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编辑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

1920年初，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把视线萦注于劳工运动。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劳工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历史作用，同时还到工人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革命的依靠力量。这年夏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联合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开始结合的过程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被提了出来。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于1920年春来华。他先在北京访晤了李大钊，同北京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举行座谈。然后经李大钊介绍，于4月到上海会晤陈独秀，同上海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举行座谈。经过多次讨论和交换意见，取得了统一的认识，这就是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成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曾经是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号角。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新青年》逐渐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的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例如，在1920年的5月1日，《新青年》杂志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出了“劳动纪念号”专辑，刊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及介绍苏俄和我国各地工人状况的材料和工人题词。

陈望道于1920年4月底应邀来沪后，由于原邀请单位《星期评论》突然被当局勒令停刊，他旋即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5月1日，他来沪仅数日，即偕同陈独秀、施存统等在上海澄衷中学，共同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紧接着又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空地上举行庆祝集会。参加这次纪念大会的有各行业工人和各界来宾500人。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国际劳动节。

老渔阳里2号，陈望道上世纪20年代主编《新青年》时编辑部旧址

同年5月至8月，他在参与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同时，又参与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这一活动。同年12月，陈独秀应邀赴广东任职，遂由他接任主持《新青年》的编务工作。陈独秀于12月26日离沪时写给胡适及高一涵的信中曾提及将《新青年》交付给陈望道负责的事：“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此后，陈望道就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特地从原居住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搬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去居住。三益里为《星期评论》社的社址，亦即邵力子的寓所；渔阳里是陈独秀的寓所，以后又成为党的机关所在地，《新青年》编辑部亦设在这里。陈望道说：“那时，《新青年》在楼上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楼下开会。我同李汉俊、沈雁冰等天天碰头，研究有关问题。”^[1]

陈望道负责主编《新青年》后，与李达、李汉俊等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此后，他对《新青年》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2]如，以后《新青年》每期开辟有《俄罗斯研究》专栏，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成就和各项政策，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新青年》还翻译刊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以及介绍、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

《新青年》在当时继续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显然是为了照顾原有的作者队伍，为了把更多的人们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周围，也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新青年》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3]

《新青年》改组后的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他声称：“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他一边咒骂《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俄）的汉译本”，一边又提出所谓“我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4]。当陈独秀把编辑《新青年》的责任交给陈望道的事写信告诉胡适后，胡适当即给陈独秀复信，提出了分裂《新青年》，改变《新青年》办刊性质的三个方案：（一）叫《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流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三）停办的方案^[5]。他甚至还非常傲慢地给陈望道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什么他并不是反对陈望道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把《新青年》用来宣传共产主义。

胡适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李大钊、鲁迅等的坚决反对，李大钊表示：“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绝对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6]。鲁迅也明确表示赞同陈望道等人的办刊方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7]

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革命与改良的激烈斗争中，陈望道站在李大钊、鲁迅等的一边，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态度十分鲜明。他表示“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南方的人们，问《新青年》目录已不问起他了。这便因为他的态度使人怀疑”。他还针锋相对地揭露道：“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8]

胡适此举失败后，又变换手法，声称：“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9]企图把《新青年》从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望道等人手中夺过来，脱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迁到北京受他的控制，以改变《新青年》的性质。针对胡适的攻击，陈望道毫不退缩地予以反击：“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10]就这样，胡适改变《新青年》马克思主义方向的企图一直没有获得成功。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始终站在最前列。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影响，陈望道还通过邵力子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争取过来，他担任了《觉悟》副刊的编辑，在该刊上增加了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觉悟》继《新青年》之后成为又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陈望道回忆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民国日报》是叶楚伧负责，社论主要由他执笔。副刊《觉悟》则是邵力子负责，邵忙时，我就去帮助编辑。邵、叶观点不一致，叶为《觉悟》写稿，邵有时不登。《觉悟》有时还发表文章转弯抹角地批驳《民国日报》的社论。《民国日报》正张大家不大看，都要看副刊，报纸靠副刊来吸引群众，维持它的影响。”^[11]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它同混杂在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中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就不能不形成越来越尖锐的对立。“《时事新报》还装着讲学问的手法来反对我们，他们同胡适打成一片。我们以《觉悟》为阵地，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2]。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梁启超、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新的进攻。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还没有形成工业无产阶级，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并鼓吹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实行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发展协社（合作社），宣扬中国将来可以经过这种协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他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并宣称：“我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对此，陈望道等以《觉悟》为阵地，同以《时事新报》为喉舌的张东荪等假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论战。就在张东荪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陈望道即在《觉悟》上发表了《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他质问道：“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甚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陈望道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通过与胡适的实验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陈望道和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力地击退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打从这次争论以后，胡适每发表一篇文章，陈望道必然与之针锋相对地写文章予以反驳。

在经过若干年之后，有一次，郑振铎在沪设宴招待文化界的友人，陈望道也应邀出席。席间，郑为胡适和陈望道两人介绍相识。胡适连声说：“认识！认识！不打不相识嘛！”其实在此之前两人并未见过面。

陈望道编辑《新青年》杂志，直到1921年为止。

【注释】

[1]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2]同上。

[3]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4]胡适：《我的歧路》，载《胡适文存》（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5]胡适：《致仲甫》，引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6]李大钊：《致胡适——关于〈新青年〉的一封信》（1920年12月），《李大钊文集》（下）。

[7]鲁迅：《致胡适》（1931年1月30日），《鲁迅书信集》上卷。

[8]《陈望道书简》，载《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

[9]胡适给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信，见鲁彦生：《陈望道与〈新青年〉》，载《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

[10]《陈望道书简》，载《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

[11]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1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