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者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这一事件使他懂得，他在“一师”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1]。反动当局就已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2]。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3]。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

“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传入我国的。‘五四’初期，一般人多以新旧分别事物。当时曾经有人把一切我国古来已有的不分好坏一概称之为旧，一切我国古来未有或者来自外国的一概称之为新。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涌进来了。但是不久就有很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新旧逐渐有所辨别：对于所谓旧的，不一定都可以加以否定；对于所谓新的，也不一定都可以加以肯定。于是对一切‘五四’以后以‘新’为名的新什么的刊物或主张，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4]。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陈望道在“一师风潮”结束后就回到故乡去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五四运动既是个爱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个文化运动。在这个文化运动中，人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人民群众中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文化运动导向更前进的方向，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在这个基础上，不久又终于出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锻炼后才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者过渡，而他完成《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是实现这一过渡的重要标志。

“一师风潮”结束后，作为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陈望道，也就成了全国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为此，上海《星期评论》社特地函约他试译《共产党宣言》一书。上海的《星期评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于1919年6月8日创刊的。它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具有一定的唯物观点，曾宣传过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问题，也算是一个进步刊物。刊物的负责人为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星期评论》社此次特地约请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原来计划是在该刊上连载发表的。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是在分水塘家乡宅旁的一间柴屋里进行的。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山区农村的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尤其是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会不时透过四壁漏墙向他阵阵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柴屋里只安置了几件简单的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为了专心致志地译书，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等也常常是老母亲自给他送过来的。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了黎明前绚丽的曙光。母亲见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得什么似的，特地设法弄来些糯米给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当地盛产红糖，老母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子红糖。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当母亲点穿了这里的缘由时，他也不好意思地吃吃笑了起来。

这个蘸墨汁吃粽子的小故事，至今还在分水塘乡村间传颂着哩！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有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就是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因此要翻译好《宣言》是极不容易的，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不容易了。恩格斯自己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陈望道当时翻译工作是在极少占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只能依据日文本并参考了英文本来试译。日文本是由戴季陶提供，英文本是陈独秀自北大图书馆取出提供的。在翻译过程中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他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中文译稿终于在分水塘的这间柴屋里诞生了。完成译稿时间是在1920年4月下旬。

1920年5月，《共产党宣言》一书译成后，陈望道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去上海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回忆说：“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去广州，他们有意要我代替戴编刊物。我到《星期评论》社，在三楼阳台上见到他们。戴同我见面就大哭，说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除李汉俊、沈玄庐外，沈雁冰、李达也在场。第二天，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5]（该刊在出满53期之后于1920年6月6日因当局禁止而停刊。）《星期评论》停刊后，原打算在该刊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也只得另择出版机构。

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正式出版。出版前曾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作了校阅。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仅印了千余本，很快就销售一空。许多未买到书的读者还纷纷投书到出版发行机构，询问《共产党宣言》发行的情况。原《星期评论》的编辑沈玄庐专为此事于1920年9月30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公开信。信的原文如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希望陈望道亲自校勘一道！（玄庐）

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共产党宣言》很快又在同年9月重版了一次。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在刊出的马克思全书的目录中，《共产党宣言》又获重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就将此书重印了十次。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十七版了。北伐战争时期，曾在军内散发此书，做到人手一册。陈译《共产党宣言》以后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封面

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许许多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对斯诺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4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也讲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鲁迅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倍加赞赏。陈望道在《宣言》译本出版后，因为看到《新潮》上鲁迅的意见，对于鲁迅主张“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表示赞同，所以特地把这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赠给了他和周作人，并请求他们指正。根据周作人在1960、1961年回忆，鲁迅在收到书后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赞扬陈望道做了一件好事。他说：“虽译得不够理想，但总算译出一个全译本来。”又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6]。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大为惊慌，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当时，“在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共产’、‘共妻’、‘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7]，译者陈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尤其是自从“四一二”事变之后，“《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头衔，已成为敌人对他恣意进行迫害的一顶帽子。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真理是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8]。《宣言》一再翻印，广为传播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再版过程中，除了陈望道这个译名外，还先后用了佛突（望道二字英译第一个字母为V.T）、陈晓风和仁子等。出版地点也常常更改，如用广州出版社等，其实并未在广州印刷过，无非是为了以假乱真，躲避敌人的搜查。

除《共产党宣言》外，陈望道还在1919—1921年间，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产业主义和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许多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期。

[2]陈望道：《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3]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期。

[4]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282页。

[5]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6]沈鹏年于1961、1962年访问周作人记录。

[7]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282页。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