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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党中央在创办了平民女学这所半工半读的女子学校后，又意识到应该创立一所自己的正规大学，培养大批党所需要的干部。由于那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中共党组织决定将一所私立学校接管改组过来，办成一所名义上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实际为我党直接创办的新颖干部学校。于是“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正式诞生了。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弄堂大学，校址设在闸北青云路。创办人的经营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并非真正是为了教育事业。学生来校后才知受骗上当，不久即发生了学潮，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赶走了原东南师范的校长，并公开推举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就在此时，我党决定委派邓中夏前去任总务长（又称教育长）领导改组学校。

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早期领导人茅盾回忆说：

原来有个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想用办学的名义来发财，方法是登广告宣传他这个学校有那些名人、学者（例如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任教职，学费极高。学生都是慕名而来，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开学后上课，却不见名人，就质问校长，于是学生团结起来，赶走了校长，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改名为上海大学。于是于右任就当了上海大学的校长，但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1]。

上海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共产党的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6月14日刊出了《上海大学概况》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8月2日至3日的《觉悟》上又刊出了瞿秋白写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上海大学的情况，更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文章的开头说：

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这并不是什么“国粹”问题——而是因为中国旧式的宗法社会经济遇着欧美帝国主义，所不得不发生的适应作用。只看中国近几年来采纳迎受所谓“西方文明”的态度和顺序，便可以知道了：——首先是军事技术交通技术，进而至自然科学数理科学，再进而至社会科学。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受外来的影响，骤至复杂，求解释它的需要，已经非常急迫。由浮泛的表面的军事技术之改进，而不得不求此技术之根源于自然科学；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2]。

陈望道是在1923年秋季来到上海大学兼任中文系主任的。他自己回忆说，当他“正在踌躇不决是否进去时，陈独秀写给一张条子，很小很小的（署名‘知名’）说，‘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3]。陈望道此时虽已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并要求脱离组织，但对于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委派，他还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并愉快地接受了。

陈望道来到“上大”后，除了主持中文系的行政工作外，还为学生开设了修辞学和文学概论等课程。他后来曾回忆说：“在上大的改组和扩大过程中，邓中夏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夏进去后搞的改组工作是带有统战性质的。起先教务长是国民党的叶楚伧，但到后来，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起不了什么作用。”^[4]“于右任校长也是挂名的，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5]。陈独秀当时委派他前去任职也是有意加强学校的进步力量。

改组后的上海大学，亦如瞿秋白所指出的是以“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当作‘上海大学’之职任”，以及‘上海大学’所当有的理由”^[6]。于是在上大首创“设立了社会学系，系主任由著名共产党人、后来成为我党领导人的瞿秋白担任，以后又由施存统接任。此外还设有文学系及艺术系。社会学系的教员大都是中共上海的领导成员和理论家”^[7]。英文系主任为何世桢。洪野为美术科主任。除此之外，上海大学还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有志于教育的社会名流，如刘大白、邵力子、叶楚伧、田汉、俞平伯、沈仲九、胡朴安、沈雁冰、傅东华、周建人、蒋光赤等来校担任教职，传授知识。同时还举办特别讲座，邀请章太炎、李大钊等海内外知名人士莅校演讲。因此深得海内外有抱负的青年学生的欢迎，学生人数骤增至五六百人，校址亦从一年前的闸北青云路青云里，迁移到西摩路（即今陕西北路）的新校舍。

陈望道在“上大”除了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外，还被推定为《上海大学一览》的编辑之一、校刊编辑主任、扩充图书馆的筹备员以及教育系的筹备员和教职员评议会的评议员等职。教职员评议会为该校最高行政会议。

当年的上海大学，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学校的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是别具一格的。从各系开设的课程来说也极受注目。如社会学系先后开设了社会学、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实际上这些课都是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政策的。师生在平时学习、讨论中亦以当时的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诸如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等重大问题为对象。

中国文学系在陈望道主持下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文学概论、修辞学、文字学大意、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中国哲学史、诗歌、戏剧、小说、国文名著选读、外国语等课程。学校民主空气浓厚，学生学习活泼生动，并能注意联系实际。学术研究活动也非常活跃。譬如研究社会科学的就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等；研究文艺的就有“春风文学会”、“青风文学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在校内还设有“上大学生墙报”和进步报刊流通处，专售《新青年》、《向导》、《前锋》等进步报刊杂志。“上大”的校政领导热情鼓励自己的学生走向社会，走向革命。

