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8—1949年陶渊明研究
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为1928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近代科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也使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深化、细密化的趋势。
一、陶渊明的生平、思想与为人
陆侃如、冯沅君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一书中，认为陶渊明“卒时年56岁，当生于372年”[30]。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论及陶渊明的为人时说：
陶渊明便是这样一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大诗人。他并不是不写情诗，像《闲情赋》，写得只有更为深情绮腻。他并不是不工于铸辞，像他的诸诗，没有一篇不是最隽美的完作。但他却是天真的，自然的，不故意涂朱抹粉的……在这个时代而有了渊明那样的真实的伟大的天才，正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于夜天。大诗人终于是不会被幽囚于狭小的传统的文坛之中的！[31]
郑氏对陶渊明评价颇高，但内容却不丰实。此亦为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众多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种。
容肇祖在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论及渊明的爱好与思想时说：
我们晓得他是欢悦那自然界的真美，由赏识“自然”，而到歌唱“自然”，当然是描写“自然”的大作家。我们同时可以认识他的思想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这种思想大概因为五世纪以下，老庄的自然主义的思想已和外来的佛教思想混合了；士大夫往往轻视世务，寄意于人事之外；虽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为超出尘世。陶潜自己写照的《五柳先生传》，我们可以见他的超尘拔俗的生活了。[32]
容氏对陶渊明与“自然”的关系，论述得较为深刻。至于渊明受佛教的影响，早在唐代时便有人提出，而到20世纪前30年研究渊明者极少谈及此事，容氏提出来，可供研究陶学者参考。
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论及陶渊明为人时认为：
他的人生最真实。他想作官，就去找官做，并不以作官为荣；
他不爱作官，就辞职耕田，并不以退隐为高；他穷了就去行乞，并不以行乞为耻；有了钱就痛快地用，并不以此为浪费。他心中有一个人生的高远理想，那就是逍遥自适，凡与此有违反的，他不管饥饿与穷困，都要加以排除。[33]
刘氏进而用《归去来辞·序》来说明：渊明在《序》文中所说的“没有半点虚伪，一字一句全是真性情，真心境的表现。绝不像那些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伪君子的口是心非，也没有一点故鸣清高藉以钓名沽誉的做作……自彭泽令辞官以后，就真的隐了。日与樵子农夫相处，山水诗酒为乐，悠悠地过了二十年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在这时期，产生了许多最好的作品”。在刘大杰看来，陶渊明之所以这样做人，一方面是由于他爱好自由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与晋末宋初大环境有密切关系。陶渊明处于这样篡乱时代，他“既无力拨乱反正，又不能同流合污”，为此，他只有选择前面所说的生活道路。[34]
在论及陶渊明与晋王朝的态度时，刘大杰指出：
后人说他（渊明）在刘裕篡晋以后的作品，只书甲子，表示他耻事二姓的忠爱之情，这实在是腐儒所添的蛇足。他有广阔的胸怀，高远的理想，那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表现的无政府社会，自由自在的大同世界。他对于当日那种君主官僚政治的淫奢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不管司马家也好，刘家也好，他都看作是鲁卫之政，没有什么分别。在那种环境里，无论是晋宋，无论什么高官厚禄，都是留他不住的了……这一点是先儒所见不到的。[35]
刘大杰上述对陶渊明的为人、思想、政治态度等分析，颇为精辟。
关于陶渊明的人生观、文艺观、哲学思想，刘大杰认为：
陶渊明是魏晋思想的净化者，他的哲学文艺以及他的人生观，都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的最高表现。在他的思想里，有儒道佛三家的精华而去其恶劣的习气。他有律己严正肯负责任的儒家精神，而不为那种虚伪的礼法与破碎的经文所陷；他爱慕老庄那种清静逍遥的境界，而不与那些颓废荒唐的清谈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观与慈爱，而不沾染一点下流的迷信色彩。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时时发现各家思想的精义，而又不为某家所独占。在这种地方，就正显出他思想背景的丰富和他的作品的伟大。腐儒因此附会忠爱，佛道因此附会其修养，这都是一些近视眼，没有看到陶渊明的思想的全体……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就在他独有的性格，时代的环境，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混合调和而形成那种特殊的典型。这种典型不容许旁人模拟学习，也不受任何思想家派的限制。[36]
刘大杰上述对陶渊明人生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精辟见解，超过了此前的梁启超、鲁迅等人；它对此后研究陶学的人有很大启示。就是到了20世纪末，能像刘氏如此准确、全面把握陶渊明哲学思想者，也是极个别人；为此刘大杰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实为难能可贵！
