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
将“年代”视野引入现代中国，所要者当是发掘能够作为时代命名的“话题”，以增进对某一特定“年代”的了解。通过审视“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化，笔者对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已略陈己见，以期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亦增进对“20世纪20年代”的了解。[1]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界已是异彩纷呈，涉及的“话题”更非一章的篇幅所能讨论，这里主要围绕“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略作申论，期望检讨《独立评论》作为“舆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凸显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政治的关联。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独立评论》，部分原因正在于它与20年代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努力周报》与《新月月刊》（其出版延续到30年代），存在某种关联。[2]对此的讨论，或可对20世纪2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的不同走向，有进一步认识。
《独立评论》创刊的特殊背景，突出了30年代的“关键词”——“国难”，以往围绕《独立评论》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其中所涉及的政治性“话题”。[3]然而，《独立评论》毕竟是堪称学界“中心人物”所创办的杂志，相应的，对中国学术前途的思考，也成为“言说”的中心。这些见解如何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学术的规划，恐难断言，但现代中国学术成长于这样的背景，却值得重视。这其中，规划中国教育、学术发展的“焦虑”，以及读书人自身角色认同的困境，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甫经纳入“国家政权建设”架构的教育与学术，正处于“成型期”，“国家政权建设”在此阶段所遭遇的曲折，对教育与学术的走向，不无影响。对此略作申论，当可对影响现代中国学术成长的诸多因素，有所了解。[4]
一、“国家政权建设”与教育学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最初十年，向有“黄金十年”之誉。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论道：“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十年是1912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5]如对比此前的军阀混战及以后的八年抗战，这样的评估并没有什么问题。研究者在“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的主题下，还揭示出作为“国家重建”的组成部分，教育与学术如何得到重视。[6]以此进入问题的讨论，自有其必要性。这既显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已呈现新的景象，更重要的，基于此，也可避免在审视30年代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时，把一切皆归诸于“国难”。
要系统梳理教育与学术纳入“国家政权建设”架构的详细过程，殊无可能。但构建“大学院”与“大学区”所经历的曲折，无疑成为一种象征，点出了“国家”是如何对教育与学术进行渗透。论者以此作为“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教育政策上转变的一大关键”，颇具洞见。[7]当初蔡元培创设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确有实现其“学术独立”理想的意图，他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辞”中，对此有明确说明：“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8]1927年7月4日公布的《大学院组织法》，也将大学院定位于“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这里的核心是学者仍将主导教育政策的制定，政党的干涉也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大学院及大学区制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也正是出于将教育与学术纳入政权建设架构的需要。
耐人寻味的是，教育与学术却有不同的遭遇。[9]中央研究院作为创办大学院仅存的果实，得以保留，蔡元培也能够继续贯彻注重学术研究的主张。中央研究院被定位于“直隶”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也与“教育部”之定位，适成对照。如参照“大学院组织法”，则不难看出，大学院担负的角色实际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分担。[10]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中央研究院的组建成为一个标志——代表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组织建立起来。按照蔡元培的看法，“本院就名义言，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就职责言，又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实综合先进国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11]由此，按照全国学术机关的名目统计有关情况，也成为可能。如1935年1月教育部就统计出“全国各主要学术机关团体”142个，其中属普通一类的21个，约占19%；自然科学类（包括理科、工程、农林、医药）共34个，占30.9%；社会科学类（教育在内）39个，占35.5%；文艺类9个，占8.2%；体育类7个，占6.3%。[12]
创设大学院及大学区制失败后，对教育的主导便回复到教育部及教育厅制。1928年12月11日同时颁布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法》、《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文件，前者规定“教育部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务”，后者则强调“教育部大学委员会依本条例决议全国教育及学术上重要事项”。[13]这样的诉求，不无意味，所体现的正是教育“国家化”色彩。实际上，许多环节皆显示出这方面的特点。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便宣布，当“矫正从前教育上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并强调，“教育乃国家建设永久之任务，其功用应始于胎教，而终于使个人能为社会生存之总目的，各献其健全之能力。”[14]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又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针对大学教育，还有这样的要求，“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15]。
略为勾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学术教育上的举措，不难看出，经历创设大学院及大学区制的曲折，国民政府成功地将学术教育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架构中，甚至通过“法”的形式确定下来，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即规定：“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机关，一律受国家之监督，并负推行国家所定教育政策之义务。”[16]换言之，针对高等教育而展开的“国立化”（或“国家化”）运动，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针对教育的主要举措，论者还归纳出两种类型，一是“对外的”，主要例证为教会大学及清华学校，国家化的主要目标和表现是争取学术独立、收回教育权，要使大学成为“中国的”；一是对内的，如何使一所大学成为“国家的”，为寻求国家统一而努力不懈地把中央政权扩展到地方。[17]
