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0—1928年陶渊明研究
1900年到1928年，可视为陶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陶学研究是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19世纪末，西方新学被大量引进中国。新学的引入不仅对我国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观点与方法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在陶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新的反映。
一、陶渊明的思想与为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以及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大量输入，使中国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陶学研究史上，第一个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全面而又深刻论述陶渊明的是梁启超。1923年梁启超出版了《陶渊明》一书，其中包括《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篇文章，从而使陶渊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梁启超就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了陶渊明的为人及其作品。梁启超研究古代文学，很重视研究作家的个性。他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1]梁还认为，要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要挖掘他的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要“不共”，即“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模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第二，要“真”，即“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干）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胆批评他”[2]。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梁启超着墨较多。“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3]。论及陶渊明的身份，梁启超说：“老实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4]他的生活，尤其是归田后期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苦到讨饭的地步。为此梁启超指出：“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5]在梁启超看来，“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拟古》九首其五）这两句话，“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画‘行乐图’”[6]。梁启超认为陶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劳动中得来”。“渊明一生快乐，都是从劳动后的休息得来”[7]。“渊明是‘农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写农村生活，真是入妙”[8]。梁启超明确指出劳动创造了一般文人创造不出的好诗文的论点，在封建社会的评陶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他把劳动创造世界，只有劳动和实践才能创造“最亲切有味之文”的真理，作为文艺批评的一把尺子。
梁启超从评介陶渊明的高尚人品和文品，进而探讨其人生观。梁认为陶的人生观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自然”。关于“自然”的内涵，梁举例说：《归去来辞》序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从所举例证我们可以看出，梁所说的“自然”，虽含义较多，但有自由的意思。为此梁启超说：“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9]关于“他（陶）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所以‘容华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10]。从梁的上面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人生观”、“自由”等词语，在陶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出现。第二，陶的人生观是“自然”，在陶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第三，陶渊明“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也是在陶学研究史上首次出现。第四，陶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也就是陶的人生观决定着他的文艺作品，更是陶学研究史上闻所未闻的论点。第五，“陶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的自由而奋斗”，如此深刻、准确而又高度概括陶渊明的一生，在陶学研究史上实属难得。
梁启超的《陶渊明》一书，特点在于吸取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较系统、全面。可以说，他的陶学研究基本上从古典型过渡到近代型，梁启超是20世纪陶学研究第一时期的重要研究大家。他将上述新内容系统地运用到陶渊明研究领域，这种既探讨文艺品格，又考证生平事迹，二者分别详加论列，又彼此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部专著，这在陶渊明的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论及陶渊明思想时指出：
彼仍染受时代之感化，以老庄虚无之道，保身全生。然其本来面目，极富于感情，且甚真挚。故虽未为宏大，而其熔铸自成冲澹洒脱之趣，万不可掩也。《咏荆轲》诗曰：“千载有余情”，或追怀商山四皓，其次《拟古》九章，寄无量之感怆，有吟“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由此观之，不愧为亡国遗臣，幽愤之念，自不可抑制，
而常缠绵无尽也。
彼有时或以苦闷之故，豁然大悟，自建其世界观，而保持其乐天主义，换言之，则成就主观之考察而后，向自然界，乐天然美，得悠然安送其一生。此其所以为中国之一大诗人，又且为田园诗人之开山祖也。[11]
顾氏肯定陶渊明极富于情感；尤其应特别指出，渊明虽有各种苦闷，而他能通过涵养，豁然大悟，自建其世界观，“向自然界，乐天然美，得悠然安送其一生”的论点，与40年代朱光潜在《陶渊明》[12]一文中指出，渊明对各种痛苦加以涵养之后，达到“静穆”的境界，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鲁迅于1927年8月所做的讲演，较多地谈到了陶渊明。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13]鲁迅在较多地谈及陶渊明平和的一面以及在易代的时候，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之后，立即指出：“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14]在鲁迅看来，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在这次讲演的最后，鲁迅指出：“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15]鲁迅在他的著作中，论及陶渊明的，这次讲演是所占文字最多的一次。他从来没有写过专题论陶渊明的文章；他的论陶，除上述引文外，往往在写杂文时顺便举例提及。就这次讲演而论，鲁迅较多地论述了陶渊明平和的一面。今天看来，陶潜一生中，内心真正平和时是极少的，用“去日苦多”来形容较为确切，因为他一生都是在矛盾与痛苦中度过的。与前人多强调陶潜平和的一面的同时，鲁迅指出陶潜还有关心政治的一面，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鲁迅指出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的“别一种看法”，此处语焉未详。不过大体上可以推知，他的意思是不能将陶渊明简单理解为“超于尘世”的人物，陶自有其作为世俗人物思想和生活的一方面。鲁迅在此表现出了以清醒的态度去理解、把握古代作家作品，不为旧说所蒙蔽的精神。这种治学准则，本质上即是科学精神。
二、陶渊明诗文
20世纪初，较多体现近代学术精神的诠陶者，还应推王国维。王国维对陶渊明的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美学）逐渐传入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吸取了西方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首先提出了“境界”说。他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将古今诗词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为此，他认为陶渊明的《饮酒》诗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今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在王国维看来，写“有我之境”容易，写“无我之境”却极难；在非常难的条件下，陶渊明却能做到。王国维在评论诗词时，还提出“隔”与“不隔”的理论概念。他认为陶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首先提出“隔”与“不隔”的概念，并据此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16]可见，陶渊明在王国维建筑美学理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顾实在论及陶渊明的创作时，认为渊明有“优秀之想象力”，“一篇《桃花源记》即足以证明之”。顾氏继而指出：“若见渊明《闲情赋》必定一惊。其赋曰：‘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痴情憨态，描写如画，洵非有丰富之想力者不办。”[17]
胡适于1928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他在分析陶渊明诗歌语言特点和在文学史上地位时说：“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都扫除的干干净净……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麈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18]胡适以白话为正宗的角度肯定陶诗是六朝诗史上的“一大革命”；说陶渊明是“平民诗人”，这与“五四”时期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潮流相一致，体现了近代文学的观念。至于说陶诗的“高远的意境”等，这些评价却不能算是新颖。胡适在肯定陶渊明的同时，对古文、骈文却一并予以否定，则不免表现出某种偏激态度，这是他过分强调白话文的结果。
从1900年到1928年陶学研究第一阶段，在报刊发表的论文约为20余篇。主要有：甘蛰仙《中国之托尔斯泰（陶渊明）》[19]、张民逸《从陶集中所见的陶渊明生活》[20]、胡怀深《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21]、汝舟《陶渊明评传》[22]、堵述初《陶渊明与农民》[23]、溶溶《田园诗人陶渊明》[24]、何联璧《陶渊明之文学》[25]、张为骐《桃花源记释疑》[26]、胡寄尘《桃花源诗的研究》[27]等。
20世纪初叶，也有一些学者运用传统的方法，在陶渊明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古直《陶靖节年谱》[28]、傅东华《陶渊明年谱》[29]等。对陶渊明生平事迹作了重新疏理，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古直提出的52岁享年说等。
综观20世纪陶渊明研究的第一阶段，其观点和方法上都有所改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学术大师，都程度不等地将他们的学术眼光投射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使之呈现出不同于古典型“陶学”研究的新面貌和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