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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来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正值“五四”的浪潮冲击到了浙江省。他到校后立即与“一师”其他进步教员一起配合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舍坐落在杭州的下城区，原是一所全省秀才考举人的旧贡院。戊戌变法后，在全国废科举、兴学校，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学习的高潮声中，旧贡院于1905年被拆除，在旧贡院原址基础上，由留日学生经亨颐负责，按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建造起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舍正式建成于1908年。墙内校园共占地136亩，大门外尚有贡院遗址吹鼓亭、旗杆、辕门和照墙等，占地面积也有好多亩。它是浙江省当时最大的高等学府。

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绝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成为我国知名的学者、作家和教授。如鲁迅、许寿裳、马叙伦等。1917年夏季，校名正式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或“一师”。

“一师”名师云集，如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夏丏尊、刘毓盘、单不厂（音安）、李叔同、刘大白、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何炳松等，都是闻名全国的文化教育界人士。

“一师”校长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年号颐渊，别署听秋，浙江上虞人。经原是两级师范第一任教务长，1912年接任两级师范校长，1917年改为“一师”后他蝉联校长，并兼任省教育会会长。经校长提倡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也即道德教育，倡议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德、智、体、美、群”五育的主张。他还认为办教育就必须不停顿地探索前进，要革故鼎新，对教学工作也要不断地改进。因此，当“五四”运动在浙江兴起后，由他领导的浙江“一师”率先起来响应。学生纷纷起来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劝说市民起来抵制日货，投入这场爱国政治运动。

是年秋季开学，经校长和许多进步教员“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的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那世界潮流”。他们采取了“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他们首倡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革国文教授及学科制等措施。其中尤以学生自治与国文改授两项对全省各校的影响更大。在这场改革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一师”四位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的革新措施尤其引人注目。他们积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他们还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例如有一次，陈望道先生在省教育会演讲时曾说到学生“要明辨是非，反对权威，并举例说先生有不对的地方，学生应该批评，不批评的不是好学生”等。他的这一发言，当即在师生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既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莫大的鼓舞，自然也势必遭到那些师道尊严观念极为严重的守旧者们的强烈不满，当时在场的一些老先生拼命晃动着脑袋以示反对。

当时，陈望道等还提出反对尊孔读经、蔑视孔教会等主张。“一师”的学生在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后，纷纷起来抵制“丁祭”（旧时每年仲春[农历二月]、仲秋[农历八月]上旬丁日祭祀孔子，叫丁祭），拒绝向孔子朝圣，并取消孔子诞辰休假的规定。

在改革国文教授的过程中，陈望道等几位国文教员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一）提倡白话文。他们在1919年10月10日出版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第一号上说：“改革我国的文字，教育人确已认为必要了；在本校地位上看起来，更觉得不能不负提创的责任。所以从这个学年起，本校和附属小学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二）传授注音字母。《校友会十日刊》中说：“要想普及白话文，先要灌输注音字母，这是人人知道的。本校国文教授陈望道君，对于注音字母，很有心得，所以特地请他到上海吴稚晖君处再去研究一番。归来便传授给附属小学全体教员和本校全体职员学生斋夫。”^[1]（三）出版国语丛书。在《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刊登的出版国语丛书的预告中说，国语的文学，到现在的时候，已经由讨论新倡而入于实行的时代了。各学者关于“国语的文学”的言论，很觉透彻；用“国语的文学”的出版物，又是一天发达一天，所以在现在的时候，若再对于“国语的文学”有应该用不应该用的怀疑，实在太背时势，没有讨论的价值了。我们现在所应该注重的问题，就是怎样使用“国语的文学”的问题，我们要实行使用“国语的文学”不得不先研究国语；要研究国语，不得不先有关于国语的书籍^[2]。当时在《校友会十日刊》上刊出预告出版的书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新式标点用法》，陈望道编；第二种，《国语法》，夏丏尊、李次九、陈望道、刘大白合编；第三种，《注音字母教授法》，陈望道、刘大白合编。从预告中可以看出，这三种丛书，陈望道均参加了编写。

