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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扼杀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以维护自身的反动统治，对革命文化也开展了疯狂的“围剿”。

首先，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反动理论，企图以此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麻痹和腐蚀人们的思想。

1931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公开鼓励法西斯政治理论，宣称他统治下的国家“为至高无上的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之任何牺牲”。1929年至1932年，更设立了恐怖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大力宣扬封建主义，提倡尊孔读经。1934年2月，蒋介石还在南昌设立“新生活促进委员会”，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强制推行以所谓“礼、义、廉、耻”为中心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大搞尊孔复古活动。

其次，国民党、蒋介石指使御用文人对革命文化发动攻击；一些托派分子及右翼资产阶级分子也向革命文化发难，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配合。自1929年以来，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中国托派严灵峰、任曙等以及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国民党反动文人陶希圣等，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及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他们宣称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反封建”也就成为“无的放矢”。

当时，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也极为尖锐。首先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发动进攻的是“新月派”。他们以1928年3月创刊的《新月》月刊为主要阵地，成员有梁实秋、陈源、胡适等。他们声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恶魔”，而不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1928年至1929年，他们先后发表了《新月的态度》、《文学与革命》、《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提出“健康”和“尊严”是文学的两大原则，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是“标语派”、“主义派”、“‘无产阶级的文学’或大多数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竭力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

正当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文人王平陵、黄震遐等却在“民族主义文学”旗号的掩护下，加紧活动起来，妄图用“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密切配合国民党的“反苏反共”和日寇的“不抵抗”政策。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是“把艺术拘囚在阶级上”，声称文学艺术的目的是“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专以左翼文学为敌。

自1931年底开始，以胡秋原、苏汶等为代表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用比较隐蔽的形式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进行发难。他们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提出“文艺自由论”，“勿侵略文艺”，“文艺不要堕落为政治留声机”等论调，反对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还施展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铺和文化机关，残酷地迫害、逮捕和杀害革命文化工作者等伎俩。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大纲》等反动法令，限制或查禁进步书刊的发行。

在那些年月里，大批革命文化工作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和杀害。1930年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会员宗晖被杀于南京。1931年2月7日，著名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牺牲于上海龙华。1932年7月17日，上海反帝同盟大会被特务破坏，当场被杀害者达80余人。1933年4月23日，北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举行李大钊烈士的公葬，国民党军警当场逮捕了群众30多人。同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被捕，共产党员诗人应修人因拒捕当场遇害。6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上海《申报》经理史量才是倾向于抗日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因为该报副刊《自由谈》发表过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言论，于1934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沪杭道上。鲁迅、茅盾、陈望道等许多进步作家和左翼文化人士也在国民党特务的控制范围之内，敌人不时地企图加害于他们。

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战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上海的中国学术界冲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在八仙桥青年会隆重举行纪念大会。陈望道、蔡元培等到会作了演讲，分别在会上介绍了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成就，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是日，反动派如临大敌，在会场上戒备森严，场外到处布满了特务。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了伸张正义，革命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陈望道在这天离家赴会时，故意不带钥匙，以防突然遭到不测。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无所畏惧和一往无前的气概。

1933年4月23日，北平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公葬李大钊先烈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力镇压，群众当场被捕30余人。同一日，武汉人民亦万人空巷举行路祭，改葬李汉俊先烈于武昌珞珈山卓刀泉。陈望道在闻讯之后亲书“欲哭无泪”四个字，以寄托无限的哀思^[1]。

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于1933年2月惨死在日益嚣张的日本法西斯势力的酷刑下。噩耗传来，中国的著作家们在悲愤之余决定伸出援助之手，随即由郁达夫、茅盾、叶绍钧、陈望道、洪深、杜衡、鲁迅、田汉、丁玲共九人，于5月15日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这则募捐启事的内容为：

日本新兴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君，自“九一八”事变后，即为日本国内反对侵略中国之一人。小林君及其同志的活动，不但广布于日本劳苦大众间，更深入于日本的海陆军。因此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畏忌，必要杀之。小林君及其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犹复努力进行反抗日本军阀的工作。日本警察探子密布，终于在本年二月二十日，侦得小林潜藏的所在而加以逮捕，沿途遭殴，未到警察所而小林已被打死。小林君生前著有《蟹工船》，中国早有译本。我国著作界同人当亦久闻其为人。现在听得了小林因为反对本国的军阀而遭毒手，想亦同声愤慨。小林故后遗族生活艰难，我们因此发起募捐慰恤小林君家族，表示中国著作界对小林君之敬意。是为启^[2]。