陈寅恪于1945年写的《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论文，以渊明的《形影神》诗，论证出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作者认为：“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37]陈寅恪所主之“新自然说”，实属古代传统哲学之范畴；其所创之“新自然说”，尽管当时未被研陶者所采纳，但其本身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朱光潜在1948年所著的《陶渊明》一文中，论及陶渊明人格的涵养和精神生活时，认为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相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为此，朱光潜又说：
渊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样深广底同情；他没有由苦闷而落到颓唐放诞者，也正以此。中国诗人歌颂自然的风气，由陶、谢开始，后来王、孟、储、韦诸家加以发挥光大，遂至几无诗不状物写景。但是写来写去，自然诗终让渊明独步。许多自然诗人的毛病在只知雕绘声色，装点的作用多，表现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与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在渊明诗中向来不是一种点缀或陪衬，而是在情趣的戏剧中扮演极生动底角色，稍露面目，便见出作者的整个底人格。这分别的原因也在渊明有较深厚底人格的涵养，较丰富的精神生活。[38]
古今论陶者，对渊明的人格涵养、精神生活以及诗文即便被后人仿效，也无人能赶上渊明的原因，尚无人评论得像朱光潜这样透彻、深刻。
关于陶渊明的侠气，以及他存心为晋报仇的问题，朱光潜认为：
渊明有侠气则有之，存心报仇似未必，他不是一个行动家，原来为贫而仕，未尝有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种近于夸诞底愿望，后来解组归田，终身不仕，一半固由于不肯降志辱身，一半也由于他惯尝了“樊笼”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几落得一个清闲。他厌恶刘宋是事实，不过他无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
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极底不合作，一方面寄怀荆轲、张良的“遗烈”，所谓“刑天舞干戚”，虽无补于事，而“猛志固常在”。渊明的心迹不过如此，我们不必妄为捕风捉影之谈。[39]
关于陶渊明的“忠愤”及像张良要为国家报仇的问题，从宋代以来，从其说者甚多。朱光潜上述观点较为切实，符合陶渊明的为人特点。
陶渊明与佛教学说和当时佛教徒（慧远）等人物的关系，朱光潜认为：
陶渊明未见得瞧得起莲社诸贤的“文字禅”，可是禅宗人物很少有比渊明更契于禅理底。渊明对于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语举止，处处都流露着禅机。比起他来，许多谈禅机底人们都是神秀，而他却是惠能。姑举一例以见梗概。据《晋书·隐逸传》，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故事所指示底，并不是一般人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慧远特别敬重他，不是没有缘由底。[40]
朱光潜对于陈寅恪的“新自然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陶渊明思想是“儒多于道”，为此，他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把魏晋人物分为名教与自然两派，以为陶渊明既不尽同于嵇康之自然，更有异于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涛）、王（戎）辈之所为。盖其己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目的在于说明陶渊明肯定道家而否定儒家。为此，朱光潜说：
我觉得这番话（指上述陈的主张）不但过于系统化，而且把渊明的人格看得太单纯，不免歪曲事实。渊明尚自然，宗老、庄，这是事实；但是他也并不非名教，薄周、孔，他一再引“先师遗训”（他的“先师”是孔子，不是老、庄，更不是张道陵），自称“游好在六经”，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遗嘱要儿子孝友，深致慨于“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这些都是铁一般底事实，却不是证明渊明“非名教”的事实。[41]
朱光潜不同意陈寅恪的“新自然说”的观点，并且明确指出，陶渊明尽管有老、庄思想，但更主要的仍是儒家观念。
二、陶渊明诗文
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将陶渊明150余首诗分为三期：（1）公元391—405年。这是他的壮年（20岁至34岁），正在社会上服务；（2）公元405—420年。这是他的中年（34岁至49岁），在故乡做隐士；（3）公元420—427年，这是他的晚年（49岁至56岁），是隐士兼遗老的生活。[42]
论及陶渊明四言诗时，冯、陆二氏认为：“陶潜四言诗甚多（约占全集四分之一以上），但佳者很少。”[43]并以《命子》十首为例：第一，抽象的恭维及训诲的话太多；第二，抄袭《诗经》的地方太多。
陆、冯二氏认为他们研究陶诗的新发现是：“陶潜嗜酒，为我们所习知，然第一期各诗中绝未提及（只《归田园居》第五首有‘漉我新熟酒’一句），到第二期方畅言饮酒。这一点是前人未注意到的。”[44]
陆、冯二氏认为：“《饮酒》是第二期中的杰作，而‘结庐在人境’又是《饮酒》中的杰作。”[45]
陆、冯还认为渊明创作的第三期内“没有四言诗，这是值得注意的”。在陆、冯二氏看来，第三期诗表达的“灿烂的旧梦与悲凉的暮境，打动了我们诗人的心坎”，并列举《杂诗》之一、之二、之三与《乞食》等诗为证据。陆、冯分析了渊明临终时所写拟挽歌辞者三首后指出：“这三首诗有以为拟挽歌者，非。他还有一篇《自祭文》。自来文人临终作诗者固不少，然常常充满不平之气，辞亦拙劣者多。陶潜独不然，所以不可及。”[46]上述陆侃如、冯沅君对陶诗分析之细微，乃20世纪前20年所未见。他们著作的特点为于细微分析中时见新意，这便是他们研究陶诗的新贡献。
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及陶渊明诗时说：
