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中华艺术大学校长

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又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于1929年至1930年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一职。

1928年由田汉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是“四一二”事变后地下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院校。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分别主持该校的剧科和画科。上海艺大创办仅年余就被法巡捕房查封。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为了发展左翼文艺事业，培养进步艺术人才，决定另外筹建一所艺术院校。

中华艺术大学的原经办人因无治校能力，学校办得很不景气，所以打算放弃这所学校。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获悉后决定派人前去接管。基于当时国共之间的斗争形势已十分严峻，地下党同志已不便公开出来组织领导这所学校，于是决定选派一名在文化学术界颇具声望的民主人士出来主持学校的工作。地下党组织在经过反复考虑后才决定聘请陈望道来担任该校校长。人选确定后，遂由地下党闸北小组的负责人冯雪峰与夏衍出面去邀请。

雪峰和夏衍同陈望道之间不仅有着较亲密的师生关系，并且还有过一段难忘的战斗经历。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两人就从陈望道老师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那时候，冯雪峰是“一师”的一名学生，夏衍则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也是“一师风潮”的活跃分子。夏衍与“一师”学生施存统合编的《浙江新潮》成了“一师风潮”的导火线，《非孝》一文就是刊登在《浙江新潮》上的。除此之外，他与冯雪峰之间还多了一层同乡的关系，他俩同是浙江义乌人。

这时候的陈望道，“虽然离开了组织，但只要是党的工作，一定尽力去做”^[1]。他的这一政治立场，并不因为革命暂时遭受到挫折而受影响。所以，当冯、夏两人代表地下党组织委以他重任，他欣然接受了。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事业，在他们师生并战友之间形成了最好的默契。

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于1929年。该校校舍设在闸北区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一所三楼三底的楼房内，中间有一条很宽的通道，东西两边是两长排教室。当时在中华艺大设有中国文学和西洋画两科。西洋画科占据了楼上东边及楼下西边的教室；中国文学科设在楼上西边及楼下东边以及中间的教室^[2]。夏衍自任教务长并兼任了中国文学科主任，负责中华艺大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西洋画科主任为许幸之。许幸之原先在日本留学，后来经冯乃超建议，并由夏衍向日本发出函电，邀请他回国来校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在中华艺大任教的教师大部分系左翼作家和画家。如在中国文学系任教的有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洪灵菲、李铁声等；在西洋画科任教的则有沈西苓、王一榴等。上海艺大被查封后，一部分师生也转到中华艺大来工作和学习了。由于左翼力量在学校占了相当优势，学生纷纷慕名而来，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的学生，也都赶来中华艺大旁听。

在陈望道兼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学校的政治气氛非常活跃，师生们经常深入到工厂、社会中去发动各种运动，投入各项社会改革。大革命失败后，要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行三四人以上的集会非常困难，而中华艺大却是当时能够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的几所学校之一。因此，这儿又一度成为上海大专学校进步师生活动集会的场所，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所在地。中国新兴的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得以在中华艺大召开，无疑是得到了陈望道校长的默许和配合的。在稍后一些时候，由左翼美术家许幸之、沈西苓、王一榴等发起成立的“时代美术社”的联络地点也设在这里，“美联”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也是在中华艺大召开的。这一系列活动无疑也都得到了陈望道校长的关心和支持。在陈望道就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鲁迅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930年2、3月间，鲁迅曾先后三次应陈望道的邀请前往中华艺大作了演讲。

窦乐安路233号，原中华艺术大学旧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后，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统治路线。当时，一些路线的执行者，不顾白色恐怖的严重性，提出一些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并付诸行动，如常常在街头组织飞行集会，组织暴动、示威游行等。中华艺大的师生也经常参与这类活动，不久终于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度能进行公开活动的中华艺大也终究逃脱不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命运。1930年5月29日，学校被查封的第五天，“左联”在此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就是听取护校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大会还作出决议：护校委员会准备在“五卅”纪念日时，对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自行启封，届时“左联”全体成员将一致参加行动。然而，自动启封的愿望最终并未能够实现。

陈望道在“左联”成立期间始终没有加入，就像叶圣陶、王统照、郑振铎等不是“左联”成员一样。这原是地下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坚持的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把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利于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陈望道在当时虽然没有参加“左联”，却起到了“左联”成员不能起的作用。其实敌人最害怕党领导下结成的浩浩荡荡的统一战线，千方百计地要去破坏它，甚至不惜耍弄挑拨离间、栽赃诬陷等卑劣伎俩，假冒“左联”名义，给复旦大学陈望道、叶绍钧、洪深等教授写恐吓信。针对敌人的这一卑劣手法，“左联”在1930年5月11日发出了致《巴尔底山》编者的信。同时还要求《巴尔底山》发表“左联”给复旦大学诸教授的公开信。信中说：

自本联盟成立露布了联盟纲领以来，已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成立了对立的形势。在理论上，联盟给了资产阶级文化以无可辩护的批判。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要巩固他们已经崩溃的阵营，不得不用尽各种方法来破坏联盟的整个的战线，但他们在理论上已完全失去了对垒的能力。他们只得抛弃理论而另用其他的卑污手段来作他们斗争的武器。所以本联盟自露布了纲领以来，不曾有一个人正面攻击我们的纲领，而只是迂回曲折造谣生非地谩骂、挑拨。最近复旦更发现了可笑的栽赃手段。为要使得群众了解本联盟的态度，特将复大诸教授函请贵刊公开。同时更申明两点：一、本联盟在复旦并无分会；二、据本联盟所知，只有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无自由联盟会^[3]。

对于敌人在当时使用的种种阴谋，陈望道等同人都能及时地加以识别和抵制，并坚持正确的立场，终于使敌人的栽赃诬陷彻底破产。

【注释】

[1]陈望道自述。

[2]1980年11月6日访问许幸之记录。

[3]《巴尔底山》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