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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带动下，杭州其他许多学校的新文化运动也迅猛地开展起来，并由此推及到整个社会，杭州市的各种报纸也一度改文言文为白话文。

浙江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恼怒，拼命加以抵制。于是当权者就把矛头直指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妄图扼杀经亨颐、陈望道等在“一师”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当时在“一师”的五个语文教员，除了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人称“四大金刚”的四位进步教员外，另一个就是由省政府直接派来的秘书。此人思想极端反动，他来“一师”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阻止这场改革，若阻止不成就准备对“四大金刚”进行恐吓与威胁，甚至还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陈望道后来追忆说：“一次我们四人（指‘四大金刚’）在我房间里开会（我房间与那个‘秘书’住得很近），那‘秘书’先生在他房间里大声对他女儿讲‘我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就用枪打死他们’的话来恐吓我们。我们对他们的可耻恫吓置之不理。”^[1]

不久，“一师”学生施存统在语文老师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从而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非孝》一文的原意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这仅仅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并没有能够用历史观点来加以分析说明。“孝”是封建道德的代表，是巩固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支柱。而封建家族制度又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推行“孝”之教义，造成家长对子女的独裁统治，并最终驱使人民做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军阀政府为维持封建势力，无怪乎要痛恨《非孝》而加以查禁^[2]，《浙江新潮》在出了三期之后，也就被迫停刊了。

然而，据陈望道老师回忆说：“施在当时是一个刻苦力行的学生，思想激进。在学校里，他和其他同学设立书报贩卖部，推销新书报，同时在卖书中间了解同学的思想倾向。”他只是“反对迷信式的、形式主义的‘孝’（实际上他对自己的母亲还是很好的）”^[3]。

《非孝》一文发表后，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浙江省教育厅曾两次派员查办“一师”，责令校长开除《非孝》的作者，并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共妻”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对陈望道等四位语文教员予以撤职查办。当局的这种做法，正如《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所指出的：“其实省教育厅当局早就打算推翻‘一师’底改革计划，于是先借《浙江新潮》案作个查办的引子，引到本校‘学生自治’和‘改革国语’两件事的头上，以便把本校底革新事业根本推翻。”^[4]对于这起轰动全国的文字狱，上海《民国日报》曾载文加以鞭挞。这则题为《齐耀珊大兴文字狱》的评论的最后两句话为：“唉！倒行逆施的当局，倘然还有一点人气，意忍心摧残教育，挫折学生，演出那文字狱的惨剧么！”同年12月5日，邵力子也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浙江风潮》的风潮”这则时评。时评说：“听说有人要借此破坏浙江师范学校。我因此却想着这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视的一个缩影。仇视的结果，北大丝毫没有动摇，北大学生的团结力，全国人民没有不佩服的。浙江师范的前途如何？要看他们的学生的团结力怎样，压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邵力子当时发表这则评论显然是为浙江“一师”的师生们打气鼓劲的。

由于经亨颐校长对省教育厅的“查办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这件事被拖延下来。1919年12月8日，省教育厅派科员富某再度来校，直接向陈望道等查询国文科教授改革的情况，并转来了所谓“社会责问书”。接着，省议员又提出了所谓“查办经亨颐”的议案。接踵而来的便是省教育厅长齐耀珊、夏敬观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等一系列措施。

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手段，“一师”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当省政府教育厅利用寒假把经亨颐校长调任省视学，并另派校长时，学生闻讯纷纷提前赶回学校，不让经校长离校和拒绝新校长到任。学生还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决心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事态发展至此，“一师”事件已从前期的“《浙江新潮》案”转变为后期的“留经运动”。运动的实质乃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斗争。它使政府当局惊恐万状，最后竟老羞成怒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解散“一师”，从而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流血事件。杭州其他学校闻讯赶来声援，表示坚决同“一师”师生站在一起，同他们并肩斗争到底，甚至还提出了愿与“一师”师生同进退的要求，表示当局若要解散“一师”，就连其他学校也一并解散。