渊明诗虽若随意舒卷，只是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郭璞《游仙》、阮籍《咏怀》似都未必有他那末“叔度汪汪”的清思。我们如果喜欢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便也会永远忘不了渊明的小诗，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些诗都是五言诗里最晶莹圆润的珠玉。他们有一种魔力，一捉住了你，是再也不会放走了你的。他们是那样的深入于读者的内心，不是以辞语，而是直捷的以最天真最浓挚的情绪和你相见的。不仅五言，即他运用了久已“褪色”的四言诗，也是同样的可爱，像《停云》、《时运》、《荣木》等，都是四言里最高的成就，而使这个已经没落了的诗体再来一次灿烂的“回光返照”的。[47]
郑氏对渊明的五言诗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郑氏在其文学史中写到陶渊明时，插了两幅图：一为《莲社高贤图》，在图下注云：“此为《莲社高贤图》的一部分（原图附明版《莲社高贤传》后），传李公时作，乘竹篮者为病足之陶渊明，骑马者为谢灵运。”[48]另一幅插图便是陶渊明画像。郑氏文学史的最大优点是资料丰富，而缺点为新意较少。
鲁迅于1935年写下《“题未定”草（六至九）》的杂文，在反对选本产生片面性时，论及对陶渊明诗的评价，他指出：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49]
鲁迅在此处阐明分析古代作家与作品，应该全面地看，不应仅抓住一面便发议论。为此，他又进一步指出：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50]
鲁迅上述提出的“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正是在传统“知人论世”方法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唯物史观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这在此后的陶学研究史上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此外，鲁迅还倡导分析陶渊明及其创作时，既要看到其“悠然见南山”的平和的一面，又要看到其“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完全是正确的。但鲁迅能再进一步指出上述两方面，哪一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在理论上就更加完备了。
朱自清撰写的研究陶渊明的文章，始于30年代。他在《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一文中，首先指出给陶诗加注的历史：
注陶诗的南宋汤汉是第一人。他因为《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以蝆词，千载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故加笺释。“及他篇有可发明者，亦并著之。”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极为简略。后来有李公焕的《笺注》，比较详些；但不止笺注，还采录评语。这个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焕的圈子。[51]
关于陶渊明诗中所反映的哲学思想，朱自清从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指出：“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次，《论语》第二，共37次，《列子》第三，共21次。”但是，历代论陶，大约从六朝到北宋，多以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而南宋之后，其“忠愤”人格才扩大。“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然而陶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的影响多，还是受儒家的影响多，朱自清的结论是：
陶《劝农》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云：“……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抱朴”也是老子的话，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陶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又查慎行《诗评》论《归田园居》诗第四云：“先生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此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语。但本书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归空无”甚确。陶诗里实在也看不出佛教影响。[53]
关于陶渊明诗的语言、意境、特点及师承关系，钟嵘在《诗品》中曾说：“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对此种论点，朱自清认为应璩诗存者太少，无可参证。至于受左思影响，朱自清认为确有其事。但他举出几条例证后，又指出：
不过从本书里看，左思的影响并不顶大；陶诗意境及字句脱胎于《古诗十九首》的共15处，字句脱胎于嵇康诗赋的8处，脱胎于阮籍《咏怀》诗的共9处。那么《诗品》的话就未免不赅不备了。但就全诗而论，胎袭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他用散文化的笔调，却能不像《道德经》而合乎自然，才是特长。这与他的哲学一致。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都是从前诗里不曾有过的句法；虽然他是并
不讲什么句法的。[54]
朱自清不囿于钟嵘《诗品》“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的观点，经过对陶诗的周密探讨，提出陶诗语言因袭前人的很少，陶渊明并能以散文入诗而又合乎自然，且又与他的哲学一致的结论，是此前论者未曾论及的。
朱自清于1934年撰写长篇论文《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对宋代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
