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发起“大众语”运动

作为国民党对白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的“文言复兴运动”，于1934年由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汪懋祖、许梦因等在南京提了出来。

1934年5月4日，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第110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认为“文言为口语之符号，所谓一字传神，最能描绘文言之便利”。公然提倡小学学习文言，初中读《孟子》，高中读《论语》、《大学》、《中庸》等。6月1日，汪又在《时代公论》第114号上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更为露骨地说：“读经绝非恶事，似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使各省当局如何键、陈济棠之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同日，许梦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许梦因在《时代公论》第117号上又发表《告白话派青年》。文中说：“白话必不可为治学之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并说“其奉行唯勤之白话，实质全系外国的而非中国的。其体势构造，每非一般识字读书之中国人所能领会。可领会者，大多外国假面具社会主义之宣传，无一事一理及于实用科学，或为本国所有者”。

针对南京发动的这场“文言复兴”、“尊孔读经”的逆流，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立即组织力量，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刊物上予以反击。6月上旬，陈望道与乐嗣炳在一起首先谈论了南京这场斗争的性质，于是决定借《乒乓世界连环两周刊》征稿的机会，邀集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徐懋庸、王人路、黎烈文（《自由谈》编辑）共12人（茅盾也曾到了会场，后因听说有生人来，就提前退席了），在西藏南路“一品香”茶室举行座谈，共同商议发起一次对抗运动，来保卫“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果实。在座谈中，有人主张要挺身出来保卫白话文，以“五四”文化革命的成果来对抗复古运动。但陈望道等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级所能接受，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同时，我们所写的，也和大众口语差了一大截；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1]。因此不应只是消极地去保卫它，而应当积极贯彻党在“左联”时期提出的文艺大众化方向。而且从策略上来说，单讲保卫白话文，不提出新的口号，就只会出现对方进攻、我们防守的被动局面，结果连白话文也保不住。于是大家决定提出“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大众语，发起一场“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2]，亦即大众语运动。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也可以形成一个以攻为守的局面，使对方完全处于防守挨打的地位。在经过了一番较量之后，对方自然对大众语更感到害怕，那些复古派感到不仅没法复兴文言，就连后来退守的脱离口语的白话文也将保不住。

是日席间，大家还商定了参加论争的方式，即按抽签所得的顺序采取连锁的方式，在《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展开讨论。“由于大家的主张大致相同，至于个人如何发挥，彼此都没受什么拘束的”^[3]。为了使整个讨论保持前后衔接，大家还商定文章完稿后不立即交给编辑，而是先把它传递给下一个撰稿人。

陈子展抽得头签，于6月18日首先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开场白。陈文首先提出了“大众语”这个名称，并指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以为要提出的是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目前的白话文学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还不是普遍的大众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简单的话说，只因这种白话还不是大众的语言”。又说，“这里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4]。

紧接着，陈望道于19日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对陈子展所提出的关于大众语的性质作了补充。文章说：“子展先生只提出说、听、看三样来做标准，我想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顾到。”并说：“总要不违背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5]他在文中还谈到了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的问题：“要建设大众语文学，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去学习语言的问题，单单躲在书房里头不同大众接近，或同大众接近不去注意他们的语言，都难以成就大众语文学作家。”^[6]

在陈望道之后的顺序便是：曹聚仁的《大众语文学的实际》，乐嗣炳的《从文白斗争到死活斗争》，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叶圣陶《杂谈读书作文和大众语文学》，夏丏尊《先使白话文成话》，傅东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的现阶段及以后》，姜琦《我也谈谈文言与白话的论争问题》，樊仲云《关于大众语的建设》，王任叔《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尤墨君《从中学生写作谈到大众语》。此后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是预先排定的了。

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带头下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参与论战的人员之众多，阵营之复杂，涉及问题范围之广泛，论辩之热烈，以及发表文章数量之多都是十分罕见的，称得上是继“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的又一次语文问题大论战。

从讨论的内容来看，首先矛头一致针对文言文复辟的逆流，因此讨论展开不久，文言复兴者们便经不起这种声势浩大的反击，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此后，讨论的中心就转移到白话文与大众语的关系，大众语自身的建设的各种问题，以及“方言”、“国语”和文字记号改革等问题上来。当时许多文章还针对白话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进行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

从上海方面参加讨论的刊物来看，除《自由谈》之外，尚有《申报》的其他副刊，如《读书问答》、《本埠增刊》、《电影专刊》等。《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也是一个重要阵地。当年被鲁迅称之为高论的那些文章大多登在《动向》里。除此之外，《大晚报》副刊《火炬》、《社会日报》、《大美晚报》、《文学月刊》和《新生周刊》等都发表过大众语的文章。

从参与论战的队伍来看也极广泛，这是因为讨论一开始，几位组织者就进行多方的联络，希望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参加讨论。当时，除发起者陈望道本人外，要数乐嗣炳和曹聚仁两人最为积极。他们四出联络，既联络鲁迅、茅盾等一批左翼作家，也努力争取国民党内一些文人，如吴稚晖等。吴稚晖的稿子是由曹聚仁出面去约请的。吴送来的稿子原先并无标题，因文中有“大众语万岁”的句子，陈望道就决定用这句句子作标题。文章发表出来，使原来对大众语态度并不十分坚定的吴稚晖，也不好意思游移不定了。

