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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研究的第三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此阶段的特点是学科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力求把各种思想观点统一到唯物史观方面来。为此于1951年底在全国高校进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此后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思想研究》和胡适、胡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反映到陶渊明研究方面来。

一、关于陶渊明的第一次大讨论

张芝（李长之）1953年的《陶渊明传论》^[82]，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陶渊明的两个先辈——陶侃和孟嘉；其二，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书的后面还附有《陶渊明论》文章一篇。该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时间从1954年延续到1957年。

首先写文章批评张芝《陶渊明传论》的是阎简弼。张芝认为陶渊明不忠于晋室是因为其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都不忠于晋室的缘故，在阎看来，此种论证方法是错误的^[83]。接着，易润芝写文章，不仅同意阎简弼的观点，而且还指出张书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毒害”^[84]。在讨论过程中，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偏离张芝论著的学术讨论轨道，进而上纲上线者有之。

对张芝一书的讨论，文章写得深刻而又令人心悦诚服的，是曹道衡于1957年发表的《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该文首先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陶诗，从而廓清了前人对陶渊明研究的某些错误看法。例如“在《桃花源》中，发掘出诗人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可贵的乌托邦思想”。关于陶渊明“出身家庭，原是比较寒微的地主阶级家庭”，至于渊明个人“是个寒士”。在曹道衡看来，以渊明的家庭出身来说，在当时社会中，自然很难得到别人的重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必然不能得志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的命运。“因此退而求其次，只能学伯夷、叔齐的归隐了。”封建社会和旧社会许多文人，把渊明视为飘飘然的出世隐士，曹却认为渊明乃“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的‘不遇之士’。他的归隐是出于不得已，是对黑暗社会的抗议”。从表面看，归隐后的陶渊明，政治兴趣已经冷淡，再没有什么壮志了。事实上“在冰冷的外衣里面，却藏着一颗火热的心。如果仔细读一下陶诗，那么这种‘金刚怒目式’的词句是不胜枚举的。直到诗人晚年的时候，他的政治热情还没有减退”^[85]。

渊明归田后参加了一定的农业劳动。在曹道衡看来，“他之所以参加劳动，是和他的贫困有一定联系的”。由于陶渊明参加劳动，增加了他与农民的联系，在接触中，他逐渐对农民有了感情，因此思想也不能不受农民的影响。正是在陶渊明思想逐渐接近农民之际，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这两篇作品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文笔的生动和构思的奇妙，而且也在于这一作品寄托着诗人理想中的社会……如果我们把这种理想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农民思想和要求”^[86]

关于渊明是否忠晋的问题，曹道衡指出：“对双方的意见，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张芝、阎简弼两先生的意见看来很相反，其实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太强调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以陶侃的社会地位及生平经历来说，和陶渊明完全不一样。因此陶侃的思想不可能等于或差不多等于陶渊明的思想……陶侃的不忠晋，对陶渊明不可能起什么绝对影响。”张芝认为陶渊明自己虽然不是士族，但由于文化教养、时代风习的熏陶，他也就有一种没落的感觉和没落的情调。曹道衡在此问题上与张芝的论点迥异，他说：“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说，陶渊明真成了没落的士族阶级的殉葬品了。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说是贬低了陶渊明的评价。”至于陶渊明与晋朝的关系，曹道衡说：“据现存材料看，也不见得很密切。我们很难得出他对桓玄政权有好感的结论。相反地从《述酒》等诗看来，他对晋朝还有一定留恋的。对刘裕篡晋，陶渊明显然是采取反对态度，不过这并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罢了。”^[87]

此次讨论开始时出现了把学术讨论政治化、上纲上线和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等偏颇，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气氛也随之转向心平气和。通过这次大讨论，不仅陶学研究者在试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作家与作品方面收获很大，而且促进了学术界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化遗产，其意义可谓重大。

二、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大讨论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始于1958年12月，终于1960年3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次年运动仍在继续；上层建筑领域内于1958年春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夏秋发展为高校的拔“白旗”运动；陈伯达于1958年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厚今薄古》的文章。

在上述大背景下，北师大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写出《陶渊明基本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文章。在这些同学看来，“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空前尖锐的时代，广大的北中国人民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南中国人民“在战乱、剥削的压榨之下流离死亡，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然而陶诗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此外，他们还认为陶渊明的“《劝农》诗，是一组反动的说教诗”^[88]。