当年，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通过“上大”举办一些公开的重大的国际性纪念活动。

1923年11月7日是上海大学改组后的第一个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作出“对此应有所表示”的意见。于是决定将是日下午“上大”社会学系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所组织的活动，改为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

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常委会，决定在三月初举行列宁的追悼活动。这一追悼活动亦是以“上大”的“社会问题研究会”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名义联合发起的。当时，发起者还征求各界以团体的名义加入进来。追悼列宁逝世的纪念活动的通讯处就设在上海大学。

在当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以及各项社会改革活动中，“上海大学的学生都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的”。为此，《民国日报》曾著文称赞，“该校人士向以改造社会为职志，对于社会事业尤具勇猛进取的精神”^[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大学已成为当时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场所。

1925年的“五卅”运动，从开始发动到展开的整个过程，都与上海大学师生的积极参与分不开。陈望道也说：“西摩路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五月三十日那天，队伍就是在这里集中而后出发到南京路去演讲，而被打死了人的。”^[9]“上大”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这一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的斗争。此时，邓中夏已根据党的指示去广东领导工人运动而离开了上海大学，恽代英等亦因另有他任而于这年年底离开学校。在这关键时刻，陈望道接任了上大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的职务。他肩负重任，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五卅”运动中，“可歌可爱的上大学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助力”。为此，帝国主义十分惧怕和嫉视“上大”的师生。当时会审公堂的帝国主义辩护士梅兰律师曾惊呼：“鼓动此次引起扰乱之学生或学堂皆来自过激主义之大学——即西摩路之上海大学。”^[10]因而必欲除之而后快。6月4日，英帝国主义出动了海军陆战队，对“上大”实行武装占领。陈望道回忆起当时警察来查封时的情景说：“后来警察来封上大，我们找到了运动警察的诀窍——他们只管要钱，我们给了他们些钱，警察就只管大门，不管后门。我们就把东西从后门搬出来。”^[11]次日，“上大”在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公处，由教务长陈望道主持召开师生大会，会上详细报告了学校被占领的经过。大会还公推陈望道起草宣言，发表通电，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12]。

后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大”师生又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担负前线各项工作，并和工人一起并肩战斗，在战斗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迫害，上海大学几经迁徙，最后经过党和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在1927年春天于江湾西镇筹建了自己的新校舍。为筹建新校舍，陈望道代表校方亲自四出踏勘，寻找新校址。建校资金除进行公开募捐外，还由陈望道代表校方向私商筹借了一部分。岂料新校舍落成不久，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政变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纷纷指责：“上大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13]，必要除之而后快。于是“上大”学生在新校舍上课才一两个月，学校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

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四一二’时期，我的印象最深，到了4月12日，一夜之间‘左’的学生差不多被捉光了。学校此时已开不起来，我们就动员一些中间的学生去探监通消息，还动员了一些与右派有关系的学生去找叶楚伧等人，希望他们出来活动一下，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但他们都不见了，躲起来了，为的是怕有人去找他们。”^[14]

上海大学被反动派查封后，一些私商为了索讨借款还向苏州法院对陈望道等提出控告。陈望道因此不得不代表学校赶往苏州法院出庭候审。然而这一控告终于因为当时上海大学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已成了事实上没有债权人的无头官司，所欠之借款也因无人偿还，只好不了了之。

有关这桩债务官司的前前后后，曾在上大任职员的程永言是这样追述的：

“上大”自成立开始招生后，房租、图书、器具、印刷等费用，日多一日。而来求学的青年又多贫寒子弟，大多是免费欠费的。教职员有不少是尽义务或半义务。学校的经费是入不敷出的，一直由于、邵两校长维持着。江湾新校址地皮建造等费，除募捐外，尚欠三万五千元左右。此笔款，是经同学全耀光介绍，向一个商人以低利率借贷的。当时由校委会陈望道、周由廑代表于、邵两校长出据。自“四一二”学校被反动政府占驻后，此项借款，当然无人过问。1923年，这个商人即向上海地方法院控诉陈、周两人，要求追还欠款。业经审判，对陈、周私人财物将施行“假扣押”。因此，于、邵即出面，于委托程嘉咏（时在伪监察院工作），邵委托同学刘宇光为代表，向苏州高二分院上诉，程和陈、周两先生等一起到苏州出庭。结果判为：要待陈、周先向伪教育部清算后再办理欠款，从此就拖延未办了^[15]。

[2]瞿秋白：《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载《上海大学史料》，第1页。

[6]瞿秋白：《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载《上海大学史料》，第1页。

[13]许德良：《“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载《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

[14]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载《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

[15]程永宝：《“四一二”以后的上海大学》，载《党史资料》1980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