在此基础上，分析《独立评论》关涉现代中国学术成长的内容，也有了基础。这个背景之所以必须，除了前述以此可避免把一切归诸于“国难”，还因为“十年”的学术教育，已构成难以割裂的“时段”。[18]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学术教育的种种举措，这里主要讨论到的胡适等人，本是亲历者。
面对新政权，胡适寄予了不少希望。种种迹象似乎也朝着乐观的方向在发展，国民党内的胡汉民、宋子文、戴季陶等均向胡适等人摆出种种积极姿态。胡适所信赖的老朋友蔡元培、吴稚晖及学生罗家伦等都在政府任职，且负责学术教育方面工作，也给了他不少信心。1928年5、6月间，胡适就先后出席了由大学院主办的全国教育会议和大学院委员会会议。较之蔡元培，胡适恐怕更难接受国民党对学术教育的“控制”，也缺乏周旋的能力。大学院委员会会议曾提议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并推李煜瀛任校长，胡适就直言：第一，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第二，李煜瀛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宜任校长，最好仍请蔡元培自兼。然而胡适的提议却遭到反对，吴稚晖甚至冲着胡适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19]为此，胡适坚决辞去了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还向蔡元培表达了无法再任职的理由：参加大学委员会已十分忍耐，虽被吴稚晖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但日后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因为“列席亦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20]
这个时候，胡适与一群朋友已在上海办起《新月》月刊，由于它与《独立评论》特殊的关系（详后），也值得略加说明。从该刊发表的文字可看出，除了对国民党确立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倍感关切，[21]对于新政权建立后如何发展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也有所图谋。[22]然而，这个时期我们所见到的更多是冲突。胡适在中国公学校长任上，就坚持在学校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做总理纪念周。[23]当教育部下文辞退罗隆基光华大学教授之职，胡适更感到问题之严重性，认为如此实开政府直接罢免大学教授之端；且此端一开，不但不足整饬学风，还将引起无穷学潮。为此，胡适两次造访金井羊，托他向陈布雷进言，免得将来南北之大学皆受此一电令之掀动。因为这不是关系个人的小问题，而是重要的“原则”问题。当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对各家学说根据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良好风气。这种风气，在大学以内，谓之“学术上的自由”（academic freedom）；在大学之外，谓之“职业之自由”（the right to profession）。这意味着，在大学内，凡不犯法的言论，皆宜有自由发表的机会；在大学以外，凡个人负责发表的言论，不当影响他在校内的教授职务。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胡适就对这个原则再三加以辨明。[24]
《新月》与《独立评论》分别在上海与北京创办，在时间上也存在着某种衔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关注的问题，还是言说的方式，这两个杂志都存在明显区别。尤其突出的是，当《独立评论》创刊时，胡适等人与国民党当局的沟通，较之以往更不可同日而语。[25]构成区别的重要原因，便是“国难”。
二、“国难”与《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244期后停刊。不难看出，该刊乃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是“国难”临头之际，身处北京的知识分子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在给胡适的信中，俞平伯就表示，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而“吾辈之业唯笔与舌”，因此他力主胡适出面办一个“单行之周刊”，作为昔日《新青年》精神上之“续出”。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吾辈救国之道“莫逾于此”：“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26]不过，俞平伯后来并没有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促成此事的是蒋廷黻。蒋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教育界的朋友受了很大刺激，感觉除教书和研究之外应该替国家多做点事，由他提议，并几经反复，终于议定创办一个刊物。[27]后来成为这个刊物实际“主编”的胡适，最初对此并不是很热心。到1931年底，因为几个朋友颇为热心，胡适也就不反对了。对此，胡适后来在一篇文字中作了更清楚交代，“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28]
这样的背景交织在一起，无疑增加了讨论问题的复杂性。“国难”的危机意识是真切的，难得傅斯年当时就有这样的“先觉”：“‘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29]我们也可推知这一事件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强烈震撼，以及“舆论”之所以催生的缘由。[30]正因为《独立评论》这样特殊的创刊背景，很容易就将其作为一个政论性的刊物。当时总结中国“杂志界”的文字，也将其归于“政论社的杂志”，并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新兴的政论杂志，有很不少，《时代公论》、《独立评论》、《鞭策》、《再生》，及其他好多的周刊，都生气勃勃地起来批评政府，鼓励民心，是国民党执政以来的一个言论热烈时期。”[31]
将《独立评论》定位于政论性的杂志，并无什么不妥，关切“中国政治的出路”，如何度过“国难”，无疑是这个刊物言说的中心。“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我们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想别的心思。”而且，很多事情也导致“我对于政治社会问题不能不想一想或说一说的”。[32]翁文灏此言，道尽了读书人“思出其位”的无奈。不过，毕竟是大学校园的读书人所创办的杂志，在“建国问题”的架构下，还涉及诸多关于教育、学术发展的文字。不管怎样，这里所呈现的，正将“国难”与“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就中国学术教育的发展来说，这也正是一个关键时期，对此，读书人岂能三缄其口。
实际上，对于《独立评论》，胡适之所以不够热心，也正是因为教育学术上的事务已占据其主要精力。按照胡适对此的解释，一是他与丁文江都有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二是那时《新月》还在，正遭受官方不断的打压，所以“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33]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那段时间胡适与蒋梦麟等正致力于重振差不多已到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以恢复北大昔日的荣光。[34]这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对北大的振兴，主要依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简称“中基会”）的资源，此亦表明，在“国家政权建设”的架构之外，那个年代的读书人仍掌控有部分资源，以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35]