1920年3月29日清晨，七八百名军警奉督军省长的命令，把“一师”校舍团团围住，随后用刺刀、步枪将学生逼往操场。他们拖的拖、拉的拉，妄图驱散学生，解散学校。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反动政府的无耻挑衅，感到无比气愤，操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此时，陈望道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他疾步走入学生中间，高声喊道：“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你们不要哭！”然后他带领学生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这时有一学生愤然对军警说：“你等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来摧残我辈，我宁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语毕，竟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体育教师胡公冕见状，猛扑了过去，奋力夺下指挥刀，救下了这个学生，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曹聚仁在回忆这段“留经运动”的历史时说：“警长张惶失措，不知怎样才是，这时全场同学以及各校男女学生都哭起来了，哭得凄惨悲悒，连警察们也在流泪！”^[5]迫使警长不得不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军警后退后便由一绅士出来调停，开始进行谈判。“谈判时，他们坚持要查办我们四个教员，我们则坚持要反动当局收回成命（即既不能查办四个教员，也不能撤换校长）。”^[6]

“一师”师生被军警围困的第二天，一位目击者写下了以下的感受：“我看他们这事看了一天，心腔里所存着的，只有‘悲痛煞’、‘愤恨煞’这几个字，回想前后，觉得这班学生的勇敢和义气，及维持文化运动的决心，直叫人佩服煞，钦慕煞。”^[7]

“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继续，“一师风潮”又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它激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广大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声援这场斗争。浙江罢课坚持了两个多月，直到4月才告结束。上海的《民国日报》、《新闻日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评论，警告浙江教育当局不要对革新教育兴风作浪。例如，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15日发出《告夏敬观》的时评。时评说：

厅长并不是主人，教职员并不是厅长的雇员，学生并不是厅长的奴隶，学校更不是厅长的私产。夏敬观你要明白这一点。西湖风景不恶！劝你少管事，多做词罢！

《民国日报》1920年3月16日，又发出题为《浙江有人没有？》的时评，敬告夏敬观是以卵敌石。该时评说：

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竟威胁第一师范学生！50日不上课，将一师解散！……学生不过停课，夏敬观却要拆学堂了。是浙江人！是有子弟的！请想！夏敬观拿一个教育厅，来拼浙江全省底教育事业，浙江尚有人，夏定是以卵敌石。

上海《新闻报》也于1920年3月17日发出《革新教育》一文：

教育部咨各省有云：列国对于教育力求革新，我国教育自应顺应潮流，共图改进。由是言之：负教育行政之责者，尤宜善应潮流，勿复兴风作浪，则是教育界之大幸矣。

之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也都纷纷来电声援“一师”的师生，表示“誓为后盾”。

由于全国舆论的支持，各校学生团结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一师”校长的决定。“一师风潮”虽然取得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文化界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经亨颐和陈望道等也终因无法再在该校留任而离去。当年在“一师风潮”中的许多骨干，《双十》及《浙江新潮》的编者也大都被迫离开杭州，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前往上海。许多教员也纷纷离开杭州，经亨颐校长来到上虞白马湖，另行筹建了春晖中学，朱自清、李叔同、叶圣陶等也都先后转到春晖中学任教。夏丏尊应聘去了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任教。陈望道则回到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潜心研究新思潮，试译《共产党宣言》经典著作。

“一师风潮”结束后，杭州的新文化运动一度又趋于低潮，杭州各地报纸又恢复使用文言文。“这一斗争说明了新事物的成长往往总是曲折的”^[8]，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取得成功的。

当年鲁迅曾热情赞扬和支持“一师”师生的这一斗争，并把这次斗争比作“十年后的又一次‘木瓜之役’”。“木瓜之役”指的是十年前鲁迅同许寿裳等团结“一师”前身——两级师范的进步教职员，反对浙江巡抚增韫和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的斗争。“一师风潮”事件发生时，鲁迅正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当他看到“一师”斗争取得胜利后，十分高兴，曾对周作人说：“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的。现在经子渊（即经亨颐）、陈望道他们的这次‘木瓜之役’比十年前的我们那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得多了……看来，经子渊、陈望道他们在杭州的这碗饭是难吃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9]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他求学东瀛及初到“一师”任教时都是用的原名。正是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后才改名为“望道”。改名“望道”二字的含义是，“望”，原有展望以及寻找和探索的意思；“道”，亦即道路，它还含有法则、道德的意思。“望道”二字合起来即为探索，展望，寻找新的道德、新的法则、新的革命的道路。陈望道改名以后，他的两个弟弟也分别由贯一和精一改名为伸道和致道。改名为伸道和致道亦有同样的意思。

[1]陈望道：《“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浙江一师风潮》，第351页。

[2]施复亮：《“五四”在杭州》，《浙江一师风潮》，第365页。

[3]陈望道：《“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浙江一师风潮》，第351页。

[6]陈望道：《“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浙江一师风潮》，第351页。

[8]陈望道：《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