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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在参与早期的建党活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同时，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使政治活动与文化教育事业同时交错进行。

1920年秋季开学，陈望道在上海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编辑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的同时，又接受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邵力子的聘请前往该系任教。来到复旦大学以后，他以满腔热忱投身到高等文化教育工作中去，热情培养学生，“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同时他又积极着手对旧的教育方法进行改革。

陈望道是位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因此十分重视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他对以往那种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传统的教育方法是竭力反对的。自1919年起，他在对于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见解。他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1918年，他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标点之革新》这篇文章。1919年，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与钱玄同的通信：《横行与标点》。为了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了证明中国语文同世界上许多语种一样，亦是有严密的组织规律，亦是有法可循和有法可据这一事实，他开始在复旦中文系开设了作文法研究和文法、修辞等课程，并着手对中国语文的作文法与文法、修辞等各个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在研究中，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通过对语文事实的充分的调查和研究，进一步总结出规律来。

1922年，他率先发表了《作文法讲义》一书。作者在该书的“小序”中说：

我颇感到我们中国以前种种关于作文的见解，有些应该修正，有些应该增加，有些向来不很注意的，从此应该注重。我又希求从来对于作文法只是零碎掇拾的惯习，从此变成要有组织的风尚。我这一册书，就算是我们怀着这一种见解和这一种希求的具体的报告。

这一册书，将告诉青年们作文上各个重要的问题，又将告诉青年们这些问题底地位和这些问题基本的解决法。在我编时注意所及的范围内，一切都想提纲挈领地说；一切都想条分缕析地说；一切都想平允公正地说。

作者还在该书的扉页上引了欧阳修的名言，说“练习作文有三多：就是，看多，做多，商量多”^[1]。

《作文法讲义》一书在科学阐明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等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它的出版，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上海民智书局在刊出的新书介绍中说：

我国文人，向来只讲什么“文成法立”的话，不曾有讲文法的书，近来讲文法的书虽然渐渐有了，但是还不曾有讲作文法的书。现在此书应时势底要求而出，并且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实地试用，确能给中国作文法开辟新纪元，制造新生命，至于（1）词句简要（2）陈义普遍（3）论理谨严等各特点，尤其是彼底余事了。

接着，他又“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辞修饰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决心致力于修辞学的研究”。他把课堂教学的讲义，不断扩充与修订，编写成专著。《修辞学发凡》最早的油印本于1923年问世，随即为田汉、汪馥泉、冯三昧、章铁民等采用作大中学的教材，进行试讲，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在这一时期，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也都作过一番研究，先后发表了《美学概论》和《因明学》两部著作。《美学概论》于1926年正式出版，亦是我国简明美学著作第一种。作者在《美学概论》的末尾，“编完之后”一节中，叙述他写作此书的过程：

本书底内容，自然也如一般简约的书一样，须多借重于各个专家底著述；不过都曾经过以我自己底见解和经验，别择别人底言语，而加以连贯，倘有不妥之处，也当由我自己负责。

……我底阅读美学书，最初是由于吴煦岵先生底诱导，曾有一时读兴很浓。但因系修辞学等研究底副业，总是随读随抛，不加摘录。一二年前曾因某种必要，采用黎普思底学说，编成一书，也不久即自觉无味，现在原稿也已不知抛在那一只书箱里去了。这一次偶然写成的这一本小书，竟能以铅印的东西摆在您底面前，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奇迹^[2]。

两年之后，陈望道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谈到自己写作《美学概论》的动机时说：“我写那书原本因为国中没有一本简易明白的书可以看。”^[3]

1930年，他又出版了《因明学》一书。他在“例言”中叙述了著述此书的目的和过程：

陈望道著1922年3月版《作文法讲义》和1927年8月版《美学概论》封面

国内文人论事颇有人常引因明，如章太炎氏；最近讲逻辑的又常涉及因明，如近出的几种伦理学教本；而国内却还没有一本像村上专精氏那样文字平易说解简明的因明学书可读。学者要懂一点此学，都不得不去读那艰深晦涩的旧书，时间实在有点可惜。所以前年秋季，复旦有若干青年，要通晓一点此学门径，以为阅读及实习论辩文体之助的时候，我就每星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替他们写出这一本小册子来，做他们初步阅读的书^[4]。

这本著作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引例除习因明者不可不知的习例及其他一二处外，概用新例，以便容易了解。（二）书中有用逻辑参证，更易明了者，概和逻辑比较，以便学习逻辑者取作参考的资料。

40年后，他打算重印此书时又作了以下的说明：

这是四十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当时我正以边读边记的自学方法，读完了文字艰深晦涩的主要因明学著作和一些文字简明平易的因明学讲义和论文，有几个青年要我为他们讲述一点因明学知识，我就每星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为他们写了这本《因明学概论》。书中常把因明和逻辑比较，举例也除了习因明者不可不知的惯例而外，常用当时逻辑书的惯例，以便使这几个学过逻辑的青年有驾轻就熟之感，也以便于说明因明和逻辑的异同^[5]。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陈望道已逐渐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文化教育事业上来。他在复旦大学等学校任教的同时，还参与社会文化界知名人士组织进步社团，以及翻译和介绍新兴文艺理论等活动，努力推动进步的文艺运动。