经过九个多月的努力，1931年9月14日北大总算开学了。不幸的是，几天之后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对此胡适等人可谓痛心不已，后来他在9月14日的日记上特地补上一句：“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36]对于北大的这段历史，最有发言权的当属蒋梦麟。他写道：“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大也显现出新的气象，“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37]
因此，我们确可将《独立评论》的创刊，看作“在这最严重的国难时期”，知识分子“笔墨报国”的工作。[38]然而，同样值得强调的是，那段时间，中国的学术事业也正处于成长中，读书人正积极规划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实际上，单是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就展现了中国读书人开拓新的学术疆域的群像（详后）。因此，透过《独立评论》的文字，我们正可以检讨这两者是如何互动的，尤其可以检讨，什么因素塑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品质。如蒋廷黻强调的，“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我们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九一八就是我们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39]陈衡哲后来还明确提出这是关乎“走那条路”的问题，在一个国家遭到现在这样严重的难关时，横在中华国民眼前的，是几条这样的路：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她把前两条路归于“辱身亡国的死路”，而把后两条路看作“自救的活路”，并特别强调要作“内在的预备”，“即是在这个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折磨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智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在人格的一方面。”[40]
我们不妨看看，成长中的中国学术教育事业如何经受“国难”这一“试金石”；又是如何展开“自救”，进行“内在的预备”。
三、如何使学术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动向，论者有这样的评价，“就某一方面而言，这个新政府正是胡适及其自由派朋友久已期望的政府。”[41]确实，自由知识分子聚集于《努力周刊》，主要是针对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表达了对重建社会秩序的愿望。而这样的诉求，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已部分得以实现。由此，读书人也可以更好地考虑“建设的事业”，“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联系胡适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新月》月刊，可以说明的是，“国家政权建设”展开之际，胡适等人的言说已基于“中国问题”展开：1929—1930年间关心的是“中国的现状”，1930—1931年间讨论的总题则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后来，潘光旦将其中的一些文字编为《中国问题》一书，1932年由新月书店出版。[42]不单胡适等人关切“如何解决中国问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的论述实际已浮出水面。1933年7月，《申报月刊》即曾汇集了多位学者的讨论（论文26篇，约10万字）。或许是因为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太多“歧义”，“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所以胡适更愿用“建国问题”来表述“当务之急”，他相信，“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43]。孟森同样注意到，“今之持国论者，以现代化为最明达之一流”。他也主张，“国是之为国是，有超乎现代化与不现代化之上者，谓之‘先决问题’，则专言‘现代化’，似不足包括”[44]。据此，我们也可分析在“建国”框架下，读书人对学术教育问题的聚焦——如何使学术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所谓“建设事业”，胡适是这样阐述的：“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他还提出这样的“建设标准”：第一，有了专家计划，又有了实行的技术人才，这样的建设方可举办。第二，凡没有专门学术人才可以计划执行的事业，都应该先用全力培养人才。第三，在创办新事业之先，应该充分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他们技术化，使他们增加效率。[45]这样的言说方式，甚值注意，所谓“有为”的建设事业，实际是强调了尊重“知识”这一前提。在胡适看来，“我们今日所遭的国难是空前的大难，现在的处境已经够困难了，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的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而且，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46]。
这里的意味是，“国难”因素固然催生出《独立评论》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在“现代化”或“建国问题”同样构成言说中心的情形下，《独立评论》也关注于中国学术教育的成长，并主要围绕着下列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一）“如何能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有关“教育”的言说是基于“教育破产”展开的。徐炳昶在《独立评论》连载的《教育罪言》就指出：教育破产之呼声，原本即时有所闻，“国难”之际，则愈发突出，“在这个艰危的时候，大家对于教育界希望颇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点却是穷情尽相地暴露。不惟民众对于教育界怀极深的不满意，就是教育界自身，也何尝不自惭形秽。”[47]另一篇文字还揭示出由此引发的弥漫全国的“整顿教育之声”：“近数年来，因为中国现状之混乱，有一部分伟人策士认为澄清混乱之源，必从整顿教育入手，甚有迷信教育为万能者。于是整顿教育之声，高翔云表，弥漫全国。除教育当局屡有整顿之计划外，在野的教育专家或关心教育者，亦都争论不休。”[48]
围绕“教育”的论述立足于“危机”展开，本不足怪。关键还在于，主导教育改革的意见，均强调现在的教育明显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这不仅突出了“国难”如何影响到对于教育的规划，也表明教育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焦虑”。