代表正确的观点的文章，集体撰写的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个人撰写的文章为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关于归隐，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认为，当时政治黑暗，“政权把持在豪门大族手里……陶渊明也就无从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抱负……最后终于辞去彭泽令而归隐”。并说“他的归隐是对官场的否定”^[89]。关于渊明是否反映了社会矛盾，曹道衡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不能要求抒情诗像长篇小说那样详尽地重现社会现实的许多现象，也不可能塑造出那么多的典型人物。”“这些同学们（指北师大批渊明为反现实主义诗人的学生们）要求陶渊明在诗歌中反映出包括三大矛盾的历史面貌来，这显然是到社会史中去找出公式来套在作品之上，而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的。这样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公平。”^[90]对于《桃花源诗》的评价，曹道衡在关于陶渊明第一次大讨论时已发表了充分肯定的意见，此处不赘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在论及《桃花源诗》时指出：“从《归去来兮辞》到《桃花源记并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渊明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不断地探索着理想，追求着光明。”^[91]

在讨论中还涉及描写风景问题，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后代的影响等问题。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以正确意见占绝对优势而结束，亦即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及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的论文发表而告一段落。他们之所以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除了他们学术根底好之外，还需要胆识，因为那段历史时期，正值“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

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陈翔鹤于1960年3月代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做了总结，并编了一部《陶渊明讨论集》。这篇总结即是《陶渊明讨论集》的“前言”。在“前言”中，陈翔鹤简单回顾了从1958年12月21日发表第一批讨论文章起，至1960年3月止，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文章251篇，约124万多字，使不同的见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上得到了交锋。他认为“在讨论中，对有些问题，大家已取得了明确的认识或较一致的意见，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当然，也还有一些问题遗留下来，有待今后继续解决”^[92]。接着他又把此次讨论中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及有关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一）对陶渊明的总评价；（二）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性质和意义；对他描写隐逸生活作品的分析和评价问题；（三）陶渊明作品反映现实的程度和方法问题；（四）对《劝农》诗的理解问题；（五）对《桃花源诗》的评价问题。^[93]

“前言”的第二部分，陈翔鹤提出两个问题：（一）要正确地运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等概念；（二）要用唯物史观对待古代作家和作品。^[94]他还对这两个问题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表了态。

最后陈翔鹤还特别提出在讨论中谈得很不够的还有下面一些问题：

例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等地位；他在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陶诗的艺术风格，如对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咏贫士》七首等作品的评述分析都很不够。这些都还有待于今后再作深入的探讨。^[95]

陈翔鹤在其总结中，对在陶渊明讨论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谈得十分深刻和准确。陈翔鹤是热爱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他不仅全身心地参加并引导这次讨论，而且还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96]以表示对陶渊明的肯定与敬仰。正因为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陈翔鹤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9年含冤辞世！

三、陶渊明的为人与思想

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1954年出版。该书完成于1949年之前，1950年修改后再次印行。

林氏在谈及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时认为：其时是门阀势力高涨。当时逃于金陵的朝廷主要靠门第势力支持；此处所说的门第，是指西晋以来就已存在的士族（或作世族），到了东晋就更进一步形成了特殊阶级的阀阅；他们都是大地主兼大商人集团，其中大部分是从北方迁移去的大姓，少数是江南原有的土著，总之东晋朝廷是要靠他们支持；他们对家谱看得非常重要，对于出身不是名门的人，之间若有鸿沟。^[97]关于“士”与“大夫”的不同，林庚指出：

我们过去说“士”这一个阶层与“大夫”不同，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但是南朝社会里所谓“士族”却是专指“士大夫”阶层而言的，至于一般“寒士”乃是被冷眼压抑着。^[98]

林氏上述对“士”、“大夫”、“士大夫”与“寒士”区别的论述，对我们正确理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大有益处的。

林氏在谈及陶渊明的出现之重大意义时指出：

陶渊明的出现，正是以他的行动和骄傲反抗这个“士族”社会的。他是一个寒士，可能乃是陶侃的曾孙，至少也是族人，不过陶渊明的父亲，史乘上已无其名，陶渊明所以乃是“少孤贫”，如果因为是陶侃的家族可以算得一个门第，陶渊明就是没落了的门第，正如同先秦时代没落的封建贵族知识分子，曾代表了“士”的阶层来反对封建贵族，陶渊明就正代表了一个寒“士”的阶层来反对当时半贵族的门第的。^[99]

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中的寒“士”说，乃是在众多文学史中独树一帜的。在论及陶渊明思想的渊源和对后代的影响时，林氏指出：