陈望道在“一品香”那次座谈之后，便立即写信给安徽大学的周予同等同仁，希望他们热情支持这场运动。信的内容为：

予同、经三、士仁、守实诸先生：

回到上海，几乎窒塞死了；久不问候，当蒙原谅。弟近鉴于复古气味极重，如不努力，连以前我们曾经拼命争取的一点白话，也将不保。已约了十几人，作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曾经会过一次，举了一人做宣言。……倘蒙各位同意，务迄遥为声援，敬当为无数青年百拜以谢。若更奋发，一同列名，尤为欢喜^[7]。

在信中，陈望道还提到这次运动的组织方针，他说：“此次运动，无一左翼在内，想不致引起纠纷。”所谓“无一左翼在内”，也不过是一种策略，其实运动一开始就得到鲁迅等左翼力量的支持。鲁迅在1934年8月3日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答曹聚仁先生：论大众语》一文。8月18日，鲁迅写完了《门外文谈》十二节，便逐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鲁迅在《门外文谈》第十节中有这样一句话：“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大众语的立场。8月23日，鲁迅又在《自由谈》上发表“花边文学”一则，题为《汉字和拉丁化》。此外，他还发了《此生与彼生》等多篇文章，热情支持大众语的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本人除了在《自由谈》上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外，还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所谓一字传神》、《大众语论》；以后又在《连环》两周刊上发表了《建立大众语文学》，在《中学生》上发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太白》创刊后，他又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方言的记录》、《文学和大众语》、《接近口头语的方法》、《语文之间通同之共轨》等十多篇论文，针对大众语的性质，怎样建设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大众语和文言、白话的关系等多方面发表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例如，他在解释大众语的性质时说：“它应该是一种又普通、又活现、又正确的语言。”又说：“但是这样三全的语言似乎现在实际还没有。遇到不能三全的时候，只有看着实际需要，应该侧重哪一个条件，就侧重哪一个条件。”^[8]他对“普通”这一条件的解释是：“不过是一种带着普通性的土话方言罢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土话方言”。为做到普通性，就要“靠人工的促进”，而“北平话是一条大路”。“北平话运动，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标准语’运动看，只要从事北平话运动的人，去了些官派头，不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什么标准，不想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压服别人的话。都当作普通性比较大的一种土话，遇到普通性更大的语言就让，就可以减少些阻碍，也于语文文化更为有益”^[9]。这段有关方言和普通话的论述，对于以后民族共同语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又如，在谈到如何建立大众语时，陈望道认为，应该做到三个统一，即：（一）统一语言和文字，使笔头写的就是口头说的，不必另学一种语言；（二）统一各地的土话，使这里写的别的地方的人也能看得下；（三）统一形式和内容，即要做到不止应该是不违反大众的话^[10]。

在大众语讨论的后期，他还提出了“语文合一”的要求。曾说：“我们深切感到语文必须合一或统一。这合一或统一的程度还不只所谓文字‘明白如话’就算，还必须慢慢做到写的文简直就是说的话一个地步，这样的文才充分吸收了话的性质，同时会更感到中国文字实在麻烦，必须简写简印，甚至必须拼音，也会有可以拼音的一天。”^[11]于是手头字的问题，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在运动的后期也都一一被提了出来。

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论大众语》一文中说：“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又说：“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张庚在《大众语的记录问题》中说：“方块字，实在记录不了大众语这丰富活跃的语言，否则必会把大众拖回僵死的路上去。苏俄创行了一种中国话拉丁化，推行也很广，而且出版了很多书报，这是我们可以拿来研究的。”

新文字的提出，亦是文艺大众化或大众文艺问题讨论的必然的趋势，因为这涉及“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的问题。宋阳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说：“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12]

大众语问题讨论到后期，由于参加论战的人员比较复杂，涉及的问题也较多，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双方的阵营都有些模糊不清，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有不少是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混乱思想，例如，大众要不要文学的问题？怎样和由谁来推进文化发展的问题？大众语的标准问题，以及同这一问题有关的所谓欧化和方言土语是否采用的问题，等等。在论战过程中也出现了利用大众语不加分析地笼统反对白话文，以及借大众语的名义企图扼杀大众语文学的错误倾向。尽管出现了这许多问题，但大众语运动作为整个语文运动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无疑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一）坚决击退了当时作为整个复古思潮重要一翼的文言复兴逆流；（二）历史地对待第一次文学革命，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作一番实事求是的“扬弃”，继续完成第一次文学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务；（三）实现语和文的进一步统一，为以后的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中，陈望道曾对发起于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作过如下的评价：“语文运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看来当时的大众语还应作自我批判。毛主席讲得对，要说大众语，首先要了解大众。而在当时，真正的工农大众还未动员起来，因此思想上很混乱，发表的意见也不一定都很妥当，但总的倾向还是前进的。”^[13]

【注释】

[1]曹聚仁：《大众语运动》，载《我和我的世界》。

[2]陈望道1934年6月10日给周予同、经三诸先生的信，原载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3]曹聚仁：《大众语运动》，载《我和我的世界》。

[4]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

[5]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6]同上。

[7]陈望道1934年6月10日给周予同、经三诸先生的信，原载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8]陈望道：《大众语论》，《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9]陈望道：《大众语论》，《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10]同上。

[11]同上。

[12]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载《文学月报》创刊号，1934年3月5日。

[13]《陈望道谈大众语运动》，引自上师大中文系编：《鲁迅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