蒋梦麟在文章中首先点出，“中国目前当头的大问题是：从民族的和社会的方面着想，怎样取得经济的独立，与增进一般的繁荣与文化。要谋迅速和有效力的解决上述的目的，教育可以做一个有权力的工具。”然而，“中国向来的教育，本来是与社会隔离的；教育与社会，不是整个有机的组合。学校不适应于实现生活迫切的要求。新教育施行后，此种趋势，不独不见于减轻而且加甚。教会学校与回国的留学生所设施的教育，均为养成社会的优越阶级，而于一般民众之需要忽略过甚。”[49]徐炳昶自称对于教育是“根本改革派”，其《教育罪言》（六），作为讨论的总结，就明确提出，“我们相信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的社会情形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至于从前所用的都市教育应该废弃。”他也陈述了改革教育所应遵守的几个原则：一、当专就我国的社会情形、社会经济情形规划一种教育方法。二、这种新教育制度实行以后，人民应该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与生产相联合的，尤其是要与农业相结合。四、新教育制度的养成人才，要矫正从前供求不适合的弊害，须按社会需要的数目而训练。[50]何思源也撰文指出，中国革新教育四十年，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学校造出之人才，不为社会所需要，社会需要人才，学校复未尝顾及。”[51]
并非没有别的声音传递出。“如何能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是张佛泉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也相信，“我们如欲实现一个新的社会，从教育入手是最有力的方法。”然而，问题却是“党政府”对于教育的措施存在严重的错误，“这便是对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的相对忽略，而对高等教育却时常想加以严格的统制。”这也点出了“国难”之下教育的遭遇，何以忽略基础，自是因为“时不我待”；试图统制“高等教育”，则与“齐一”的教育目标相表里。[52]陈序经也注意到，中国教育又有再趋向于“复古运动”的危险，教育的“中国化”已成“一般教育家的时兴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他也坚持这样的主张，与“中国化”相比，“现代化”才是中国“教育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53]
不难看出，张佛泉、陈序经阐述的见解，同样是因应于“国难”而展开。无论是张所标举的“从政治观点论我国教育问题”，还是陈所提出的“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多少表明他们试图超越“国难”施加于教育的重负。还可补充说明的是，针对国民党官方在教育上的一系列举措，傅斯年、任鸿隽等人也有所回应。任鸿隽主要是继续了以往对“党化教育”的批判，指出“党化”与“教育”不能并存。[54]傅斯年则对国民党官方提倡尊孔读经的行为提出批评。[55]
（二）关切“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
前已述及南京国民政府针对学术教育的改革，突出了对“实用科学”的倡导。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样针对中国学术教育事业的重大决策，在《独立评论》上却并没有更多的文字加以讨论，只是池世英在一篇文章中，直言文法科在中国没有什么地位，并指出其成因，“这样轻视文法科的心理，始于民国二十年。那时政府曾公布‘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在这办法中，明白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接着又有陈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主张将办理不善的文法等科淘汰，而以所节省的经费，作为充实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之用。”[56]不惟如此，针对“社会科学”的反省，还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见解，中国的社会科学“概是离开实际的”，同时也标榜“国货的社会科学”。
可以说，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方向上便遭到质疑。董时进便明确指出，中国的学术，无论是农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美术学，还是政治本身，“概是离开实际的”。本来真实的学问，应该是由环境发生，但是如今的中国学问，概是外国学术的骈枝。“讲学的讲学，办政治的办政治，都是盲目跟着外国人干，与本国的事实全不相干。结果学问尽成清谈无裨实用，政治也是愈弄愈糟。”[57]与此相应的，“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声音，也大行其道；改造的方向则是致力于创造“国货的社会科学”。一篇文章就这样表示，这几十年来中国一切的社会科学“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贩卖洋货”，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贩卖洋货的把戏，行了二三十年居然还没有破产”。各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们，年复一年地将他们所贩来的洋货，零售给专喜欢洋货的学生们，造出一批又一批对欧美一知半解而不认识中国社会的毕业生。结果，“每年的毕业生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与他所学的不发生关系，不能用其所学以处置实际的社会。”[58]
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是蒋廷黻提出的问题。不过，他只是提出，无论从哪方面皆可看出，中国社会“处处是问题，是材料，是一片大处女地”，由此他也希望“社会科学界的人勇往直前，来开辟这个新大陆。因为这个新大陆是我们的田土，我们不开辟，它将永为荒地。”[59]尽管这里蒋没有涉及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但在《知识阶级与政治》等文字中，却表明其见解与上述看法是一致的（详后）。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的关切，已显出“国难”之际对社会科学的“期许”已发生转变。有意思的是，对中国科学工作的检讨，同样基于此。翁文灏在《中国的科学工作》一文中就特别指出，中国科学家除科学工作的本身责任之外，还有两种责任。第一是在世界科学界中取得应有的信用及地位。因为外国科学家对中国的科学工作不免轻视，故“我们必须拿真正的成绩，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的能力”。第二是应该对国内证明科学工作的意义及价值。“现在一般社会对于本国科学工作认识的缺乏，也要怪中国科学成绩的表现实在还太少。”[60]除此而外，“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的问题，更是引起热烈讨论。
在胡适“科学救国”的呼声下，顾毓琇也关心中国科学教育的目标及方法。这里所谓“方针”甚为要紧，前提是在认清事实和需要的基础上寻求“决定一切的方针”。顾也提出这样几点：一、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了；二、中国太危急了，等不及新发明；三、新发明不一定能救中国；四、中国太穷，要做许多纯粹的科学研究，实为经济所不许；五、科学研究同科学发明不是个人可以立志强求的；六、我们大部分学科学的青年，恐怕仍须向实业界去找正当的出路；七、中国的科学教育方针，应该是注重基本训练，而以促进物质进步为重要目的；八、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61]
显然，这样的见解，完全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时空，显示出“国难”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规划。后来在《学术与救国》的文章中，顾毓琇还继续发挥这样的观点。他也认同这样的看法，学术与救国乃是“间接的”，“学术的本身并不为着救国，亦不便可以救国。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结果，如有适当的人去利用，对于救国的工作方始可以有直接的贡献。”然而，顾也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三个问题：（一）学术研究的结果既然只有一部分可以利用，那么国难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范围，是否要加以选择呢？（二）学术研究已有的结果，我们应否充分利用呢？（三）利用学术研究的结果，谁是适当的人呢？[62]顾对此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围绕大学教育与中国前途的讨论中，他就希望大学担负起“学术救国”的责任：（一）由政府召集高等教育会议，确定国难期间大学教育的两层使命。（二）由政府诚意地将国家目前之各项重要问题交各大学负责研究。（三）由各大学各教授分工合作地认定国家目前之各项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63]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胡适的看法，针对顾毓琇阐述的见解，胡适在当期《编辑后记》中，均有所回应，或者承认，顾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国难期间大家常想到的”。或者强调，顾提出大学教育与救国大计发生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很值得教育当局及大学校长的注意”。[64]胡适以这样的方式介绍顾毓琇的看法，多少说明他未必赞同这样的主张，只是这种有所保留的看法，在特殊情势下已难以言表了。[65]