此外，他们还对国语教授法进行了研究，拟订了国语教授法大纲，以及编制了新的国语教材。他们拟订的教授法大纲的具体内容为：“目的——形式的。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科学（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目的——实质的。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同时还规定了“教材，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为目”。至于“教法，令学生自己研究，教员处指导的地位”。教授中还规定了详细的方法如下：（1）说明。（2）答问。（3）分析。（4）综合。（5）书面的批评。（6）口头的批评。（7）学生讲演。（8）辩难。（9）教员讲演。（10）批改札记^[3]。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疑是对旧的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教育方法的一次猛烈冲击。

陈望道等在“五四”时期如此重视改革国文教育，那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要改革教育、普及教育，国文教授是应当第一研究的问题”。同时，又为了实现“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由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就非提倡国语改文言文为白话不可”^[4]。

陈望道以后对“五四”时期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回忆说：“‘五四’当年，思想文化的斗争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刊物，另一个便是学校：学校的学生组织、行政组织和中国语文课。中国语文课尤其是当时学校新旧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部门。斗争的范围涉及文章的古今中外的内容，也经常涉及文章所用的语言——文言和白话之争是当时的主要争端。”^[5]他还说：“我们主张语文课要教文言文，也要教白话文，而无论教文言文或白话文都要注意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教员对于教材要负责任，不能不置可否，更不能颠倒黑白。”^[6]为此，当年他在选用国文教材时特意把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狂人日记》是鲁迅用白话创作的不朽之篇。在课堂讲授时，他又故意只讲一些文艺理论知识，对课文不加评析，当学生反映不易理解时，陈望道就乘机启发大家说：“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即使是白话文，如果单单掌握一定的文艺理论知识，老师对课文不加分析，学生同样也是不能掌握的。”

在改革语文教育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起小小的风波。陈望道在追述这起风波时说：“我们四个国文教员经常在学生中进行文章思想性、艺术性、可变性等的教育。一个月后，我们曾出了‘白话文言优劣论’的题目，叫同学们做作文。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是讲白话文比文言文好；当然也有少数反对派。其中有一个学生，在作文中以文言文的体裁大骂白话文，这是我班的学生。我在修改作文时，除了文章内容和文言文的形式不加修改外，对许多文理不通的地方都做了记号，并写了批语：‘写文言文也该写通顺一些，理路不通，无从改起，重新做好再改。’在教室里发本子时，他一翻全是红××，就发火了，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叫我去见教务长。这件事情发生后，在校务会议上曾先讨论过，在校长、夏丏尊（当时是学校国文课主任）的努力下作出这样的决定：除非陈望道先生不同意，不然要开除学籍。开除，我是不同意的，因不从思想上解决是不行的。后来那学生哭到我的面前来，向我道歉。我对他进行许多教育，他认识到自己错误，此后这学生也倾向提倡白话文了。事后了解，才知道这学生是受那个反动教师的指使才这样做的。”^[7]

陈望道在“一师”的讲台上还积极向学生宣传文字改革的知识，给学生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当年“一师”的学运领袖汪寿华在他1919年9月16日的一页日记中，详细记录下陈望道老师这天上课的内容。这则日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文字的性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去做。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8]。

但是他在当时并不主张立即改革文字，因为“文字本身究宜改革与否，关涉綦多，不易猝断”^[9]。而是主张先实行标点之革新，并对此作过一番详尽的研究。他认为，“标点乃文字之标识，文字之标识不完备，则文句之组织经纬时或因之而晦，而歧义随以叠出。而语学浅者，尤非恃此为导莫能索解”。又认为，“革新标点之为文字外缘革新之事”。“惟此文字之外缘，则无论其本身之为沿为革，决不可不从新整理，使就简明”^[10]。在这段时期里，他曾就标点革新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如《标点之革新》、《标点与横行》、《点法答问》、《新式标点的用法》、《新式标点》、《点标论第二・点标之类别》等。他还坚决主张汉字必须横行，因为无论从“看时的便利”或“经济的便宜”来看，都必须实行横行。“这是已有实验心理学明明白白的昭告我们”了。他还认为“文字之纵横，这是革新标点，有宜先定者之一事”，这是因为文字横排与采用新式标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学校里新与旧的斗争除了国文课这一阵地之外，还有刊物这个阵地。五四运动使浙江“一师”师生的思想得到大大的解放。当时在学校里办的刊物很多，门类也很多，有一个班级办的，几个人办的，甚至还有跨学校办刊物的。“一师”还有个名叫凌独见的学生，一个人就创办了一份《独见》周刊。同时，为了向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进步刊物，施存统、汪寿华等进步学生还在校内外设立了全国书报贩卖部与书报贩卖团，并为此发表了宣言，向师生及社会各界出售全国著名的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教育潮》等，每天都有销售，数量也十分可观。

