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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之后，大批革命同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屠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国内的阶级阵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知识分子阵营内部也开始迅速分化，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探索之中。

在“‘五四’时期编辑过《星期评论》的戴季陶，当年还曾翻译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叛变后很反动，说镇压革命要不顾感情。‘四一二’事变后，他把许多原来的老朋友抓起来”^[1]。为了营救狱中同志，陈望道还特地去“找过戴季陶等，要求释放被捕青年，但他们都搬家了，没见面。以后戴做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门口挂把剑。我曾经写信给他，问他现在搞些什么？！是否记得自己过去写过的文章？！他不回信”^[2]。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另一个成员“沈玄庐当时表现得也很激烈，可是后来在杭州叛变了”^[3]。

然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残酷的，早先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同志和学生，如李汉俊、宣中华、汪寿华、叶天底等都先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就连已经宣告不再革命的大地主沈玄庐，同样也没能逃脱敌人的魔爪。瞬时间真有黑云压城的势头，陈望道也确实感觉到“无边的烦苦包围了我”。他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少有的腥风血雨，亲身经历了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然而，陈望道并未因为革命遭到暂时挫折消沉下去，而是发出了“我要恸哭死者，凭吊生人！愿千千万万的生命不要这样抛了就算了”^[4]的呼声。“大革命失败后，他仍然坚持了革命的方向”^[5]。为继续探索革命的真理，他一度计划同吴庶祜女士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后来因为筹措经费有困难，才决定改道去日本。然而陈望道本人终于因复旦师生的“苦苦挽留”，出任中文系主任而取消了出国的打算。“外国只让吴一人独自去了”^[6]。

那时候，虽然乌云笼罩着祖国大地，但陈望道却始终坚信光明最终将会到来。于是他乐观而又深情地说：“现在中国是在动，是在进向大时代去。”^[7]为了去迎接这个大时代，他决不甘心“当作一个机械在这里无聊赖地发我象征的抑郁”，于是在他那“不想说话，只想做事久了的心，现在似乎也常想写一点”的思想驱使之下，决心一边在复旦等校继续任教，一边打算与友人筹建自己的书铺和刊物，希望通过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去推动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左翼文艺运动。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与当时正在南洋的汪馥泉频频书信来往。汪馥泉是“五四”时期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思想激进，当年曾积极为《浙江新潮》写稿，发表过《寄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的主笔》一文，对三报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名噪一时。陈望道同他既是师生，又曾在一起共同战斗过。这次为筹建书铺及刊物，两人自1928年1月起互通了多封书信。从这些信件的内容来看，对于新书店的倾向、方针、范围、经济来源、组织情况以及名称、刊物的性质等问题都一一涉及了。如在讨论到书店的倾向和方针时，陈望道说：“书店工作倾向，也已计及。我想最好范围略宽，为科学、思想、文艺的传播机关。”^[8]“我的计划书铺，有一大方针：即经济条件与人同等，而以我们质上量上的努力竞胜它。我以为，反此原则，一定要失败的。以一万办，即以资本博人信任；以钱换稿费，更明显是上述原则的应用，不必说的了。”^[9]“我以为我们要在这小书店如毛的当中，有点特色，本钱似应大一点。”^[10]“总要有一人像章锡琛样当作一件生意干，才能有出色。”^[11]并因此而议论到请朋友凑股份的事。

在讨论到书店及刊物人员组织的问题时，他是坚决不主张用“乱拉人”的办法来组织班子的。他在1928年1月31日致汪馥泉的信中清楚地阐明了“乱拉人”的危害：“我说乱拉人的话，因你不曾告诉我拉某人而我从旁人处却闻得你拉他了。我深恐我不知而你已拉者甚多。如此则我自己即使无问题，我所邀约者或亦不愿结集，我在这边鼓吹成的一点空气也许即要幻灭了。……我所以觉得可危，并非我要排斥人，实因国内学者文人新近分化甚烈，交战亦杂。”^[12]

在谈到杂志的性质时他又说：“杂志恐怕是月刊或半月刊好。周刊太费事。照现在的潮流，即是月刊，亦不必即要登长文。如日本的《文艺春秋》，虽是月刊，便差不多是没有一篇长文的，但销数几为全国之冠。我想，不妨那样干，而且你亦似乎更长于那样的文字。”^[13]

“杂志方面，我也已略和几个做文译文——如新出著名作家茅盾，及傅东华等——商量，大抵可以集合十个人来作基本人，连你和我算在内。只要你回来，诸事便可进行。”^[14]

在8月4日的信中又说：“办杂志起初必须贴钱，慢慢使它独立，书店并可揩油登广告。现今各杂志都出稿费，多者且在五元以上。就是《创造社》，现在也不能无费取得文稿，故亦皇皇登着招稿广告了。开明的《一般》，起初只以一百元包给‘立达学会’，就只学会有稿，现因干不下，亦已登有招稿广告了。”^[15]

从以上摘引的各段话中，大致可以看出陈望道当年创办书铺及刊物的一系列方针和设想了。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后，大江书铺终于在1928年下半年正式开业了。书店开业后即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先进的、科学的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书界，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当年许多著名作家的优秀文艺创作大都是在大江书铺出版发行的。如茅盾的《宿莽》（1931年）、《野蔷薇》（1929年），丁玲的《韦护》（1930年），傅东华的《两个青年的悲剧》等。许多世界著名革命文艺小说的译稿，如鲁迅译的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沈端先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以及《初春的风》（中野重治等著），亦是在大江书铺印刷发行的。此外还有谢六逸的《近代日本小品文选》（佐滕春夫等著）、《接吻》、《小说概论》、《欧美文学史略》、《新闻学概论》等一大批译著也都是在大江出版的。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既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强有力的反击，又是文化革命的深入。在这一运动中，陈望道与鲁迅始终团结战斗在一起。对于陈望道当时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鲁迅曾给予全力支持。那时，鲁迅刚从广州来沪定居，住在离大江书铺不远的景云里，两人在这段时间里交往十分密切。鲁迅在日记中有过不少的记载。

