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浙江“一师风潮”与中国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发生的浙江“一师风潮”，是“五四”时期浙江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与青年学生，因提倡新文化和改革教育制度而引起的一次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大较量、大搏斗。这场学潮极大地激发了“一师”师生们的政治热情和革命激情。就在学潮结束之后，他们纷纷走向社会，投身于革命。浙江省的新文化运动及“一师风潮”确曾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人。当时学潮中的先进分子，后来有许多成为江浙地区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一师风潮”中的“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望道，在风潮结束后首先回到义乌故乡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著作。紧接着，他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于1920年4月底来上海与陈独秀等一起筹建了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于1920年5月。最初的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从这张名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属于原浙江“一师”的师生就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三人，这确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数。邵力子也曾回忆说：“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原浙江‘一师’的师生，如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另一部分是1918年前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生，如李汉俊、李达等人；第三部分是原国民党员中稍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成员，如邵力子、沈玄庐等。”^[1]由此可见，当年的浙江“一师风潮”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乃至以后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下面将着重介绍一下除陈望道以外的另外两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又是怎样从“一师风潮”走向革命征程的。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的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原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当年曾与陈望道师等创办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之后，他又与省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汪馥泉等联合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并在陈望道师的指导下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反对封建家庭制度的《非孝》一文。然而，正是这篇《非孝》文章被军阀当局斥为大逆不道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浙江新潮》由此被北洋军阀政府通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印刷发行。施本人也因此遭到教育厅的勒令开除的处分。1919年年底，施存统被迫离开杭州去了北京。翌年1月，他加入“工读互助团”，该团不久即解散，遂于6月间来到上海投奔老师陈望道。经过前阶段的生活实践以及后来陈望道老师对他的影响，他终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上海后，他参与了陈独秀、陈望道等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即为小组成员之一。不久，他又接受了陈独秀的委派去日本留学，并在东京负责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1月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1922年施存统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同年7月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成员俞秀松，亦系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俞在浙江新文化运动中与施存统等一起创办了《浙江新潮》社，出版《浙江新潮》周刊。《浙江新潮》案发生后，俞亦被迫于1919年底离杭赴京。翌年1月在京与施存统同时加入“工读互助团”。该团于1920年3月解散后，他便来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他与老师陈望道等一起先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又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与此同时，他接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中央书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位杰出的创始人。1921年3月，他出席了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负责联系我党派遣的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事宜。1922年3月回国后，受青年团临时中央派遣赴杭州指导建立青年团杭州支部，并兼任书记职务。同年5月，他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1938年5月牺牲在苏联狱中。

在浙江“一师”的师生中，除施存统和俞秀松在陈望道老师的影响下直接参与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外，尚有宣中华、汪寿华、华林以及体育教员胡公冕等也都在陈望道的影响和帮助下先后踏上革命的道路，有的甚至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师”学生宣中华，在五四运动中曾担任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当年他积极领导全市各校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位出色的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2月，在浙江“一师风潮”中，他领导全校学生同北洋军阀当局进行斗争。同年4月，他又领导杭州学联会，联合杭州各界，开展驱逐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斗争。宣中华于1920年夏天在本校毕业后，曾在附小任教半年。1921年春天，他接受了陈望道的邀请来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分工负责工会组织活动。同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苏联出席国际反帝会议。在苏期间曾拜谒了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向他叩询进行世界革命的途径。1924年1月，宣代表浙江省出席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批准他为党员。1926年，他当选为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宣中华因急于同党中央联系，便化装来沪，在途中不幸被敌人识破，行至龙华时被捕，以后又惨遭敌人的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宣中华是“一师”的高才生，亦是陈望道师的得意门生，他十分赞赏这位学生的才华和品德，因此对他爱之甚笃。宣中华牺牲的噩耗传来后，陈望道悲痛万分，多次洒下热泪。建国后，宣中华的好友、浙江学生运动的另一位领袖徐白民被委托撰写宣的传略。徐在撰写过程中曾多次登门向陈望道求教，征求他的意见。陈望道此时仍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不仅给了徐白民许多具体指导，提供了许多素材，还恳切地希望徐能将烈士的革命事迹详细记载下来，以教育后代。

陈望道的另一位学生汪寿华，在五四运动中曾在一师组织书报贩卖团，推销进步书刊，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汪寿华就读于陈望道师的这个班级，亲自聆听陈望道师上的国文课，对陈师的学识和思想钦佩之至，在课后还将陈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详细地记载在他的日记——《求知录》中。“一师风潮”斗争胜利后，他于1920年下半年来到上海。在陈师的指导下，于8月份进“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同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和罗亦农等被派往苏联学习，学习后留在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部工作，任主任及海参威工人苏维埃委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兼工农部主任，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书记等职。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当时为直接指挥人之一。武装起义胜利后，他又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并任市政府中共党团成员，同时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被大流氓杜月笙诱捕，4月15日惨遭反动派秘密杀害。

叶天底，也是浙江“一师”的学生，1919年，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参与“换经（经亨颐校长）拒金（金布，军阀当局新派来的校长）”的活动，也是斗争中的骨干分子。1920年暑假，叶被迫离开“一师”来到上海，经陈望道的推荐在一家印刷所校阅《新青年》的文稿，同时，他结识了正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乡沈玄庐，并和陈独秀、邵力子、杨明斋，以及老师陈望道交往频繁，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是年8月至11月，他与俞秀松等接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托，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当时，这一组团的工作显然是在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李达等的指导下进行的。陈望道、李达等以后也都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载入史册。