陶渊明的思想里潜伏着一股深深的不平，他与比他稍晚的鲍照及后来的李白都有相似之处，他的“性刚才拙”以至“归去来兮”就是鲍照的“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他的“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就是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李白所说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过陶渊明受了时代谈玄的影响较深，使他不免于一种返于自然的哲理，这样就走上了隐者的道路；然而他仍然选择了先秦时代代表贫士这一阶层的，从长沮、桀溺一直到许行的隐于力耕的道路，这就是陶渊明在他时代的局限中所表现的人民性。在那半贵族的社会里，他到底亲自参加了劳动，歌颂了劳动。这一点精神，虽仅仅是萌芽，也是无限可宝贵的；特别在东晋门第社会中，劳动乃是被视为可卑的下贱的事。陶渊明这时是攀上门第社会去，还是走向劳动人民去呢？以他是陶侃后代的身份，他并不难加入门第社会，可是他却绝不犹疑地走向了劳动人民……^[100]

林庚如此深入地探讨了陶渊明思想渊源于长沮、桀溺，并将其为人与后代鲍照、李白对比，又充分肯定其坚定参加劳动、走向人民的进步意义。像林氏这样精辟论述陶渊明为人和思想的，在此前陶学研究史中是并不多见的。

林氏进而认为：由于陶渊明接近农民，他才有可能写出反映农民要求的诗文《桃花源记并诗》；才有可能写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样农民的乌托邦；才可能有这样的反剥削的思想。

在20世纪陶学研究史上肯定陶渊明参加劳动者，要首推梁启超，此后的研究者也仅仅一般的提及渊明的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好诗。像林庚这样反复地、深入地论述陶渊明参加劳动的意义，以及因此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获崇高地位的，此前还未见到。林氏一方面肯定陶渊明接近农民，同时还指出这种言行“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蔑视与抗议”。同时林氏还指出：“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层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的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人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101]

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也是1949年前旧作，于1950年后修改再版的。谭氏在论及陶渊明的阶级局限时说：

陶渊明受他的阶级局限，他并不是一往直前地在追求、在战斗。有时他想歇歇气，对他的田园生活表示满意；有时他不知怎么办，对他的现实生活表示苦闷；有时他在彷徨，表现了幻灭、颓唐的精神。^[102]

谭氏对陶渊明阶层局限的分析，反映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后知识分子对古代作家所运用的唯物史观。

在王瑶看来，诗中几乎篇篇有酒，文人与酒几乎打成一片是始于陶渊明的。他说：

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诗连了起来。即使阮籍，“旨趣遥深，兴寄多端”（沈德潜《古诗源评》）的《咏怀诗》的作者，也还是酒是酒，诗是诗的；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心境的描写。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确以渊明为第一人。在阮嗣宗，酒只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关系，所以饮酒所得的境界，也只能见于行为，所以我们只看到了任达。虽然生活还会影响到诗，但毕竟是间接的。但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饮酒的心境可以用诗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语）的陶诗。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文人与酒的关系，到陶渊明，已经是几乎打成一片了。^[103]

王氏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基础上，又加强了对陶渊明与酒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

四、陶渊明的诗文

林庚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一书中，论及陶诗风格时指出：

陶渊明的为人与他诗的风格，因此走着与从太康以来日趋华靡的半贵族的作风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朴素的白描诗人，他的白描手法达到如此高度，以至前人评他是“不烦绳墨而自合”。^[104]

林氏在分析陶渊明诗“白描”风格的成因时认为：渊明诗的这样成就是因为总结了从建安以来中国诗歌优秀的传统，融化为自己的独特风格：“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等拟古诗，正是古诗十九首的写法；“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等《杂诗》、《移居》诸作又近于曹植的《杂诗》、乐府诗等；“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等《饮酒》诗，则仿佛阮籍的《咏怀诗》；至于《咏贫士》、《咏荆轲》，又类如左思的《咏史》。此外《停云》、《时运》等四首四言诗是《国风》的遗响；《归去来辞》、《闲情赋》是《楚辞》的余韵。陶渊明正是荟萃百家之长，在五言诗行将走向新体的前夕，为魏晋古诗作了最丰富的总结。^[105]

林庚在论及陶渊明对诗歌发展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认为：

陶渊明的出现，使得沉寂了七八十年的诗坛，重又获得生命的力量；他不仅总结了魏晋古诗，而且也启发了宋以后的新体；他的健康的鲜明的诗句，日常生活中的歌唱，就是此后诗坛所要走的道路。^[106]

