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陶渊明诗文研究

一、陶诗综合研究

王钟陵在其专著《中国中古诗歌史》中以一章的篇幅论述“‘淡’与‘不淡’交织统一的陶渊明诗”。王氏在论及陶渊明“不淡”的一面时指出：

生活的困苦，“固穷”的节概，骞翮的猛志，三者的交织时而在徵士的心中感荡起一腔激愤和豪气。《咏荆轲诗》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汪洋浩荡的一腔豪气，把一个坚守“固穷”节概志士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渊明在《读山海经诗十三首》其九、其十中，咏精卫、刑天，吟夸父“宏志”，并且还侠肝义肠地疾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这些都是渊明之心“不淡”的一面。^[52]

关于渊明之心“淡”的一面及“淡”化方法，钟氏说：

然而，有迁逝之悲和现实生活之痛，就有淡化、消释这种悲痛的努力。徵士一方面从玄学中寻求一种虚远流化的理论解脱，表现了一种达生贵我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又从田稼生活之中，获得了一种实在的生活依凭，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淡化、消释了悲痛，真正达到了归真返朴的境界。^[53]

王氏对陶渊明内心“不淡”与“淡”的一面及消释迁逝之悲的方法的论点颇为新颖。

在王钟陵看来，陶渊明的生活、思想、诗文，亦是“淡”与“不淡”的交织统一。他指出徵士的园田居生活，决非一般的“田父”生活，渊明亦决非仅是在享受“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一）的天伦之乐。他本有卓然的贞节和济世的志向，同时他又承受了玄学虚远流化的理论影响，因此他切实的田稼生活乃表现出一种亮彩和远色，体现了实与虚、近与远、淡与厚的统一。

王氏在论及陶诗艺术高度时说：“陶诗在高古浑厚之中，又有一种精致清丽的语言风貌，是汉末魏晋古诗传统和这一时期语言艺术工于造语新成就的融合，因为这种融合，陶诗达到了一种造诣极高的‘化工’的境界。”^[54]王氏又进而指出：“陶诗此种化工的艺术境界，其实质仍可谓‘淡’与‘不淡’的统一，造语工者乃使其诗‘不淡’，而又化之则又使其诗归之于‘淡’。化工者，乃于‘淡’中有‘不淡’也。”^[55]

综上所述，王氏对陶渊明内心、生活、思想、诗文及其“化工”的境界的“淡”与“不淡”的统一的论述，实为陶学研究近百年来所罕见。

葛晓音在其专著《八代诗史》中以“融兴寄于自然美的田园诗歌”为题，来论述陶渊明的诗，对陶诗的特点看得相当准确。葛氏以渊明诗《移居》其二为例，认为该诗以情发端，以理收尾，中间穿插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勤为根本。朴实明快的哲理和畅达自如的文气相得益彰，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于意象之中。为此葛氏进而指出：

汉魏以来的文人诗重在咏怀言志，景物主要作为比兴和象征的烘托。晋诗中开始出现少量客观摹景之作，但不能把寓意言志和对自然美的客观描绘融合在一起。张协、郭璞虽有所尝试，但终嫌生硬，痕迹较露。陶渊明的诗仍以寓意为主，但他能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含义的意中之景，又是日常生活中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慨叹青春易逝，盛年难久……^[56]

葛氏用对比方法论述渊明诗“融兴寄于自然美”的特征，令人信服。在论及渊明诗的特征及其独特个性时，葛氏说：

陶渊明融兴寄于自然美，往往可以达到景物人格化的境界，使陶诗形成了较之魏晋诗人要鲜明得多的独特个性。三曹和阮籍、左思的诗虽然都表现了各自的个人风格，但他们多侧重在夸张自己的抱负和志愿，个人形象比较抽象浪漫，有的甚至近于虚幻。而陶渊明的诗虽然也多理想化的境界，却侧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自己的人格。他诗中的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同时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如《饮酒》其二……^[57]

上述葛氏又用建安、正始诗人与渊明诗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葛氏对陶诗的风格及艺术特点的论述更加深刻了。