同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和潘应人遭到国民党的无理逮捕。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6月10日为了这事特地发出《反对白色恐怖宣言》，喊出了“我们的作家是怎样被绑？怎样跌死？我们将怎样去营救？怎样去保障？”一连串的呼声。这则宣言，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以恐怖手段摧残文化和屠杀文化工作者的罪恶行径。作家蔡元培、杨铨、陈彬稣、胡愈之、洪深、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李公朴、沈从文、柳亚子、夏丏尊、黎烈文、赵家璧、蔡慕晖、沈起予、施蛰存等40余人亦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查明释放或移交法庭办理。文化界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文化界丁潘营救会”以进行一切有关营救声援的事情^[3]。

对应修人的不幸牺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5月14日发表了《对青年作家应修人被害宣言》以示抗议。

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在文化战线上，尤其是在上海十年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从未停止过战斗。自1928年起，他先后在许多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文艺大众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立而奋斗。

1928年12月，由他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开始出版，共出了六册，内收弗里契及日本左翼作家的文艺论文，由鲁迅和陈望道等翻译。

《小说月报》自1929年3月10日出版的第20卷第3期起，连续刊登陈雪帆（陈望道笔名）翻译的《苏俄十年间的文学理论研究》，该著作的原著者为日本冈泽秀虎。

1930年2月15日，由鲁迅主编的译文丛刊《文艺研究》出版，收入陈望道翻译的日本平林初之辅作的《自然主义文学底理论底体系》一文。在这一期上还刊有鲁迅写的《文艺研究》例言，以及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遗憾的是《文艺研究》仅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

是年3月1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即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接着又出版了《大众文艺》的刊物。由陈望道和袁殊等创办的《文艺新闻》是一份“左联”的外围刊物。它是一份专为报告文坛消息、批评文艺创作的周刊，也是左翼作家讨论文艺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刊物出至1932年6月20日第60号后停刊。

丁玲主编的《北斗》是创刊于1931年9月20日的“左联”机关刊物，后来也成为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重要阵地。在第3、4期合刊上登有周起应、何大白、寒生、田汉专文，论述文学大众化问题。在这一期上还刊有陈望道、魏金枝、杜衡、陶晶孙、顾凤城、张天翼、西谛、沈起予、叶沉等应征的文章，讨论当年“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大型文艺刊物《文学》于1933年7月1日正式创刊，陈望道为编委之一。《文学》的前身为《小说月报》，出至第23卷第1号后因“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于战火而停刊。1933年4月由郑振铎倡议复刊，并改名为《文学》。关于《文学》创刊的经过情况，《鲁迅日记》亦有记载：

1933年4月6日，三弟（周建人）偕西谛（郑振铎）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另外，黄源也有回忆：

就在这席上，决定《文学》编委会的名单为九人：郁达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徐调孚、傅东华、郑振铎、叶绍钧。鲁迅不露名。郑振铎仍要回北京燕京大学任教，《文学》杂志的编务由傅东华主持，黄源为编校，发行则由胡愈之与生活书店接洽。从班子看，“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虽然是多数，但为首的茅盾和鲁迅，已是公开的“左联”成员，加上胡愈之、陈望道都是支持鲁迅的，所以“左联”处于主导地位^[4]。

在《文学》的创刊号上，陈望道发表了《关于文学之诸问题》。文章首先从所谓欧化和忽视口头文学谈起。他认为要不要采用欧化的问题，“还应求之于语言文字的历史，求之于语言文字的现状，以及求之于语言文字本身的必要和可能。否则‘只是一种无谓的欧化’”。也由此“可见批判的重要，不批判地接受一切，将自己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便有堕入传统里头去的危险”。他还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不应把口头文学排斥在文学之外：“文学所不可缺的，并非文字，乃是语言。文字是后来产生的，而文字还未产生的时候已有文学。文字是现在还未普及的，而文字还未普及的地方已有文学。文字又有时会因物质的缺乏不能行用的，例如革命以后的苏联，而那文字不能行用的时候却也还有文学存在，就用口头语言在各处宣读。文字与文学并非不可分离，不可分离的只是语言。语言才是文学的经常中介”^[5]。

其次，关于文学的定义。他不同意托尔斯泰所说的“人用语言传达自己的思想给别人，用艺术传达自己的情感给别人”，用传达情感和传达思想来区别艺术和普通语言。认为“艺术——文学本来不只表现情感，同时也是表现思想的”。“文学所以和别的语言——例如哲学科学——不同，并不在乎文学表现人类的情感，而哲学科学表现人类的思想；文学所以和哲学科学不同，只在凭借的方式不同，哲学科学是凭借抽象的概念，而文学则是凭借具体的形象”^[6]。

