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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广泛的传播，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正式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也日趋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党的正式诞生。陈望道亦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然而，正当大家积极筹备召开“一大”的时候，为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与李汉俊等发生争执。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未能出席党的“一大”，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随着小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开展一系列马列主义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外界便纷纷谣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取了卢布。其实小组在当时“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1]，他们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就是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的稿酬。陈望道回忆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2]李达在自传中也说：“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二三百元，却无法筹措。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社，不能协助党内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3]就在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积极筹备党的“一大”召开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原来凡需要支付党内活动经费都须经书记陈独秀的签字方可前来领取。由于陈独秀并不清楚经费的收支情况，常会发生对方拿了陈的批条来领钱时，李汉俊这里已无钱支付的被动局面。为此，李汉俊很有意见，希望陈独秀不要对外乱批条子。岂料陈独秀听后竟大发雷霆，无理指责李汉俊是要夺他的权。李达还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4]。

不料这一争执又牵连到陈望道的身上。陈独秀甚至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想当“书记”。陈独秀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党组织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此时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于是他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你们已先在那里争夺起书记来了，将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来信后顿时火冒千丈，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诬蔑，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公开向他道歉。陈独秀为人一向傲慢，自然不肯向他道歉。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能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大”召开以后，1921年11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并提出各地应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等问题。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在担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这段时间里，陈望道为刚刚创建的党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他在1921年8月创刊《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又到党于这年年底创办的“平民女学”上课或演讲，为党积极培养妇女干部等等。

1922年1月28日，旧历新年，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动党员、团员及进步青年来到市区的大街小巷，向过路行人及沿途各家各户赠送散发贺年片。这些贺年片用书面纸印写，正面印着“恭贺新禧”四个黑色大字，背面以花边为框，框内印着一首《太平歌》。歌词为：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贺年信。贺年信的内容为陈望道所起草。

陈望道当年曾亲自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建国后，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党组织建议我们向上海人民拜年，记得贺年片上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5]

北京共产党组织在他创办的《工人周刊》第29号（1922年2月12日出版）“劳动文艺”一栏中全文刊登了这首歌词，并指出：“读了非常感动，特把它登在此地，希望工友们时时吟诵，身体力行，那国家就真会‘太平’哩！”

党组织在新年散发贺年片，不仅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代表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党的存在，也使上海的军阀政府当局震惊不已，他们派出大批巡警四处侦查。

这项活动以后也正式出现在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发于1922年6月30日）。报告说：

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于上海市内，下午分散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二万张于“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

1922年1月15日，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召开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被害三周年纪念会，有500余人出席。会议由李启汉主持，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以及印度、日本、朝鲜等国进步人士到会发表演说。在会场上还向与会者散发了印有李卜克内西遗像的纪念册。

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1922年的4、5月间，先后两次举行演讲会和纪念会。陈望道也都参与了这些活动。4月23日，他随同中央书记陈独秀前往吴淞中国公学出席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5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学界名义假北四川路怀恩堂正式举行纪念会。是日，到会的约有百余人。会议由张秋人主持，并在会上报告了马克思的生平。陈望道又偕同沈雁冰及一位印度学者到会和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在这次纪念会上还散发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的《马克思纪念册》。这是由党中央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首次马克思诞辰纪念会。

陈望道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1922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当选的委员有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徐梅坤任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陈望道这时已正式提出辞呈，故而改选时已不再选他。

关于陈辞去书记的情况，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亦有记载：“从前有个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任的委员长是陈望道，后来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辞职。”^[6]

陈望道向党组织提出辞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纯粹是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对党内生活不民主等有意见，以及陈独秀根据不确实的事实，做出有损于他名誉的行为而引起的。可见，“当时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他”^[7]。然而，陈望道以提出辞职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也是欠妥当的，应该说是一种缺乏修养和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对于陈独秀来说，作为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同志间相互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也就更大一些。陈独秀在未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恣意公开谩骂一个同志，事后又不愿作任何一点自我的批评，完全表现出一种以老子自居的家长作风。陈独秀这样做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促使矛盾更趋于激化。因为当时上海地方党组织内的一些年轻党员，因不明真相而表现出一种过于偏激的情绪，他们纷纷起来指责陈望道等（当时同时提出退党的还有李汉俊等）是投机革命，有的甚至骂他们为叛党。陈望道为此感到非常愤慨，于是就进一步提出退出组织的要求。那时，他错误地以为不参加组织同样可以为党工作，不同陈独秀发生关系也一样可以干革命；还认为，只要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忠贞不渝，在党外也一样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他的这一做法曾受到学习小组同志们的批判，陈望道因此而思想苦闷。但不久，当他的学生邹剑秋去看望他时，他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的表现。

自1922年至1923年，也即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上海地方党组织先后提出脱离组织关系的除陈望道外，尚有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李达也在若干年后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这些为数不少的一批在建党前后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提出退党，正好表明了我们党在开创时期尚很年轻，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党内生活还不很正常。当时的党组织无严密的、系统的组织纪律，入党和退党也没有严格的手续，党员的组织观念也很淡薄，再加上陈独秀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也令一部分同志感到不满。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当时的党组织还处在比较年轻和幼稚的状态。

值得称道的是当年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却能以一种与陈独秀截然相反的、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来处理一些党务的问题，解决一些党内的矛盾，表现出在政治上少有的成熟。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系列具体指导，会议讨论了救援狱中同志和江、浙军事问题。此外，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明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8]毛泽东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9]。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态度应缓和”显然是针对上海党组织的一些青年党员同陈望道等之间的对立情绪而言。毛泽东在当时所持的这一立场显然是为了更好地争取和团结他们，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是一种有利于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正确的态度。

当时，党组织还指定由沈雁冰去对三人进行劝说工作。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中说：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10]。

从此以后，陈望道虽然与党脱离了组织关系，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于党的事业始终坚贞不渝，对于党所交予的各项任务，也仍然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而不论所经历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道路又是多么的艰辛，直到建国以后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来，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陈望道以自己的革命的一生实践了这一誓言。

尚需一提的是当他的学生施存统在明白了事情经过的原委以后，便从日本给陈望道老师写来了一封痛哭流涕的长信，向他表示了至诚的歉意。不过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1]包惠僧：《回忆渔阳里二号》，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31页。

[2]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3]《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5]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