区分教育与学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或可看作30年代围绕知识展开论述的枢机所在。针对此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如何能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还是关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与“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都深刻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学术遭遇了共同的“焦虑”。尤值深思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检讨均基于同样的理由，换言之，无论是对于教育，还是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以是否符合现实的需要这样相同的尺度予以衡量，发展方向也一概定位于“中国化”的目标。影响所及，对“学术”的认知也逐步向“科学”靠近。
在蔡元培那里，教育与学术，科学与学术，往往都是相提并论，还没有清晰定位。中央研究院所确立的“宗旨”，还曾由“科学”转换为更为广义的“学术”。[66]但从上述论辩中不难看出，“科学”，甚至是狭义的“科学”，有了明显提升。这其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对中国“近代化”的阐述，也愈益狭隘。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中，蒋廷黻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近代世界文化的特出之处，一是自然科学，一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然而，在政治经济立场上南辕北辙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同时，“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由此，他也坚信，“所以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是没有人能够反对的。”[67]
四、学科规划之例证：心理学及其他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在一篇文字中，曾颇有意思地谈到，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现况下，大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即是求“学术的独立”。仅以此而言，或者谈不上有什么特别见解。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其对“学术独立”的理解，并非片面针对政治立言，而是基于学科的发展。其言曰：“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末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68]显然，这里所表达的“学术独立”的见解，与通常所说的大异其趣，所关切的主要是现代学科的建立。这也正映射着30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势，值得进一步分析。
按照钱穆所说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69]所谓客观标准，所揭示的正是与现代学科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环节，如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的建立。事实上，单是聚集于《独立评论》的学者，就展现了读书人开拓新的学术疆域的群像：胡适与傅斯年在文史领域的“旧域维新”，丁文江与翁文灏在地质学领地的“开拓方来”，我们已是耳熟能详。除此而外，汪敬熙与中国的心理学，吴宪与中国的生物化学，顾毓琇与中国的工程学，陈岱孙与中国的经济学，以及萧公权、周炳琳、张奚若、张佛泉等与中国的政治学、法学，都有奠基意义。他们中不少人在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评议会）担任评议员，担纲各研究所负责人，也表明他们对于规划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既如此，这些学者在《独立评论》中所阐述的对现代学科的看法，也当引起重视。要系统讨论所涉及的诸多学科，并无可能。不妨以心理学为例，检讨其中的得失。选择心理学自是因为有诸多文字对此有所争辩，同时也是因为对心理学的关注，较为充分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学科形成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70]
问题是由汪敬熙提出来的，他颇有意思地谈到心理学在中国的遭遇，“心理学最初能得到国人注意，是因为理学的余风使我们喜欢谈心说性。”到五四时期，更有一种原因使心理学渐渐风行。因为许多人相信，要改革中国须从改造社会入手；改造社会则须经过一番彻底的研究，“心理学就是这种研究必须的工具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心理学也曾时髦过一阵”。然而，近七八年的情形变了，“第一，我们醒了；我们知道，心理学实在不能在改造社会上予我们以重大的帮助。第二，近年来国家从来未得安宁，种种实际问题相逼而来，多数人没工夫高谈心性，并且也不耐烦听这种议论。现在心理学不但不能引起人的注意；并且多数人对于心理学起了反感，以为心理学这门学问至少是现在我们所不需要的。”[71]
汪敬熙的文章只是描述性的，并没有涉及心理学是否有用的问题。然而，正类似于追问“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汪的文章同样引起了热烈讨论，而且问题很自然地转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心理学”。郑沛疁就撰文指出，现在的思想界对于心理学往往怀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点——“心理学在改造社会上似乎没有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帮忙”，以为物理、化学、生物等物质科学在现代社会里有不少显著的贡献，说到心理科学就觉得没什么大的助益。在郑看来，此看法实大谬不然，问题也出在“一般人对于心理学没有真切的认识”。怎样才算是对心理学“真切的认识”呢？文章特别说明，心理学原有两条康庄大道，一条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一条是实际方面的研究，前者只是“一种手段”，心理学最终目的则在“实际方面的应用”。因此，“心理学对于社会实际上的应用范围很广，确是颇有助益，很有裨于民生大计社会建设的，而且在外国都已有了显著的成绩。”郑还特别举出“工业心理学”、“商业心理学”、“法律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之类的例证，以此说明“社会上很多问题都有待应用心理学去解决”。[72]