1922年，陈望道加入了由郑振铎、茅盾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成为早期的会员。“文学研究会”是以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为宗旨的文艺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出了“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的积极主张。陈望道早在加入研究会之前，就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这篇译文，并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多篇评价《小说月报》的文章，以后又成为《小说月报》的基本撰稿人。后来，他还在该刊上连续登载《苏俄十年间的文学理论研究》的长篇译稿。此文为日本冈泽秀虎所著。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当时曾积极支持了“文学研究会”的活动。

原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在“一师风潮”结束后，已无法继续留任“一师”，他急流勇退，随即前往浙江上虞白马湖风景区另创春晖中学。于是许多进步教员，如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等在教育界前辈经亨颐的感召下，也纷纷来到春晖中学任教。1922年与1923年连续两年暑假，陈望道都应邀前往春晖中学访问并作了演讲。

1922年7月下旬，他在白马湖写下了《从鸳鸯湖到白马湖》这篇访问游记。在这篇游记的结尾，他对当时春晖中学尚未能够兼收男女同学颇为感触，衷心希望春晖中学能成为中学中兼收男女同学的先驱。

同年8月13日为“上虞女界同志会”成立的日期，因闻说陈望道刚好在白马湖畔，特地邀请他前去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8月12日，也即女界同志会成立的前一天，他在给邵力子先生的信中这样叙述：

明日为“上虞女界同志会”成立的日期，伊们听见我在白马湖畔，有信来邀我去讲演。我此刻即动身和春晖中学体育教员益谦先生往城里去和伊们细谈，一切信件容回来后详复。女性觉醒的辉光到处闪烁，我心里的喜悦先生可以推知了。

此信后来以“女性觉醒的辉光”为题，刊登在1922年8月16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面^[6]。

1923年暑期，春晖中学举办“白马湖夏季教育讲习会”，陈望道又应邀前去作了题为“国语教授资料”的讲演。同时应邀前去讲学的还有黎锦晖，讲题为“国语正亮”；舒新城的讲题为“道尔顿制及青年的心理”；黄炎培的讲题为“职业指导”；丰子恺的讲题为“音乐图画教授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3年10月，由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等八人共同发起成立“新南社”。“新南社”是在“南社”的基础上重振旗鼓改造并发展成立起来的。新南社的“发起宣言”是这样写的：

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那一点，新南社孵化中应该向国民高呼声明的。……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不知不觉形成了中国文字的交换机关，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祈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7]。

新南社的组织大纲所确立的本社宗旨为：（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以后经过修改成为条例后，又增加了（五）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按照条例还宣布了全部职员名单：柳亚子为社长；编辑主任为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干事为叶楚伧、吴孟英、陈布雷；会计胡朴安；书记余十眉。

新南社成立的布告宣称：“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的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成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8]。”

从上面提到的新南社的宗旨以及所要鼓吹的精神，尤其提到了要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等情况来看，的确要比旧南社大大前进了一步。

然而新南社的计划虽然很大，后来却大都没有落实。邵力子因忙于《民国日报》编务工作无暇于此。望道和朴安也各有自己的职务，难以抽身。直到1923年下半年，《新南社月刊》才得以问世。另一份《新南社社刊》也仅出了一集就停止不出了。

新南社的活动也只局限于上海方面，社员们仅在一起聚餐三次，最后一次聚餐为1924年10月10日，此后就沉寂下去了。新南社的历史实在太短促了。

“因为新南社历史太短促，所以大家对它都很忽略”。这是柳亚子在1936年给曹聚仁的一封公开信中对新南社作出的评价。他还说：“其实南社是诗，新南社却是散文的，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像已经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9]

1924年，陈望道与好友刘大白等一起编辑了《民国日报》副刊《黎明》，他在该副刊上先后发表了《毒火》、《〈龙山梦痕〉序》两篇散文。

1925年春，原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一批教员：匡互生、陶载良、丰子恺、朱孟实、夏丏尊、方光焘等为了“自由自在地去实现教育理想，决计脱离圈套，另辟新境”，来到上海筹备创办立达中学。立达的制度与其他学校不同，没有校长，也不设主任等职位，而是实行“教导合一”，对学生实行“说服主义”。师生就同父母子女一般亲热，因此来校学习的学生渐渐地多起来了。是年夏天，匡互生便发起在江湾租地建校，改名“立达学园”。

“立达”两字出自《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一个人须先做到自己能够立能够达。所谓“立”，就是自己能立学，能建设，至少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所谓“达”就是能够应用自己的知识才能去发展事业。所以“己欲达，己欲立”还只是做到“自爱、自尊”，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推己及人，意即不但要立己达己，而且还要立人达人，要把自己所知，尽力教授给别人。

1925年秋季，立达学园开学后更是奉行“爱的教育”，师生以“至诚相见”，互敬互爱，学园里“充满了家庭的亲爱”和“抛弃身家，为人群谋幸福”的“牺牲精神”。师生都参加到“工场农场去做工”，“极力过俭朴的生活”，注重“科学的训练”，“对于学问方面，不纯是记忆书本知识，要能就课本自由研究，独立思索，以求养成科学的头脑”。

不久，“立达学会”正式成立，一时校内外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辗转介绍前来参加。

陈望道在这段时间里，正执教于江湾复旦大学及上海大学。他因赞同立达学园及立达学会之宗旨和精神，亦慕名前来任教。立达学园以后又创刊《立达季刊》和《一般》月刊。《立达季刊》仅出了三期就停刊了。陈望道在季刊上发表《修辞学的中国文学观》一文。1926年，他又在以立达学园为背景的《新女性》上发表《中国女子的觉醒》、《现代女子苦闷问题》等文章，继续为妇女的解放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