《吴谱辩证》，清代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丁晏《晋陶靖节年谱》、杨希闵《陶靖节年谱》，近代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等，进行辨析论证后所提出的结语为：
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55]
容肇祖在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谈及陶渊明热爱“自然”。容氏在论及渊明的创作时又说：
他是接近民间，故此，不自然的贵族的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在他的诗里是扫除干净了。他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是一大革命，也可以说是他的最大的贡献。[56]
容氏的上述一段话，在此前的文学史中，颇为罕见。
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中，论及陶渊明诗文特点及其继承关系时说：
陶渊明的作品，在作风上，是承受着魏晋一派的浪漫主义，但在表现上，他却是带着革命的态度而出现的。他洗净了潘（岳）陆（机）诸人的骈词俪句的恶习而反于自然平淡，又弃去了阮籍、郭璞们的那种满纸仙人高士的歌颂眷恋，而入于山水田园的寄托，同时又脱去了嵇康、孙绰们那种满篇谈玄说理的歌诀偈语，而叙述日常的琐事人情。在两晋的诗人里，只有左思的作风和他稍稍有些相像。《诗品》说“他原出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应诗传者甚少，我们不容易见其渊源，至于说协左思风力，这是不错的。我们读过他的《咏史》《招隐》以后，再来读陶诗，自然会体会到他们两个的作风，确实有许多近似的地方。[57]
刘氏对陶诗的特点、渊源以及抛弃前人讲辞藻、谈玄理的做法等诸方面，把握得较为准确。
在刘大杰看来，陶氏作品应分作前后两期。他34岁那年辞去彭泽令而退居山林，可作为这两期的界限。前者在社会服务，为饥饿奋斗，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虽已有了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阶段。在前期诗里，也时时流露出一些愤恨与热情。同时对饮酒的歌咏，在此时的诗中也极少见。在其《命子》、《怀古田舍》、《与从弟敬远》等诗中，都以名节互相勉励，似乎还没有离开现实社会的决心。刘氏认为渊明前期佳作当数《经曲阿》、《阻风于规林》几首为最好。
刘氏还认为，陶渊明后期作品最多。由于生活安定了，心境静寂了，因此艺术的价值也最高。为此刘氏进而指出：
胡仔云：“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
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豼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的阶段，是要经过长期的矛盾奋斗的心情和痛苦的人生经验的。他在《归去来辞》里，坦白地描写他这种心境生活的转变的过程和愉快。经过了这一转变，他由动的苦闷的世界，变为定的逍遥自适的世界了。于是美丽的自然，酒与诗文，成为他灵魂的寄托者了。旁人以此为苦，他却以此为乐了。他的最高贵的作品，就产生在这一个时代里。[58]
刘氏看到渊明后期，经过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达到新的境界；而在此时写出的诗，成就也最高。此论点与朱光潜写于1948年的《陶渊明》中陶诗“静穆”风格的形成是不谋而合的。
朱光潜先生的《陶渊明》，为全面论述陶渊明的文章。朱氏以诗人的笔触和美学家的眼光来审视陶渊明一生的各个方面。文章开头写道：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底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底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稍涉躐他的作品底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我现在就个人所见到底陶溯明来作一个简单底画像。[59]
朱光潜这段文字，像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一样，看似平淡，但其内涵极深，特别是从美学角度来读，更感到非同寻常。
论及陶渊明一生的生活时，朱光潜用“半农半读”四个字来概括。谈到陶渊明哲学思想时，朱光潜说：“渊明是一个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见儒家成分，也可以发见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底倾向性比较大。”[60]
谈到陶渊明情感生活时，朱光潜认为，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情感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还要重要。为此，朱光潜说：
谈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年辛酸苦闷得来底，他的身世如我们在上文所述底，算是饱经忧患……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61]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朱光潜所说的“静穆”，乃是诗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此种境界包含着作者多年痛苦、诸多矛盾，经过多年的涵养才能形成。早在30年代，朱光潜由于将“静穆”的美学观用在陶渊明身上，引起鲁迅的批评。鲁迅在批评朱光潜之前引了朱光潜谈艺术的最高境界中的一段文字。朱光潜说：“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他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62]接下去便告诫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