关于文学的永久性问题，陈望道认为“在现实里头，抽象的与时代社会分离，与环境无关的人类是不会有的，即所谓不受进化法则支配亘古常新的情感是不会有的。何况文学又是以具体的表现形象的描绘为其特质的。所谓‘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事其事’正如它的本色”^[7]。

1933年，叶圣陶与夏丏尊发起创办开明书店函授学校，成立函授学校出版社，聘请张石樵编写《开明实用国文讲义》等。陈望道与叶圣陶、夏丏尊、宋云彬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于1934年11月在开明书店出版。

1933年9月16日，他又在《译文》终刊号上发表冈泽秀虎作的《果戈里和杜思退也夫斯基》一篇译文。

1934年3月《女青年》月刊上又刊登了一篇陈望道写的《〈镜花缘〉和妇女问题》的长文。文章是针对胡适所写的《〈镜花缘〉的引论》而发的。作者不同意胡适“以为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李汝珍所见的就是女子有这‘四德’者历历有人”。作者认为，“实际《镜花缘》不过要表彰女子的学问才德，想在表彰女子的聪明伶俐的《红楼梦》之外，别树一帜”。他还认为，“总之，《镜花缘》的特殊贡献只在泣诉抗议，不在解决问题。如果误认解决问题为《镜花缘》的贡献，就要到无限的失望。因为他的解决没有一样不是空想的。不说别的，就是贯穿全书作者始终注意的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问题，也是没有一样不带着极浓厚的空想色彩的”^[8]。

1933年暑假，大江书铺停业后，陈望道接受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该校任教。因原在该系任教“普罗文学”的方光焘教授另有他任，故特地请他前去接替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陈望道自1931年被迫离开复旦大学后，便开始转向上海文化界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和左翼文艺运动，因而再度引起敌特的注意。此次他愿意接受安大的聘请，一来是解人之围，二来也是有意识地想变换一下环境。但是自从蒋介石公开叛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已成为敌人恣意对他进行迫害的一项罪名。“国民党反动派每逢要登什么造谣新闻时，冒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有时，为了要使自己的谣言让人信以为真，还故意加上了陈望道的一些特征，如爱抽美丽牌香烟，常穿一件破大衣之类。这次反动派嗅出了陈望道将赴安大任教，于是急忙开动宣传机器，将载有“《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这一反动宣传的报纸——《社会新闻》，在他到任之前寄往安徽大学^[9]。安徽大学的校长、文学院长、中文系主任等都同时收到了这份反动报纸。陈望道来到安徽后，当他听说这一“新闻”已先期而到时，就笑着问他们说：“怕不怕？怕，我就走。”大家说“不怕”，于是他就留下来了。

陈望道自1920年来到上海后已居住了十多年，这次“陡从大都市走进小地方，觉得那里特别落后”。于是就产生了“要革命必须面向全国，从社会每个基层角落做起”^[10]的想法。当年的安徽，特务到处横行，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全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陈望道在安徽期间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在上课时常会有穿着军装的陌生人前来监听。陈望道一见有军人来监听，就赶忙改用英语授课，这些军人不懂英语，听不出所以然来，也就灰溜溜地走了。当他外出时常会有人跟踪。半年后，终因安徽国民党特务控制森严，使他无法在安大继续任教下去，遂于第二年年初回到上海。

1934年，夏丏尊、叶圣陶合作完成了一部《文心》，它以故事的形式比较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语文方面的基础知识。全书不但指点了学习方法，并且指出学习的根本在于训练，寓教学于有趣的故事之中。此书发表曾风靡一时，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也对中学语文教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年5月，陈望道与朱自清曾同时为该书作序。陈望道在序言中介绍说：“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体裁来写关于国文的全体知识。每种知识大约占了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都找出一个最便于衬托的场面来，将个人和社会的大小时事穿插进去，关联地写出来。通体都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熔成了一片，写得又生动，又周到，又都深入浅出，的确是一部好书。”

[1]刘弄潮：《我所了解的李汉俊》，载《革命史料》第8期，1982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编。

[4]黄原：《左联与〈文学〉》，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1月。

[5]陈望道：《关于文学之诸问题》，《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00页。

[8]陈望道：《〈镜花缘〉和妇女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484页。

[9]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