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在救亡运动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极端艰苦的斗争年代，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之后，经过“清共”或“分共”，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残酷统治，对外则奉行投降政策，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新工具。

然而，面对国民党的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1927年起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又不断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白区的革命斗争也逐步重新开展起来。1930年起，中央苏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国革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开始走向复兴。

然而，正在这个严重的关键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领土。

长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就以灭亡中国作为它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主要目标。192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决定趁英美等国忙于内部事务、中国国民党政府倾其全力从事反革命“剿共”战争之机，加紧进行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和不抵抗政策，更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三个月时间，就侵占了我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的爱国人民，冲破白色恐怖的高压，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

1931年9月28日在上海出版的《文艺新闻》第29号第2版上，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民众！！！”的通栏标题下，以《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为题，发表了陈望道、郑伯奇、鲁迅、夏丏尊、胡愈之、郁达夫、叶绍钧等人的文章，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我国。

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的中国著作家们纷纷行动起来，以抵御外来的侵略。1月17日由陈望道等35人发起组织的中国著作者协会正式成立。初次集会作出决议，决定该协会的纲领是：“争取自由，反抗压迫，保障生活，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此之前，陈望道曾在1月11日《文艺新闻》第44号上发表了他写的《关于著作者协会——一个具体而简要的建议》。

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国民党政府却执行着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于是日本侵略者有恃无恐地将炮火扩大到华东范围内。1932年1月下旬，“一・二八”事变发生，蔡廷锴等爱国将领领导国民党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热情支持下，自动奋起抵抗日军侵略，不料却遭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投降派的干扰和破坏，从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慨。

“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奋勇抗敌

2月3日，“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五天，在沪的著名文化界人士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丁玲、胡愈之、何丹仁（冯雪峰）、周起应（周扬）、田汉、沈端先（夏衍）、华汉（阳翰笙）等43人，就日本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庄严宣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强加于中国民众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他们呼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援中国的抗战，保护中国革命。

2月8日，上海著作家愤于日本侵略之暴行，于是日集会讨论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事宜，当即决定各项工作原则，并推举17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9日下午2时，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到会者有戈公振、王礼钖、胡秋原、梅龚彬、施复亮、陈望道、樊仲云、严灵峰、何丹仁、陈代清、王亚南、郑伯奇、乐嗣炳、丁玲、汪馥泉、沈起予等10余人。会上推定陈望道为秘书长，总务部为汪馥泉、戈公振，组织部为乐嗣炳、樊仲云，宣传部为王礼钖、施复亮，由秘书长及各部正副主任联合组成常务委员会，执行日常会务。在常委会下面还设有经济委员会：戈公振、叶绍钧、李石岑、乐嗣炳等7人组成；民众委员会：丁玲、蔡慕晖、钟复光、漆琪生、陆晶清等10余人组成；编辑委员会：胡秋原、何丹仁、胡愈之、王亚南、郁达夫、叶绍钧等11人组成；国际宣传委员会：郑伯奇、郁达夫、樊仲云、彭芳草、陈代清等10余人组成。各部门分工以后，随即开展讨论，决定慰问前线将士，援助罢工工友，救济失业工人，筹募经济物品，主持出版刊物，并设法扩大国际宣传以及联络各团体，组织全国性的民众抗日机构^[2]。

“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地下党和左翼作家很多人参加了这一组织，因此阵容相当强大。肩负秘书长重任的陈望道，当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这个组织内，为团结各界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2年2月23日，上海文化界抗日反帝联盟也紧接着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当即作出了以下各项决定：扩大组织，发表宣言，出版定期刊物，对国际间宣传日本侵沪真相，慰劳前线士兵及救济难民等。此外，对筹募经费，确立会址等亦进行了讨论，并有所决定^[3]。

由此可见，自从“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文化界的反帝抗日的斗争烽火一日高似一日。

同年6月6日，中国著作家、思想家又为营救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牛兰夫妇发表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李达、陈望道、丁玲、汪馥泉、樊仲云、陶晶孙、蓬子等17人。《宣言》称：

世界各国名流学者及劳苦群众共同营救的牛兰夫妇，幽闭在我国黑暗牢狱内，已有十余月之久。去秋传出判处死刑的消息，全球惊诧。皆谓当今文明进步的现代，不应再用此种惨无人道的中古时代刑法以对待为人类谋解放的革命家。现闻牛兰夫妇正由我国法院审理。政府当局受英日法各帝国主义者的嗾使，对于原定判处死刑的计划仍未抛弃。值此种帝国主义正与日本串通一气，实行瓜分中国之际，谁为友，谁为敌，在事实上反映得特别明显。我们为主持人道计，为反抗帝国主义计，都不应将牛兰夫妇处死，致堕英法日帝国主义者术中。现在当世界各国名流学者继续营救牛兰夫妇的紧急关头，务恳我国民众一致奋起，反对政府当局将牛兰夫妇处死，并主张即日恢复他们已失去的自由，谨此宣言^[4]。

一月之后，牛兰夫妇在狱中开展了绝食斗争，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7月11日，为营救绝食八日危在旦夕的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陈望道与柳亚子、郁达夫、茅盾、鲁迅、方光焘等32人，本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被害者^[5]。

1932年年底，蒋介石政府迫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严重性，不得不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中苏复交将加强反帝同盟的力量，抑制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扩展，因而值得庆贺。12月15日，陈望道与鲁迅、柳亚子、茅盾、胡愈之、叶圣陶、沈端先、周起应等55人签署了《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表示热烈祝贺^[6]。

【注释】

[1]《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2]《申报》，1932年2月11日。

[3]《文艺新闻》第48号，1932年3月28日。

[4]《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6日。

[5]《申报》，1932年7月11日。

[6]《文艺月报》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