1927年10月13日：“夜陈望道君来约往复旦大学讲演”。

陈望道在此期间正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复旦实验中学主任等职，他曾多次邀请鲁迅前往两所学校演讲。

又，同年11月2日：“午蔡毓聪、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

1928年5月3日夜，陈望道又去约鲁迅讲演。

同年5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陈望道来，同往江湾实验中学校讲演一小时，题曰《老而不死论》”。

对于这次演讲，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如在复旦大学，目前就曾有几位毕业生先后谈起鲁迅先生于1928年在复旦大学现在600号大厦中的演讲。那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已极为猖狂，不但对于‘五四’以后输入的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围剿’，就是对于‘五四’以后盛行的白话文也极为仇视，企图加以消灭。鲁迅先生的演讲是为声援当时复旦大学和实验中学作战的孤军而举行的。他当时的演讲极有声势。……每逢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随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16]

1928年10月，陈望道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大江月刊》。《大江月刊》虽然只出了三期，但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捕狮》（法国菲立普著）。在11月号上，又刊出鲁迅的《北欧文学的原理》（日本片上伸作）、《〈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识》、《关于粗人〈通信〉》等文章。

1930年，陈望道又在大江书铺编辑出版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鲁迅翻译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片上伸作）也列为小丛书的一种。陈望道还约请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一书，也在大江书铺出版。陈望道后来回忆说：“我在大江书铺当编辑时曾请鲁迅翻译文艺理论，并鼓励他多多译作。记得鲁迅当时著作和翻译的态度非常认真，他当时是采取一种直译的方法。我和鲁迅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鲁迅批评创造社时，我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并勉励他译下去，肯定会译得比创造社好。鲁迅发往大江书铺的稿子，都经我看过。”^[17]

同年，大江书铺又出版发行了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专门刊登有关研究文学艺术理论的文章。鲁迅还亲自写了《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在这一期《文艺研究》上还发表了鲁迅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和陈望道译的《自然主义底文学底理论体系》（平林初之辅作）。遗憾的是季刊仅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禁了。

从1928年5月到1930年5月的两年中，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下同陈望道的往来多达二十余则。从内容来看大都是为陈望道与刚从南洋回来的汪馥泉筹办大江书铺及发行《大江月刊》以及编辑《文艺理论小丛书》组稿等事宜。

以下从《鲁迅日记》中择要摘录几则：

1928年7月22日星期。晴，热。下午陈望道、汪馥泉来。

1928年9月15日雨。下午陈望道来。

1928年9月16日星期。雨，午望道来。

1928年9月26日晴。午后寄陈望道信并稿。

1928年10月25日晴。陈望道来并交大江书店信及稿费十元。

1928年12月9日星期。雨。下午霁。夜望道来。柔石同画室来。收大江书店稿费十五元。

1929年1月30日夜望道来。

1929年2月2日晚陈望道、汪馥泉来。

1929年2月6日午后望道来，未见。下午望道来。

1929年2月16日晚寄陈望道、汪馥泉信并译稿。

1929年5月11日下午雨。望道来。晚雪峰来。

1929年7月12日夜望道来。

1929年11月28日下午望道来。得小峰信。

1930年1月2日昙。午后修甫来。下午望道来。

1930年1月31日午望道来，并赠《社会意识学大纲》（二版）一本。

1930年2月1日晴。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

1930年2月8日昙。午后寄陈望道信，并《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

1930年4月2日晴。晚望道来。

1930年4月4日晚。寄陈望道信。

1930年4月24日寄望道信并稿。

1930年4月25日昙。夜阅《文艺研究》第一期原稿讫。

1930年4月26日午后寄望道信并稿。……晚望道来。得胡弦信并稿，即转雪峰。

1930年5月3日夜托望道转交胡弦信。收《文艺研究》第一期译文预支版税三十。

在这段时期，陈望道在文学上极力推崇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赞赏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为此，他自己曾大量译介新兴的文艺理论，先后在大江书铺出版了由他翻译的《艺术简论》（日本青野季吉作）、《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平林初之辅作）以及《苏俄文艺理论》（片上伸作）、《艺术社会学》等。另又与施存统合译的波格达诺夫所作的《社会意识学大纲》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并由此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我国较有影响的翻译家。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论述文艺理论的要数大江书铺为最先、最早。当年由大江书铺出版的译著，有很大一部分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列为禁书，书铺的营业因此受到严重亏损，再加上陈望道等毕竟是一介书生，不善于经营，以致发展到后来竟渐渐不能支撑，最后不得不将全部财产折价盘让给了开明书店。开明的老板章锡琛乘机大杀盘价，陈望道等因此损失不小。

大江书铺经营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前后约五年光景，然而它的出现好像一把火光，光芒四射，照亮了当时在沉寂中的书界和文坛。它的存在，无论对于当时的出版、创作、翻译学术著作以及介绍新兴的文艺理论等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

[1]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16]陈望道：《纪念鲁迅先生》，载《文艺月报》195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