1920年9月，叶天底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1923年秋，叶任《民国日报》副刊《艺术评论》的编辑。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他与侯绍裘、张闻天一起创建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他任独立支部书记。1926年7月，又创建中共上虞支部，仍担任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坚持革命斗争。同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在全省大搜捕中叶天底不幸被捕。1928年2月8日，叶天底慷慨就义于浙江陆军监狱，他以年轻的生命实践了“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壮烈誓言。

叶天底在浙江“一师”就读时“最心爱绘画一门”，是美术教师李叔同之高足，擅长国画与版画，曾“创作过许多寓意深刻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磕篓与蟹》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着墨不多，简洁拙朴，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2]。在这幅画的右角上有两段题词。一段为陈望道所题，是从日本水野叶舟著的《小品作法》中间抽译过来后题在画上的。

这段话的原文是：

无论什么艺术都是从人生出的。如果艺术只是一种因袭的技术，那就只要熟练，随便什么人都有好的作品。但是什么人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艺术的作品是人的灵魂的产儿，必须那人的灵魂有摄取自然的力量才能生出那个人的话。所以那个人的本身如果没有美丽的灵魂，丰腴的心境，自然是不对。那一个人拨开胸襟的自然极正直极公平，并不特别慈爱什么人，虐待什么人。去求他，他就给你去敲门，他就开。他时常坦露着他的心，想同人类说话。只要人类有碰他的诚意，自然的玄妙就在人类胸前尽情显露了！

这另一段话为沈玄庐所题。那是在1920年8月中旬，叶天底、陈望道及俞秀松一起来到杭州联络沈玄庐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1日那天，沈玄庐在送走他们之后，无限感慨地在这幅画上题下了下列这段文字：

箝断稻草根，来吃现成稻，成群结队由你的横行，把便宜事都占尽了。如今成串成串地缚住你们的，就是你们箝断的那根草。

你们吃饱了，养肥了，但是磕篓也编好了，酒也香了，汤也沸了，你们红了，他们的脸上也红了；他们饱了，你们那里去了？

这段文字是沈玄庐为叶天底的《磕篓与蟹》这幅画的点题描述。不难看出作者是“以蟹比喻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以稻草象征广大受尽奴役的劳动人民，他这段话旗帜鲜明地道出了人民大众要起来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强烈心声”^[3]。

这是由三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通力合作完成的一幅革命诗画，它创作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在这幅诗画中，我们的早期共产主义战士满怀激情地宣传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件珍贵的文物记下了先辈的革命足迹。

1921年5月1日，在陈望道与邵力子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纪念专号）上又刊出一幅叶天底作的版画——《世风》，画面反映了受苦的劳工渴望摆脱压迫、期待解放的心情。这幅画的画头“世风”二字为陈望道所题。画的底部书有：“天底画，晓风题”的字样。

三位早期共产主义战士合作完成的革命诗画——《磕篓与蟹》

华林，是浙江“一师”的又一位学生。“一师风潮”结束也因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无法在杭州继续呆下去，遂于1920年9月来上海。华林自己回忆说，来到上海后，他起初“想入大同学院学英文。原来听说大同学院是免费的，可是到时却说要付一笔学费。于是就去找陈望道请他设法，但没有遇到，留下了旅馆地址。晚上，陈望道送钱来旅馆，和我谈到半夜，谈得很多，谈到了仲甫（陈独秀）的《新青年》，说陈独秀请他编《新青年》，又谈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言下之意要我参加”^[4]。1920年12月左右，俞秀松又去找他，同他谈起青年团，希望他参加，并希望他不要读英文，改读俄文，然后去苏联。就这样，华林住进了渔阳里6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当时同他一起学习的有刘少奇、柯怪君、韩慕涛（即庄文恭）、周伯棣等。1921年4月，华林第一批到苏联留学，同去苏联的还有韩慕涛、彭述之、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即汪寿华）、卜士畸等共12人^[5]。

从华林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望道对学生的关怀和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他对学生的帮助不但在生活上、经济上，更主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循循诱导，启发他们的觉悟，将他们引向革命之路。当年“一师”的许多学生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最终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除了自己主观努力外，还同陈望道老师的亲切关怀和鼓励、热情的启发和帮助分不开。

在“一师学潮”前后，受陈望道进步思想启发和影响的除上述许多“一师”的学生外，还有一位体育教师胡公冕。胡公冕老师在闻名全国的“一师风潮”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敢。1920年3月29日，当反动军阀当局派遣大批军警围困“一师”，妄图用武力解散学校遣返学生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斥责军警的暴虐行为。他当时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一师”师生的斗志。1921年10月，他转来上海后，随即由陈望道及沈定一（即沈玄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1月，他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30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

由陈望道等在浙江“一师”点燃的革命火种，不久即燃至祖国的四面八方。

【注释】

[1]邵力子在1956年7月的谈话记录，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2]刘芳玲：《一幅珍贵的画——叶天底作〈磕篓与蟹〉》，载《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

[3]刘芳玲：《一幅珍贵的画——叶天底作〈磕篓与蟹〉》，载《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

[4]华林：《渔阳里六号和赴俄学习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5]华林：《渔阳里六号和赴俄学习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