上述林庚对陶诗艺术特点的分析，对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地位的论述，以及此前对渊明生平、思想，特别是他走向劳动人民的重大意义的评价，都是颇为深刻的。继刘大杰在4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之后，到1978年之间，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是这一历史阶段众多文学史中的陶学研究取得成就最大的一部文学史。其原因除了林氏国学根底深厚之外，还与林庚自己就是诗人有密切关系。

1956年王瑶在整理《陶渊明集》一书中，谈到此书写作目的时说：“本书是为了普及的。”为此对每篇诗文都作了系年，还有简要的题解，以说明诗文内容的含义。此外，对难懂的词语还作了简注。^[107]

王瑶在《陶渊明集》中所用的心血是颇多的。例如系年，有些诗文写作年代很明确，但还有部分诗文不知作于何时。对后者，作者也要暂系于某年或某个时期。这“暂系”便需要考证的功力与时间。另外王瑶对陶诗文还作了简注。这“简注”说来容易，注起来却颇难，因为只有在把握了“全文”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事实说明，王瑶所作的简注是经得起推敲的。

笔者认为，王瑶整理的《陶渊明集》的最大功绩，是把陶渊明诗文按写作年代先后重新编排，这样有益于对陶渊明的思想与创作的研究，而且王氏这项工作，乃是陶学史上的创举。

论及义熙、永初年间陶渊明的田园诗、山水诗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异同时，王瑶说：

渊明的年代虽较康乐略前，但山水诗的酝酿已久，只是到谢诗才达到高峰。陶渊明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时代影响。不过陶、谢二人因了地位环境的差别，彼此成就的方向也就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浙江会稽永嘉为主，因了自然景色的艳丽，所以诗境也富华莹澈。而陶渊明的环境，却大半限于江西庐山周围，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江南农村……他所写题材对象，自然决定了他那自然朴素的作风了……《沧浪诗话》云：“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陶谢对于自然景物虽然都很爱好，但因为生活行为的差异，诗境作风竟完全两样了。渊明写田园，他自己就是躬耕的实践者，所以即使写景，也写得自然亲切，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108]

王氏对陶渊明的归隐、政治思想、饮酒以及将陶渊明与谢灵运比较分析，在继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基础上，又有新的体会。王氏上述诸论点，作为《陶渊明集·前言》的一部分，使其整理的《陶渊明集》不仅对广大读者有益处，就是对陶学研究者也是颇为重要的。

综观王瑶对陶渊明作品的按年代编排，又精心注释和对作品系年，并较为准确地论述了陶氏为人及思想，王瑶不愧为20世纪陶学研究的杰出者。

廖仲安的《〈饮酒〉二十首》一文，较为新颖。过去单独论述《饮酒》中某一首诗者很多，而把这一组诗综合考察的人却较少。他先引录《饮酒》组诗小序之后写道：

寥寥几句话，给我们烘托出了他写这些诗时的寂寞心情。在这二十首诗里，他回忆了过去的生活，写出了从出仕到归隐生活中种种的观感和体验，也对污浊、险恶的社会表示了痛心和不满。他把这些具有丰富深刻内容的诗归在《饮酒》这个总题目下面，用心也是很苦的。自魏晋以后，当社会环境十分黑暗险恶的时候，许多文人往往借酒醉来逃避迫害的灾祸，魏末的著名诗人阮籍就是经常借酒醉不问世事来逃祸的，阮籍的《咏怀诗》也是以象征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苦闷和追求。陶渊明在“饮酒”的题目下来“咏怀”，显然也是受阮籍诗一定的启发的。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饮酒》二十首中有十首提到酒，正是属于这种“寄酒为迹”的作品。^[109]

廖仲安仅用上面简洁的语言，就概括了陶渊明写《饮酒》诗的心态及其《饮酒》诗的写作特点，《饮酒》诗产生的时代，特别是把陶渊明的《饮酒》诗与阮籍的《咏怀诗》联系起来，并用萧统的“寄酒为迹”来归纳渊明与阮籍《咏怀》作品的共同处，让读者感到亲切、深刻。

廖仲安论及渊明对抒情诗发展的贡献时说：

的个性开始显露。以后正始、太康时期的诗歌，基本上沿着这个文人化、抒情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除阮籍、左思等几个杰出诗人外，他们在艺术风格的个性化上都没有什么成就。东晋时代广泛流行的玄言诗，在艺术上更是大大倒退了。陶渊明却如异军突起，不仅突破了内容空虚狭隘的局限，把田园生活引入诗篇，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也表现了革新的精神，使诗歌的个性化达到了新的水平。^[110]

