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渊明诗的艺术风格研究

1978年后较早撰文写陶诗艺术风格的有吴云的《风格与陶诗》^[70]，收在《陶渊明论稿》内。

戴建业在《静穆：超越生与死的结晶——论陶渊明诗歌的主导风格》一章中，为陶渊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谈及渊明静穆风格时戴氏指出：

他的遭遇无论是穷还是达，是成还是败，陶渊明都没有显露出相应的大喜与大悲，见不到他剧烈的心灵骚动。从诗人应世观物的情感态度、内在的心境到诗歌的语言、音调、节奏，无一不烙下他相同的体验方式的印记：恬静、冲和、节制。这种情感体验及表现这种体验的特点就是人们所常言的静穆。^[71]

戴建业对陶渊明诗歌主导风格“静穆”的诠释，有其独特的体会。

戴氏是较早肯定朱光潜认定陶诗的主导风格是“静穆”的，戴氏认为朱氏在30年代受到鲁迅的批评后并未服气，为此戴氏指出：

十年以后，朱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朱光潜《诗论》）不过这次他对自己观点的阐述比先前要全面妥洽得多，首先他肯定陶渊明身上“侠气则有之”，陶渊明心中还长期“盘旋”着“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朱光潜《诗论》）。在这一前提下，他再探讨陶如何臻于“静穆”的境界：“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朱光潜《诗论》）显然，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许陶以“静穆”是受到德国温克尔曼评古希腊艺术的启发和影响，温氏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中说：“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灵。”（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但朱先生论陶并非对温克尔曼评古希腊雕塑的简单套用，而是来于他自己对陶诗的精微体验，温氏仅仅为他提供了“静穆”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参照。早在宋代就有“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之说。清代潘德舆也认为“陶公诗”的主要特点是“天机和畅，静气流溢”（《养一斋诗话》卷十）^[72]。

既然鲁迅批评了朱光潜用“静穆”说评陶诗，属于“摘句”，有片面性；而朱光潜又不服气，10年后又写文章阐其“静穆”说，那么鲁迅与朱光潜的论点，到底孰是孰非呢？戴建业又做如下回答：

也许是担心与鲁迅先生的观点相左，也许是有碍于其他顾虑，也许是对陶诗缺乏深至的感受，近几十年来大家不愿或不敢或竟不能谈论陶诗的“静穆”了，不少有关陶渊明的研究论文和论著还矢口否认静穆的存在。其实，鲁迅先生并没有否认陶的“静穆”，只是不赞成将它绝对化，将陶渊明丰富的精神生活及其文字表现片面化、简单化，相反，从陶渊明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中，鲁迅敏锐地把捉到了其静穆平和的主导风格：“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73]称陶潜“代表平和的文章”与说“渊明具有古典艺术和谐静穆”不是语异而意同吗？当然，不管两位先生的观点如何深刻，只知一味重复先生们的宏论究竟不是有出息的表现，只用先生的名言来代替自己对陶诗的体验和发现，对鲁、朱二先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肖的呢？静穆是陶诗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否认它并不等于取消了它，与其把笔墨浪费在有没有静穆的无谓争论上，不如直面陶渊明诗歌本文，去捕捉他诗风静穆的特质及其成因。^[74]

在戴建业看来，鲁迅的称陶潜“代表和平的文章”与朱光潜说的“渊明具有古典艺术和谐静穆”是“语异而意同”，鲁迅、朱光潜的观点都对。至于鲁迅批评朱光潜的“静穆”说，“只是不赞成将它绝对化，将陶渊明丰富的精神生活及其文字表现片面化、简单化，相反，从陶渊明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中，鲁迅敏锐地把捉到了其静穆平和的主导风格”。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称赞戴建业的是他勇敢地站出来肯定朱光潜的“静穆”说。从陶学研究史上的大量事实反映出：鲁迅在30年代批评朱光潜的“静穆”之后，尽管朱氏在40年代如戴建业所说，对“静穆”说做了补充，已是正确的一家之言，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特别是1949年后，陶学界中的某些人一碰到“静穆”说，总要引鲁迅的话对朱光潜批判几句。有极个别人批朱氏“静穆”说，从80年代批到90年代。如今戴建业著书肯定朱光潜的“静穆”说，这是一件大事。与戴建业同时承认朱氏“静穆”说的还有吴云，他写的《陶学一百年》一文，充分肯定朱氏40年代修改又补充了的“静穆”说，而且给予对朱氏“静穆”说无休止上纲上线的批评者以反批评。^[75]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戴建业的《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与吴云论文的观点，实为不谋而合。

赵治中专著《陶渊明论丛》一书，在探讨陶渊明田园诗独特的创作方法时，赵氏对从《诗经》到唐代著名诗人的漫长诗歌史的整体把握中，结合陶氏生活具体情况得出结论：

陶渊明的田园诗表现诗人理想的生活境界，抒写诗人坚持理想的精神，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文学传统中尤其显得可贵。陶渊明的浪漫主义精神，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闪耀出独特的光辉。^[76]

赵氏上述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20世纪末出版的徐公持著《魏晋文学史》认为：陶渊明诗的艺术风格为“自然”。“陶诗的自然风格，出于其‘质性自然’的气质和性情。陶渊明为自然之人，遂有自然之诗”^[77]。徐氏还认为陶诗的“自然”风格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表现在写作意图上，陶渊明作诗与他人显著不同处，即在于自娱性。”第二，“由于从‘自娱’需要出发写作，所以形成陶渊明自然风格的又一表现，即其诗极为亲切真实，坦白诚恳。”陶渊明自然诗风第三方面表现，“即是在诗歌形式上朴实无华”^[78]。徐公持在总结陶诗风格特点时说：

总之，陶渊明诗主要风格特点在于自然二字。有说渊明为“隐逸诗人”（如钟嵘）、“田园诗人”（明清以来多有此说），或其他某某诗人者，虽亦有一定道理，但从风格方面言则称之为“自然诗人”更为贴切恰当。^[79]

徐氏认为渊明为“自然诗人”的论点，前人似未谈及。

徐公持研究陶渊明不仅在理论方面时有新见，他还善于考证。关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上弃官原因，古今研陶者多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萧统《陶渊明传》、房玄龄《晋书》、李延寿《南史》皆从此说。徐氏认为此说与陶渊明本人所说不合。徐氏从《归去来兮辞·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陶渊明为程氏妹奔丧，此事确凿无疑，现有《祭程氏妹文》为证。据此徐氏推翻了渊明辞官原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而提出“为程氏妹奔丧”说，是令人信服的。

徐公持对陶学研究的另一贡献是发现了“湛方生为东晋文学事实上的‘结束者’……湛方生又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在他的为人行止及文学创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既有东晋时代的余绪，亦有陶渊明精神和文学之先机。有了湛方生，陶渊明之出现就不再是突发的、偶然的”^[80]。徐氏此观点乃百年陶学研究中的创见。

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用两章的篇幅论述陶渊明，体现出诸多学术个性。表现之一是徐氏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典雅、简约、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有许多地方可以称之为“美文”。这是徐氏熟读了魏晋的骈文，化为自己的语言，才有这样的文字水平。表现之二是一般文学史仅研究陶渊明的著名诗文，而徐氏连一般诗文如《拟古》九首、《咏贫士》七首等，均给以关注，并有个人的独到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