葛晓音在论及陶渊明田园诗所达到的高度及其意义时，又认为：

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中国文人理想的田园模式，其性质与《诗经》中的田园题材迥然有别。当然陶渊明诗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他在劳动中所体会到的田家之苦，如四体的疲倦、天灾的不幸等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及《杂诗》其八等诗更是集中描述了他后期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些诗通过诗人自身的遭遇，反映了一般农民仅凭力耕并不能维持温饱的基本事实，虽然他没有触及农村剥削压迫的现象，但《桃花源诗》里提出的“靡王税”的理想，不仅仅是以“不君不臣”的老庄理想国为依据，也包含着小生产者的共同愿望，这是陶渊明高出于后世一切田园诗人的地方……所以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价值并不取于反映田家苦的深度，而在于他将历来为封建士大夫所鄙视的劳动生活诗化，体现了他所追求的人生真谛和社会理想：摒绝虚伪和矫饰，没有竞争和是非，人人自营衣食，以勤为先，返璞归真，在自然中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性。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永远只能是空想，但在艺术中却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也就是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他的自然观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的产物。因而可以说，陶渊明作为田园诗的创始人，给后代的田园诗开拓了极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后人往往达不到陶渊明的思想高度，陶诗中的理想田园，在唐代便逐渐的变质。^[58]

上述葛氏对陶渊明田园诗特点、所达到的高度及其在中国诗歌史的地位的论述，是她对从《诗经》到唐诗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诗歌的整体把握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在20世纪的陶诗研究中颇为罕见。

二、陶渊明组诗研究

（一）《饮酒》二十首

廖仲安的《陶渊明》一书，1979年再版。廖氏在该书中列专题《饮酒》二十首，较详细地分析了这组诗。廖氏认为：“《饮酒》虽然受阮籍《咏怀》影响，没有明言指斥当代的人事，但是，其中有一些诗，我们仍然可以隐约地看到他对现实的深刻不满。例如第六首……”^[59]廖氏此论较准确。1978年改革开放后，廖仲安是较早论述陶渊明《饮酒》组诗的陶学研究者。

吴云的《陶渊明论稿》一书中，收有《饮酒诗初探》一文。该文重点是对《饮酒》组诗的内容与艺术分析。^[60]

李华主编的《陶渊明诗文赏析集》一书内收有对《饮酒》诗其一、二、五、八、九、十三、十四、十七、二十的赏析，分别由唐满先、张翥、李华、周振甫、刘国盈、韦凤娟、廖仲安等人撰写。^[61]

魏正申著之《陶渊明探稿》中，有《饮酒诗主旨蠡测》一文，对《饮酒》诗的主旨进行了探讨。^[62]

李华《陶渊明新论》一书中，有《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背景与寄意》一文。在论及《饮酒》组诗的内容时，李华认为：“由此看来，渊明有取于前人之处，一是借饮酒以求得性情的真，表现为隐居的得意，或对世俗的轻蔑；二是借酒来排遣苦闷；再有，就是借酒醉来放言。而《饮酒》二十首就是托言酒醉、寄情放言的代表作。”^[63]

李氏论述《饮酒》诗的结构与内容详见其著《陶渊明新论》一书。

（二）《拟古》诗九首

陶渊明《拟古诗》九首，古人论者较多，均为三言两语，写成单篇论文加以探讨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似为罕见。吴云的《陶渊明〈拟古〉论略》一文，似较早关于该组诗的较全面论述。^[64]

魏正申在《〈拟古〉诗九首探究》一文中，论及《拟古》诗九首在陶渊明著作中的重要性。^[65]

李华在《〈拟古九首〉之内容与结构》一节中论及陶渊明此组诗时，采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66]

（三）《闲情赋》研究

20世纪较早发表论文阐释《闲情赋》的是逯钦立。他于1948年写了《〈闲情赋〉与〈洛神赋〉》一文，着重分析了《闲情赋》的主旨。^[67]

近百年来将陶渊明的《闲情赋》单独写成一篇论文的，似始于吴云的《〈闲情赋〉散论》中。吴氏肯定了《闲情赋》是写爱情的。在《〈闲情赋〉散论》中，吴氏重点分析了《闲情赋》的艺术特点，首先肯定了陶渊明写此赋时运用铺张与抒情结合的笔法。^[68]

钟优民在其专著《陶渊明论集》中论及“渊明的辞赋与散文”时，用较多的篇幅谈及《闲情赋》。^[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