廖仲安把陶渊明的抒情诗的个性化，放在抒情诗个性化的发展史上加以考察其贡献，从而得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评价。

廖仲安在写《陶渊明》之前，还写过一篇《对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些理解》，1982年又写了《陶渊明评传》，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此外，廖仲安还写了《爱用绿字的诗人》的文章，是研究韦应物诗的副产品，比较了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三人诗中色彩运用之区别。“简而言之，陶渊明是用素色的诗人，谢是用彩色的诗人，韦是用绿色的诗人”^[111]。

廖仲安从中学时代起，便热爱陶诗，经常吟诵。中年写出的《陶渊明》一书，以其立论稳妥、语言质朴、深入浅出等特点，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大陆有两个版本，在台湾出版两次，在日本出了两版，这在大陆陶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逯钦立整理的《陶渊明集》，由三部分组成：一为陶渊明诗文的校勘与注释；二为“附录”——关于陶渊明；三为“附录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112]逯氏整理《陶渊明集》的功绩，首先体现在校勘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流传到现在的旧集中，以《陶集》流传最广，版本也最多；而且各种版本的差异，早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为此，南宋的《蔡宽夫诗话》中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转引自《陶渊明集·出版说明》）因而导致历代注家和研究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此种情况下，当务之急便是对《陶集》进行精确的校勘，使研究者和读者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版本。于是逯先生知难而进，他以元初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以曾集诗文两册本、焦藏八卷本、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等为校本，经过细心校勘，终于完成了这部《陶渊明集》。逯校《陶集》的最大功绩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备而精确的《陶渊明集》；它优于宋、元以来大量的陶集版本，为进一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诗文全集。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的功绩，还表现在注释准确，要言不烦。例如《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一书中，对“负蠿”的注释，仅用“抱病”注文。又例如《形影神》一诗中的“凄糃”，凄，怆。糃，流泪貌。有些诗需注全句时，逯氏也是用最精练的语言来说明。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的功绩，也表现在书后所附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之中。例如：太元十八年癸巳（393），陶渊明29岁，初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13]。为了论证上述系年，逯先生不仅引用《饮酒诗》，还引用《宋书·百官制》加以说明。逯先生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对陶渊明的生平事迹、诗文主旨、系年等诸方面，多有创见，它乃是《陶渊明集》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渊明集》断断续续用了33年时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用时为24年，此后又用9年时光才完成《陶渊明集》），费时之久，用力之勤，实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所罕见。一部书的贡献大小，主要看此书是否在该学术领域形成台阶。我理解所谓学术上的台阶，应具备两层含义：一是所完成的学术成果，同前人的同题成果相比较，更加完备，更加科学；二是此后人们再研究同题项目，必须参考该著作。逯钦立研究陶渊明，始于40年代初。1944年逯氏发表了《〈述酒〉诗题注释疑》。1946年6月又发表了《〈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此文经过逯先生多方面论证，其结论是与倡导佛的著名学者慧远主张相反，“实此反佛论之代表作品”^[114]。即是说陶渊明的《形影神》诗的思想内容，为反对当时风行一时的佛教思想的。这一结论，乃是千余年来陶学研究史上重大成就。逯钦立新中国成立前的陶学论文为陶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研陶者多参考此书。

