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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传
1.7 ○五 东渡扶桑

○五 东渡扶桑

1915年初,陈望道告别了家乡的父母、妻儿等亲人们,只身东渡邻邦日本国留学。由于他先前打算留学欧美,在国内进的也是英语补习班,所以来到日本后不得不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一段时间的日语。紧接着他又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以及中央大学法科等校学习。在此同时,他还到日本东京物理夜校学习。这所学校是以数学和物理学著称的。在留日四年半的时间里,他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许多学科的修习,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留日期间,陈望道除了发愤攻读各门专业知识外,“还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1]

1915年他赴日留学的这一年,正是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四年。也就在这年,大卖国贼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了封建、买办阶级专政的军阀政权。袁世凯政府实行独裁卖国政策,比起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全国国民的强烈反对,公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

祖国的命运牵动着在海外求学的千百颗爱国青年的心。消息传到日本,当时的留日学生个个义愤填膺,并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项爱国运动,陈望道也“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2]

袁世凯复辟与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全国上下愤怒声讨,遂于1916年被迫取消帝制,袁贼自己也落得一个忧愤而死的下场。中国从此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亿万中国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横行并不能阻挡中国的前进,中国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他们日益觉醒,为阶级和民族的利益而斗争。当时在国内的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以及正在国外留学的许多较早觉悟的爱国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思索探寻着救国的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也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迅速传至日本,立刻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的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向国内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

河上肇当时正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担任教授,同时又在早稻田大学兼任教授。十月革命那年,他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贫穷的故事》一书,在当时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1919年,他又创刊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以后又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工资劳动与资本》等著作。

山川均则长期在日本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并担任过《平民新闻》的编辑。1916年,他在东京组织卖文社,担任《新社会》的编辑。河上肇与山川均二人在十月革命前后,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陈望道在课余十分喜爱阅读他们翻译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很快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这时候,他“已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自此以后,他又在他们的影响下,“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3]。当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曾产生了许多学生组织。除了中国青年会及中国留学生总会之外,尚有浙江同乡会等。这些组织结合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频频开展各种活动。当时,只要有活动开展,他都热心前往参加。在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中,他是较为年长的一个,对于那些低年级的留日同学,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因而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同乡金祖惠是在陈望道出国的第二年抵达日本的。金祖惠初到日本不通言语,陈望道就让他留宿在自己的住所,耐心地教他日语,课余还陪伴他上街去买东西,在各方面给予这位较自己年幼好几岁的低年级同学以热情的照顾和帮助。金祖惠在陈望道处住了整整一年后才另觅住所[4]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国际和国内革命斗争的现实,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刻地教育了他,打消了他“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促使他在思想上达到一个飞跃,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萌芽。

同时,在学术上他也终于闯出了一条道路。他说:“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5]以后,他又终于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6]

陈望道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还有过这样一段曲折的经历。他一度曾选择了攻读法科的人生道路,曾以为“法科是万能的,是能驾御时代的”,因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中央大学攻读时,均选择了法律这一专业,并取得法学学士学位。然而,他最终还是摒弃了法科,从“不耐烦法科直至咒诅法科的人生”,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老母亲的极力反对,母亲在他出国留学时,曾一再叮咛他:“明儿,你到外国去,别去学法律,听说学法律,就要去做官,去杀人。明儿,你别去学杀人,你是同我一样不会看杀人的!”[7]这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他在这时已开始彻悟到“法科不过是以古律今的,是援此倒彼的,法科是单看外貌而不计较内心的,法科是只有功利的认识而无审美的观点的。法科的人生是复辟党的人生,是印板的人生”,甚或还是“绣花枕的人生,是市侩的人生”[8]!更为重要的是,他竟是那样热烈地渴望着人们能够“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平等”[9]。因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已在热切地呼唤“文科的人生早快过来”吧[10]

【注释】

[1]陈望道自述。

[2]陈望道自述。

[3]陈望道自述。

[4]1981年6月1日,访问金祖惠记录。

[5]陈望道自述。

[6]同上。

[7]《记忆》,《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516页。

[8]《从法科的人生往文科的人生》,《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367页。

[9]同上。

[1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