在鲁迅看来，朱光潜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句话是片面的；因为陶潜的作品除了有“平和的”即“静穆”的一面外，还有“猛志固常在”即“金刚怒目式”的一面。然而朱光潜在1948年写了《陶渊明》的长篇论文，删去了“浑身”二字，并认为陶潜也有痛苦和矛盾；经过思想斗争，长期涵养，终于使其诗达到了“静穆”的境界。1948年朱光潜对其“静穆”说做了删削与补充，已完全是正确的一家之言。此后再有像钟优民那样无休止地批评朱氏的“静穆说”，就是错误的了。
关于陶渊明诗的艺术风格，朱光潜在总结前人论点的基础上，把陶诗的艺术成就提高到“化境”的高度。他说：
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组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许多不同底性质调和在一起，是同样的奇迹。
把诗文风格分为平与奇，枯与腴，质与绮两种，其实根于一种错误底理论，仿佛说这两种之中有一个中和点，没有到这一点就是平、枯、质；超过了这一点便是奇、腴、绮。诗文实在不能有这种分别，它有一种情感思想，表现于恰到好处底意象语言，这恰到好处便是“中”，有过或不及便是毛病……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63]
用美学理论来分析陶渊明的艺术风格所达到的“化境”高度，这是朱光潜的又一重大贡献。
朱光潜在论及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指出：
渊明在中国诗人中底地位是很崇高底。可以和他比拟底，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淳，那么炼。屈原低徊往复，想安顿而终没有得到安顿，他的情绪，想像与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底气象，渊明则如秋潭月影，彻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底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格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炼，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64]
朱光潜运用美学分析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并着重分析了陶渊明的“情感生活”、“人格与风格”，以及他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崇高地位；分析得全面而深刻、精辟，实乃此前研陶者难以企及。其论点皆有史料为依据，故其说理切实，令人信服。朱氏熟谙西方现代美学及文艺心理学，又对中国传统文论有较深修养，所以能较真切地把握、阐明陶渊明的诸多方面特征，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突出。在朱光潜之前，还没有人如此周到妥帖而深入地剖析陶渊明。
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65]一书，由三部分组成：（1）陶渊明的历史的影像；（2）陶渊明的四言诗论；（3）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书前有朱自清的序。该书最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的四言诗论》。许多喜欢陶诗的人，大抵着重其五言诗，很少细致分析其四言诗。作者用较多篇幅，批评渊明九篇四言诗中六首（《荣木》、《命子》、《劝农》、《答庞参军》、《酬丁柴桑》、《赠长沙公》），它们的缺点是：诗句的形式多是汲取《诗经》，每句包含一个简单的句子，变化很少；语言（词汇）典雅凝重，大都从《诗经》里来。萧望卿在论及渊明五言诗时，也是从艺术性方面进行肯定分析。总之，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五言诗的优劣，这是《陶渊明批评》一书的最大特点。用一部书中绝大部分篇幅对陶渊明诗进行艺术分析，这不仅在萧望卿此书之前所未见，即其后亦极少见。这一特点，便是萧望卿在陶学研究史上的贡献。
陶渊明研究的第二阶段发表的论文约为30篇。主要有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66]、游国恩《1500年前的大诗人陶潜》[67]、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68]、陆侃如《跋古层冰陶靖节年谱》[69]、孙大珂《陶渊明论》[70]、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71]、逯钦立《陶渊明谱稿》[72]、李长之《我所了解的陶渊明》[73]、宋云彬《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74]、李长之《陶渊明的孤独感及其否定精神》[75]、公盾《陶渊明的研究》[76]、朱自清《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77]、萧望卿《陶渊明的四言诗》[78]、逯钦立《形影神与东晋之佛教关系》[79]、《述酒诗题注释疑》[80]等。
综观陶学研究第二阶段，无论在研究观念、方法以及成果上，都比第一阶段成熟。首先从理论方面说，鲁迅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81]。这实际上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说明。其次以研究成果而论，刘大杰对陶渊明的为人、人生观、政治态度以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
论述，其观点之公允、准确令人折服。第三，仅以先后两阶段的陶学代表性研究者梁启超和朱光潜而论：梁启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和“五四”时代引进的科学、民主、自由等，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渊明为人与为文，以一种“开阔性”而引人注目；然而其论证的粗疏，亦显而易见。朱光潜却以西方美学和中西哲学为指导，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渊明的为人和为文，比梁氏的研究更有深度。朱光潜特别注重渊明感情生活对其诗所起的重大作用的研究，以及诗中意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