逯钦立的《读陶管见》写于1964年。在此长文中逯钦立谈了十二个问题。此文可称为逯钦立对渊明为人、思想、创作的基本看法。由于该文写于1958年至1960年第二次陶渊明大讨论之后，从内容考察可看出它回答了那次讨论中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对讨论中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一节中，逯钦立认为“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115]。《陶渊明开始农耕和接近农民》一节，意在说明正因为渊明受农民思想影响，“他才最后决定不再走以禄代耕的仕宦道路，而要走以劳动谋取衣食的农耕道路”^[116]。关于《仕于桓玄、刘裕问题》一节，意在阐明“陶渊明的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禄代耕’思想决定的，是为贫而出仕，为奉侍老母而出仕的，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117]。关于《陶渊明诗文的再审定》一节，逯钦立主要考证出北齐阳休之所编的十卷本《陶渊明集》增加了“五孝传”和“四八目”，所增的全是赝品。关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与卢、刘战争问题》一节，逯钦立是有针对性而写的。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卢循乃是孙恩农民革命的继承者，从而责备渊明诗文中未能反映出卢循领导农民起义的历史。逯钦立用大量史料经过考证之后，指出：“不能简单地根据他（卢循）曾经是孙恩的部将这一点，就笼统地肯定他是站在农民方面发动这次战争的。对卢（循）、刘（裕）两个地主军阀这样的互相火并断送了很多兵士，也断送了何无忌本人，陶渊明认为这是异患，自幸自己没有遭到这种异患，也就可以了，我们不应该更高地要求古人！”^[118]逯钦立对卢循的具体分析，从而提出不能过高地要求陶渊明。在前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中，尚未发现有谁能像逯钦立如此论述精辟，令人信服的。关于《陶渊明写贫困生活》一节也是有针对性而写的。解放初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有些人认为他乃是封建社会的地主，他再穷也比农民强得多，从而否定陶渊明述说贫困的诗篇。为此，逯钦立以《杂诗》八首之八“代耕本非望”等诗篇为例说：“这些充满血泪的诗，不仅是陶渊明生活的写真，也表现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感情，诗人回到农村中去，经过长期耕种实践，当然更加熟悉和体会农民的生活愿望和理想，感染到农民的道德品质，因而他一定程度的同农民共呼吸同命运。”^[119]关于“陶诗的艺术性”，逯钦立用了近五千字的篇幅加以颂扬。逯钦立在这一节中，重点说了三个问题：第一，写实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第二，拟人化手法；第三，自然风格与韵律美。逯钦立对陶诗的艺术性论述得极为深刻，由于篇幅所限，具体例证只能割爱了。

在唐前众作家中，逯钦立最喜欢陶渊明。他的科研用在陶渊明身上的时间也较多。20世纪对陶渊明著作的研究整理、校勘、考证、注释、评论等诸方面，均做出较大贡献的要首推逯钦立。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教师、同学合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120]上卷收集南北朝刘宋直至“现代”史料记载以及评陶文章、诗论、语录及文章片断；下卷以陶渊明作品为纲，收集历代有关评论。所收材料丰富，为研究陶渊明的重要工具书。

陶学研究第三阶段的30年，个人著作仅5本书（包括“文革”后出版的逯钦立的两部著作），集体编写也仅3本书，它与陶学研究第四阶段（1978—1998）的20年，仅个人著述约50部简直不成比例。可见政治运动多，“左”的思潮使陶学研究损失之大是令人深思的。

综观陶渊明研究的第三阶段（1949—1978），由于确立唯物史观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使陶学研究者在运用此观点方法方面都有不同的收获。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突出渊明的“寒士”地位，并深刻地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终于走向人民的独特道路，以及陶诗文风格的特点等，体现出林氏著作中的学术个性，为本阶段陶学研究开了个好头。两次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尽管受到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干扰，但终于使以曹道衡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为代表的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陶学占了优势，从而取得了较为圆满的结果。王瑶的《陶渊明集》，按年代编排陶渊明的诗文，使陶学研究更加深入，影响深远。逯钦立对陶渊明诗文的重新校勘，使我们研究陶学有了可靠的版本，在陶学史上意义重大。此外，逯氏对渊明诗文系年、注释、评论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促使陶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其功不可没。“左”的思潮影响了陶学研究；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尽管使陶学研究受到若干损失，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正确战胜了偏颇。然而到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左”的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正常的陶学研究也被迫暂停。“文革”结束后，由于“改革开放”，从而迎来了陶学研究的春天。

[1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62—163页。

[12]《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376页。

[1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65页。

[3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7月版，第567页。

[3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180页。

[3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01页。

[3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02—203页。

[37]《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4—355页。

[4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版，第572页。

[46]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版，第588、590页。

[4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182页。

[4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179页。

[5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03页。

[5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04页。

[60]《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3—364页。

[63]《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376页。

[85]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170页。

[87]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182页。

[88]北师大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陶渊明基本是反现实主义诗人》，《光明日报》1958年12月21日。

[97]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页。

[99]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09页。

[101]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17页。

[102]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页。

[10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04]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09—210页。

[105]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10页。

[108]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79页。

[110]廖仲安《陶渊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9页。

[111]廖仲安《反刍》，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56页。

[112]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按出版年代计算，该书当属陶学研究第四阶段；但此项工作完成于70年代初，故划入陶学研究第三阶段）。

[114]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118]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