从附加于“心理学”前面那些字眼，可清楚了解心理学是如何解决其学科地位的，那就是证明其有实际的作用。这也代表着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共同的看法。周先庚也提出，“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纯粹心理学，而是‘心理技术’；我们所最需要努力的，不是行为主义的提倡，不是‘格式道心理学’的鼓吹，也不是生理心理学或动物心理学的发展，而是心理技术的发展。”在其看来，“所谓心理技术建设，即是介绍并试作欧美现代（特别是欧战之后）实验应用心理学，在国计民生日常生活各方面，关于人事之科学的研究与贡献，以谋国家各种事业之建设。”[73]与此相应的，周也写了大量文字，证明心理技术的具体作用，单从《国防设计与心理技术建设》、《发展工业心理学的途径》等文章的标题，就不难看出所强调的究竟是什么。[74]而另一位作者张民觉还具体说明了“心理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75]
《独立评论》围绕“心理学”学科的争论是富于意味的，值得补充说明的是，这并非几个读书人在刊物上争辩而已，还影响着对学科的规划。毕竟参与讨论者，分别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这是当时中国研究心理学最重要的学术教育机构。以中央研究院心理所的工作来看，便明显受到影响。
心理研究所筹备于1929年初，该年5月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一年半后，蔡元培回顾过去之工作，涉及心理研究所，有如下说明：工作大部分为筹备事项，未来的工作，将“继续动物心理研究及进行其他各项心理研究”。[76]到1931年12月，蔡元培又将中央研究院过去之工作与今后之计划，择其荦荦大端，简单叙述。所报告的心理研究所的工作情况，也只是原先规划工作的拓展。[77]然而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涉及心理研究所，除汇报前述各项研究的进展，特别提到自1935年7月起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合作研究工业心理，以求心理学之实际应用。“按工业心理系心理学实际应用最有成绩之一种，英国、德国、美国、俄国及意国均有良好成绩。此种研究一方可增进生产及减少人力财力之浪费，一方可使工人减少疲乏及获得工作之快乐。本所一向颇拟进行此种研究，但以限于人力财力，无法着手。今得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之同意，合作研究此类实用问题，实可欣幸。”[78]
不只是心理学需要如此进行证明，其他学科也大致如此。譬如，吴景超也撰文指出，“社会学的观点，是一种综合的观点。在研究社会时用得着，在改良社会时也用得着。”[79]而中央研究院也有新的定位。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曾说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大致可分成三类：属于“常轨的任务”常规性质的研究；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的原料和生产，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纯粹科学研究。尽管丁也表示科学本无所谓“纯粹”、“应用”之分，因为事实上凡是“应用”科学发达的国家没有不同时极力提倡“纯粹”科学的，但他还是强调，“在中国今日，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当然应该相当的偏重‘应用’。”[80]1936年4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举行第二次年会，也指出：“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之问题。（各类科学之应用，皆包括在内。）”还明确表示：“国步艰难，至此已极，一切环境，皆使我辈深切觉悟，此实全国学者誓死努力之期，决非从容坐谈之日。”顾毓琇对此即评论说：“中国自提倡科学以来，这样明白规定全国科学研究的方针的乃是第一次，自然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甚至认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决议，已经代表全国科学研究机关宣言中国的科学家愿意为国家所用，同来担负那科学救国的艰难工作了。”因为顾早已在《独立评论》中阐述了类似的主张，此时，他又老调重弹，认为在“科学救国”的立场下，“国”乃是主体，“需要”与否乃在乎目前中国的客观条件所决定。最后，他还强调说：“我们只有竭诚希望中央研究院根据这次评议会的议决案‘以身作则’，全国其他的学术机关‘闻风而起’，以共同‘誓死努力’于‘科学救国’的大业。”[81]
对此，也并非没有别的见解。1937年5月4日，萨本栋应清华大学实用科学研究会的邀请发表演讲。这个研究会是清华大学在理学会和工程学会之外，另外组织的更加强调“实用”的研究会。此亦可见出当时学术发展的情势。在演讲中萨即阐述了对此的忧虑，“目前国内颇有些人因感于国难的严重，就认为我们不应该研究目前还应用不着的纯粹科学。他们甚至用‘洋八股’三字贴在纯粹科学的问题前面。在这些十二分爱国的志士心目中，最好现在从事于科学的人们，能像封神榜中的英雄一般，祭起科学的法宝，把我们的敌人一网打尽。”[82]对于前述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决定，彭光钦也是存疑的，认为此举“颇含统制科学研究之意味”。为此，他也坚持这样的看法，就科学研究本身来说，在原则上是不可加以统制的，统制科学的研究，“不但与研究事业没有补益，而且足以障碍科学的进步。”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决议，彭也没有从正面加以批评，只是试图区分出“知识的动员”和“复兴民族”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若是我们认为国家已经到了不救即亡的地步，那末，一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当暂时放弃了为科学而从事科学的精神与努力，去应付国家的需要。这便是军事家所谓‘知识的动员’。至于‘复兴民族’的工作便不同了。救了亡并不一定就会复兴民族；复兴民族并不一定要经过救亡的步骤。一个并无亡国危险的国家，其民族有时也需要复兴的。中国民族若要在世界上站得住，成为被别人看得上眼的民族，必须要在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要想在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必须让科学在中国自由发展。”因此，他指出：“若是中央研究院的决议是一道‘知识的动员’命令，我们甚愿忠诚的服从，而十分热烈的去努力。但希望非常时期一过，即可‘复员’。要是国家尚未至知识动员的时期，或根本上无知识动员之必要，那末，还希望中央研究院保障我们自由研究的自由。”[83]不难看出，试图捍卫科学研究的自由，已变得十分困难，似乎也缺乏立说的底气。即便如彭钦光那样努力区分“知识的动员”与“复兴民族”，也是无力的。按照彭的说法，若是国家已经到了不救即亡的地步，进行“知识的动员”便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中国所遭逢的，正是这样的“不救即亡”。
五、知识阶层的动向
“国难”不仅影响着对教育与学术的规划，同时也引发对知识阶层的思考。对此略作分析，当可对前面所论列的问题有所补充，毕竟“知识”与“知识阶层”的命运，是颇为攸关的。我们知道，由“士”到“知识分子”，是理解读书人角色转换的基本着眼点，“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84]将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联系在一起，并非无视现代读书人的岗位有了新的依凭，实际上，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乃当时惯常的做法，期望现代读书人与“士大夫”一样，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当“国难”来临，尤其如此。蒋廷黻就写道：“九一八以后，因为大局的危急，国人对知识阶级的期望和责备就更深了。我们靠知识生活的人也有许多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不负起这个重担来，好像就无人愿负而又能负了。”[85]熊十力发表于《独立评论》的文章，也强调，“今日知识分子，如死心烂肝则已，否则根本应提正气，主持正论；对当局领袖，宜痛陈其失，绝不客气。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今日须在大根本处痛切抉发，浮浮泛泛的议论在今日有何用处？今日要唤起有力的舆论，以此有力的舆论形成国民参政实力，再不可任这般领袖胡闹下去。此则全望知识分子之自觉。”[86]可以说，“国难”唤起了对“士大夫”角色的重新关注，但对此的评价更多是负面的，这足可令人深思。
