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修辞学发凡》的问世

1931年，陈望道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时，因积极保护左派学生等活动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南京国民党政府密令要进一步加害于他。原《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伧获悉后，因念及过去同陈望道的友情，故而连夜派人从南京赶来上海报信，要他暂时躲避一阵。于是他只得离开执教多年的复旦大学，蛰居在上海寓所专心致志地从事《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工作。他将过去的讲稿，花了整整两年时间，重新加以整理修改成上下两册，并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正式出版。

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为此，他早在20世纪初，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时，就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了。“那时候，日本三大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岚力都在早大执教。他们的修辞学名著也都已经出版了，而且正用作课堂里的讲义，现在早大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他们当时所用的讲义。五十岚力对学生作文修辞的指导添削，尤其用力。可以说，早稻田大学生是修辞学者的摇篮。陈氏在名师的认真指导之下，又熟读了先辈师长（如早大校长高田早苗）和当时教授们的修辞学名著，耳濡目染，自然对修辞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本学的基础，也在这个时候奠定了”^[1]。

自日本回国后，他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开设了修辞学课程，编了讲义并不断加以修订，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修辞学外，他还对文艺理论、社会意识学、美学以及因明逻辑学等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并出过专著，如此刻苦钻研，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终于在1932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这部著作。在该书出版时，好友刘大白特地为它作了序，给予极高的评价。刘序说：

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底《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2]。

刘序在介绍陈望道先生对于修辞学的勤求探讨之功以及他的治学精神时又说：

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根寻它所从出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肆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求；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要向相识的友人，多方面地探询，一定要达到搜求到此书的目的为止。这样的勤求探讨的功夫，真是可以使人家钦佩的^[3]。

他的治学精神，我们还可以从他自己写的初版“后记”中看出：

本书共分十二篇，第一、二、三及第十、十二等五篇是这次的新稿，其余七篇是由旧稿整理修改而成。旧稿是我才来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时写的。曾蒙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诸先生拿去试教，又曾蒙许多国文教员拿去印证。邵仲辉先生又常有精当的批评。我自己也常从教学上和研究上留心。每逢发见例外，我就立即把稿子改了一遍。几年来不知已经改了多少遍。不过要算这一次改得最多。辞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1950年前后开明书店出版的《修辞学发凡》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古今各种修辞现象作了科学分析和总结，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作了科学的论述；同时又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保守复古的偏见，如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进行批判，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自述的：“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4]

20世纪60年代中，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郑子瑜在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是这样评价《修辞学发凡》一书的：“真正不顾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东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功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5]

郑子瑜的这一评价既是科学的，又是十分公允的。

《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

【注释】

[1]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3月1日初版。

[2]刘大白：《〈修辞学发凡〉序言》。

[3]同上。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初版“后记”。

[5]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3月1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