回文、蒙文、满文……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字方案。希望社会人士鼎力帮助。来件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陈君葆先生转’云，也许香港方面也能引起各界人士极度热烈的关心”^[9]。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对这次大规模的语文展览会作了如下的评价：“有人说，上海这次的语文展览会是空前的，我以为这次展览的得到各界的齐心协助，和各界的一律关心，才是空前的。语文事业向来只是语文工作者少数人的事，其余各界从不关心。而少数的语文工作者，又一向是各做各的，从来不肯集合力量做一件事。像这两点在这次的语文展览会中，可说都完全改过来了。要是语文展览，如若干名记者说的，可以算是语文运动的一种表现，那中国的语文运动，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名副其实的汇合各界的空前的阶段了。”^[10]

可见这次语文展览的意义，远胜于一般的文字宣传工作。

【注释】

[1]陈望道：《语文周刊》“发刊辞”，《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89页。

[2]陈望道：《方言的记录》，《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3]陈望道：《汉字改革号》，《陈望道文集》第3卷，第123页。

[4]陈望道：《纪念拉丁化的解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

[5]同上。

[6]陈望道：《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

[7]陈望道：《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8]转引自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

[9]陈望道：《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10]陈望道：《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