问题是由胡适与孟森最先揭示出来的。孟森曾为文指出，“‘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然而，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却缺乏真正领袖的人格风度，既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外国“士大夫”的流风遗韵，成了不足表率人群的领袖。在他看来，按之古义，士大夫人格总分四级，其最下之一级，“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稍上之第二级，“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更上之第三级，“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最上之第四级，“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凡此皆所谓‘士大夫’者是矣。顾吾人之言士大夫，则据古义，当专属第二级以上。”[87]显然，孟森并非完全认同于“士大夫”的角色，但他却希望读书人在剥离了“士大夫”的圣化色彩及特权位置后，仍承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同样能构成社会的重心。对此，胡适也是赞同的。他甚至认为“士大夫”直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而且“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不比古代容易，“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88]
显然，胡适、孟森阐述的见解，仍不脱精英意识，念念不忘读书人当占据社会中心位置。说到底，他们多少还坚持，这个社会还需要“士大夫”或“领袖人物”。然而，这样的见解，在“国难”背景下，却悄悄发生着转变。
从《独立评论》刊发的文字来看，在讨论与教育及学术相关的问题时，往往会涉及“士大夫”，然而，评价差不多都是负面的。蒋廷黻总结“中国的病”，就直言导致中国成为“落伍的国家”，原因即是“士大夫阶级的破产，知识的破产，道德的破产，体格的破产”。[89]蒋关于“知识阶级”与政治的一段论述，还将中国政治难以上轨道的原因归咎于知识分子。“知识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固极重要，但不可言之过甚。”在蒋看来，有关知识阶级与政治的话题，有两个问题知识阶级首先应该警觉，一是知识阶级不应该勾结军人从事政治活动，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者，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这样的参加政治——文人参加政治的十之八九是这样的——当然不能使政治上轨道。”二是知识阶级的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洋”，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研究固有其价值，但当作实际的政治未免太无聊。愈讲这些制度和思想，愈离事实远，“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和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有学会的时候，不必谈文法，更不必谈修辞学。”[90]这里，蒋廷黻主要指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孙学悟还尤进一层，指出在科学上“士大夫”的遗毒还亟待清除：“中国‘士大夫’向有一种轻视用手的心理。凡备有形体的东西，别人做好了他未尝不乐用，但自己却不肯用手去做。这种心理，这种态度，惟由试验室里的工作上，才能期望消除得去的。不然，不但科学教育在中国失去本身的价值，即科学的真性亦怕渐渐弄到主观化的田地，被人当着什么美术品看待了。”[91]
更多的意见是基于知识阶层的阶级属性进行立论，把问题归于“书本教育的遗毒”。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傅斯年检讨教育崩溃的主要原因，首先指明最基本的是“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他认为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坚分子不过是作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工具的士人，而欧洲社会之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中人。据此，他也强调说：“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近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92]徐炳昶同样基于阶级立场对教育问题有所检讨，“现在大学所能养成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才，不过是一种士大夫阶级。他们不上大学的时候，还可以工，可以农，可以商。现在上了大学，不能工，不能农，不能商，却对于士的本质是什么还不了了，不要说他们能尽什么责任了。这样的教育如果长此继续下去，中国不亡，是无天理！”[93]而董时进在《中国的废话阶级》一文还愤愤地说，“中国提倡教育的结果造成了一些废话阶级；说是造成了高等游民还不恰当。教育愈发达，废话阶级愈膨胀，同时废话也就充塞了人间。中国社会不是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形成的，乃是废话阶级和废力阶级形成的，因为中国社会整个是有闲的社会。”[94]此外，针对当时较为普遍的关于农村教育的主张，董时进还提出，“我们要知道乡下人和所谓士大夫阶级正相反的。他们有了用手的能力，用脑的能力太缺乏，生产的本不坏，做人的资格太不够。所以他们所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们用脑的本领和做人的资格的教育。”[95]以乡下人与士大夫对立，正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言说方式，也点出“士大夫”在那个年代所以遭诟病的缘由。
关于“士”与“知识分子”，已是毫不新鲜的话题，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而在获得阶级分析概念后，试图从阶级立场为读书人定位，也代表着读书人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的主要趋向。显然，定位于“被压迫阶级”或“老百姓”之类，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而《独立评论》围绕“士大夫”的检讨，则提示我们注意：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在寻求新的角色身份时，遭逢“国难”，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如同“书本知识”在遭受质疑后需要重新证明，“知识阶层”同样需要寻求新的角色定位，需要证明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实在的作用。
六、小结
1932年胡适撰文检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这六七十年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而不能永久，只是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帝制时代的重心当在帝室，但经过太平天国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兴”将相、戊戌维新领袖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曾努力于造成新的社会重心，然而往往只一二年或三五年，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胡适试图表明，他与他的朋友为之奋斗的，正是努力用人功去创造一个“社会重心”。他也谈到这个重心须具有的条件：第一，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第二，必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第三，必须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第四，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的大目标；第五，必须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第六，必须有制度化的组织使他可以有持续性。[96]
