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完全失败。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中国参加了对德国的作战，因此派外交总长等五人为代表参加和会。在全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了下列七项要求：（一）希望列强放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二）撤退各国驻华军队；（三）撤销各国在华的邮政电报；（四）取消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同时还向和会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是这些正当的要求，由于美、日等帝国主义的阻挠破坏，根本就没有提到大会上认真讨论。中国代表退一步要求把战前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但在美英等国的默认和怂恿下日本帝国主义竟蛮横地硬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继承下来，和约中也居然规定这些特权全部让给日本。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完全失败，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北洋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也打破了一部分中国人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与此相反的是苏维埃政府于此时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支持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中国的先进分子立即把目光转向了俄国，产生了学习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的斗争，才有可能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

1919年5月1日，当我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本来北平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为反对“二十一条”，计划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外交失败的消息频频传来后群情激愤，要求提前举行游行。4日，各校学生队伍约五千人来到了天安门。他们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等标语牌。当学生队伍正在集合时，北洋政府派遣军警赶来，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学生怒不可遏，高呼口号，准备同军警搏斗。接着便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的事件，五四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五四运动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掀起的这场爱国政治运动很快就波及国外，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激起了汹涌波涛，他们纷纷集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正在日本早稻田等大学留学的陈望道也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这些活动。五四运动在祖国大地迅猛发展，他在日本再也待不下去了，遂于这年六月初返回祖国。

陈望道从日本启程回国，在回家乡的途中经过杭州，寄寓在杭州泰丰旅馆。这时候，同他在《教育潮》上有过一次通讯联系就此相识的《教育潮》主编沈仲九，得知他已到达杭州，便到旅馆去探望他，并有意欲引荐他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18年8月《教育潮》第三期上，曾刊出了一则“致仲九”的通讯。这则通讯，使作者陈望道“图谋发展的壮志”得以初露锋芒。陈望道在这则通讯中写道：

适应时代的，才可以叫做真理；所以我们主张适应时代的知识和道德的人，不过是服从真理，并不足以当“新”的称号。只因为世界上还留有一班时代错误的人，我们就不能够不受那“新”的称号，并且不能够不受那他们的攻击了！……我们以为青年做人，决不可存一种懦怯的心理，因为一些些儿风吹草动，就裹足不前；仍旧应该图谋发展的！……我们因为图谋发展起见，回到浙江来，把浙江的出版的新闻等类，仔仔细细的调查了一番，实在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的著述不但是够不上在二十世纪出版，就是在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乃至十七、十六……也还是够不上的^[1]。

在沈仲九的热情引荐下，浙江教育界的前辈、“一师”校长经亨颐曾多次到旅馆拜访、会晤陈望道，邀请他出任“一师”国文教员，陈望道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聘请。经亨颐在当时的日记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1919年8月6日 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

会；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1919年8月10日 晴。大早，进城，步行至岳坟乘舟。六时，至会，又至校，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便至湾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午后，不他出^[2]。

经亨颐以三顾茅庐的精神，为浙江“一师”觅得一个又一个的人才。是年秋季开学，陈望道正式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后，随即从泰丰旅馆搬至学校教工宿舍里去住。而此时，新文化运动已冲击到了浙江杭城。

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我国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兴起。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在他为《新青年》创刊号所写的具有创刊辞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就提出了这两大口号。他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要求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反对旧文化、旧宗教。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3]。

及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又重提出了文学革命的问题。胡适曾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把他对文学的意见归纳为八条，即所谓“八不主义”：（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要废骈，诗要废律；（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字俗语^[4]。这八条中，除了第（一）、（二）条是涉及内容外，其他六条全是属于形式方面的。

但是真正喊出了文学革命口号的还是陈独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即：（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旗帜鲜明，有破有立，和胡适比较起来，是要前进多了。

文学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不要用白话文来抒写文学。用白话写作，“五四”以前早已存在，清末就有了白话报、白话丛书。不过，把白话文作为一个广泛的运动来提倡，使之成为时代的风尚，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大成就。胡适是主张写白话较力的一人。他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功绩，仅仅是把文学革命局限于文学工具的改良上，即语言文字的改良，“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这是他对文学革命的全部主张。以后钱玄同、刘半农等也积极提倡过写白话文。

把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高度的是鲁迅。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的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丰碑。随后不久，他又写了《孔乙己》、《药》等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通俗、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实质。

但是，进步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反对。旧派人物对新文化运动竭力攻击，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故月刊社”，攻击新文化的输入；反对科学和民主，说什么“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梁漱溟还打出研究东方学的旗号，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孔子研究会”，掀起了一阵尊孔鼓噪。

新旧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斗争，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已进入高潮。陈望道自日本留学归国后立即投身于这场新旧思想和文化的斗争中去。

【注释】

[1]致仲九（1919年），《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551页。

[2]《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

[3]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2卷第5期，19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