在浙江“一师”师生编辑出版的《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刊》、《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许多报刊中，尤以《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及《浙江新潮》的影响为最大。这份由陈望道等主编的《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曾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

《浙江新潮》的前身是《双十》季刊，是份跨校际的刊物。它是由“一师”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十四人与省一中的阮毅成、查猛济以及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夏衍）、汪馥泉、倪维雄等二十多人组成的“浙江新潮社”负责出版。这是浙江最早的一份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首先，从这份刊物的发刊词所宣布的四种“基本旨趣”来看，这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由此可见，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已经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跨前了一步，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主要是要落在劳动阶级身上，而“智识阶级里的觉悟的人，应该打破‘智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其次，从这份刊物的内容来看，它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举例来说，在第一期上，转载了日本《赤》杂志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

夏衍后来回忆说：“《浙江新潮》这份刊物，是‘一师’学生宣中华、俞秀松等在陈望道、夏丏尊的支持下办起来的。”^[11]陈望道在留日时期已经受到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向往俄国革命的道路。《浙江新潮》在他的支持和影响下赋以革命的崭新的内容，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因此，刊物出版后，立即以思想清新、言论犀利而受到全国知识界的重视。陈独秀特意发表了《〈浙江新潮〉——〈少年〉》这篇随感录来赞扬它的出版以及歌颂杭州青年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2]陈望道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这段时期，陈望道先后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了《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因袭的进化与开辟的进化》、《浙江的一颗明星》、《改造社会底两种方法》等多篇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解释扰乱与进化的关系、新旧战争的差异，以及对社会改革的一些具体设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虎将。

如，他在《扰乱与进化》中说：“凡事从一境进入他境，必有一番扰乱，一番凄楚。而此扰乱凄楚，不过外面现象；其内面则实为进步，进化其物也。世人欲离扰乱而求进化，此真无异缘木求鱼。其愚非吾辈可及。”^[13]

在《因袭的进化与开辟的进化》中，他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是进化论的时代，但必须区别生物、动物的因袭进化与人类开辟的进化，并希望我们人类认明这开辟的进化的事实和价值，互相诚心诚意的，共谋人类幸福，共进光明世界，交臂携手，一共跳舞^[14]。共谋人类幸福，共进光明世界，这正是他所热烈渴望和追求的。

他又在《改造社会底两种方法》一文中，分析了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1）除了旧制度，换上新制度，也即改换制度；（2）除了旧制度的旧意义，换上新意义，也即改换生命。他认为若要得出好的结果就必须兼顾这两种方法。首先要考虑的是换上一个新生命后那制度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存在的价值，那就应该使它在新的意义上仍旧存在，不必盲目地破坏它。要是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就该用第二种方法去破坏旧有的了。破坏了旧的要不要谋建设新来的，这是要看那破坏的东西的性质怎么样才可定夺的；破坏的东西性质上不要另建设什么的，那就不必建设；比方除旧偶像，谁还去建造新的呢？破坏的东西是该另外建设的，那又不用说，要另外建设新来的^[15]。作者对社会的两种改造方法分析得十分透彻和精辟。

[5]陈望道：《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7]陈望道：《“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浙江一师风潮》，第351页。

[9]陈望道：《标点之革新》，《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10]陈望道：《标点之革新》，《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11]夏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答〈求是〉记者问》，《浙江一师风潮》，第355页。

[13]陈望道：《扰乱与进化》，《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3页。

[14]陈望道：《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8页。

[15]陈望道：《改造社会底两种方法》，《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