胡适勾画这六七十年追求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的历史，并以此作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读书人的工作相当重要。傅斯年对此也有同感，只是表述有所不同，他将中国之问题归于缺乏“政治重心”，“今日之患，在乎没有政治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国是能有大组织的”。甚至认为，“今日中国各事，从深里看去，皆不足悲观”，“所没有办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没有办法是没有政治的重心。只要这一层能以一种方式演出来，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乃至于一种能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一切事都可望进步。”“我们的知识不使我们有失望之余地，我们的环境不许我们有懈惰的权利。”[97]同样的，傅也是希望中国产生专心于学问的人，若干年之后，他们逐渐形成社会重心，则不但可以转移社会风尚，中国在知识上也可与西方相抗衡。他在悼念丁文江的文字中就写道：“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第一等的近代国家了。”[98]
显然，无论是胡适所表达的“社会重心”，还是傅斯年阐述的“政治重心”，都赋予了学术工作特殊的地位。笔者在别的文字中，也试图说明，肇端于20世纪初年对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索，在30年代前后有了初步结果，并部分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学术社会”来自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自诩，简言之，是要在转型社会重建知识的庄严，让“学术”构成未来社会的重心，同时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因此，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审视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99]以此来对照此前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发现，当“国难”发生，对此的阐述已发生了转变。
胡适等人对此还是有所坚守的。他们针对青年学生的一些讲话，就不断提醒青年学生当在“知识”与“救亡”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
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就特别提醒说，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往往有堕落的危险，其方式不外是两大类：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他也为学生开出了三种防身的药方。第一，“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第二，“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你总得有一点信心”。胡适所强调的是，“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成就。”他还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创造的“科学救国”奇迹对此加以说明，“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100]
针对斯时广为流行的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萧公权与任鸿隽也有所申论。萧公权坚持这样的看法：“（一）‘治学’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工作；（二）治学治事应当分道扬镳，不可以治事而害治学；（三）政府应为治学人才谋出路；（四）学以求知的态度是值得提倡和培养的；——假如我们承认这几点，我们便能确定一较合理的大学教育方针。”[101]任鸿隽也针对新入学的学生表示，“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的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的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的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来充满他们的智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102]
应该说，胡适等人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对“知识”的尊重，并努力在“读书”与“救国”之间寻求着协调。但在“国难最紧急的关头”，这样的言说是无力的。从《独立评论》围绕教育学术展开的论述，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受到的影响。这里无意对其中的转变妄加评说，事实上，当“国难”发生，在学术教育的规划上进行调整，自有其必要性，而且，这些调整也成为准备“抗战”的重要内容，完全可以作为知识阶层对“抗战”所做出的贡献。这里只是试图说明，分析《独立评论》的言说，或可对影响现代中国学术成长的诸多因素，有进一步认识。这其中，规划中国学术教育的“焦虑”，以及读书人自身角色认同的困境，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用不着特别指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是涉及面极之广博的问题，绝非一篇文章可以说明。《独立评论》之所以值得重视，则是因为其作为居于学界“中心人物”在“国难”之际所创办的刊物，提供了我们审视现代中国学术成长的“思想资源”。而透过《独立评论》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也提示我们注意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是由多重因素所主导的。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成长的历程，自当注意到这些以往不那么重视的环节。
（原刊《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二编《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2]在其他文字中笔者曾说明，以胡适为中心，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先后聚集于《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与《自由中国》杂志。这些杂志的创刊恰对应着现代中国历史上几个关键的时刻：《努力周报》诞生于军阀混战的时期；《新月月刊》创刊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背景；《独立评论》问世于“九一八事变”后空前的民族危机降临的时刻《；自由中国》则遭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加紧制造白色恐怖的岁月。通过分析这些杂志，可以较为完整地揭示在不同的历史时空自由知识分子表达了怎样的识见。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参见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版；邵铭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79年度硕士论文。围绕30年代某些问题展开论述时《，独立评论》也往往成为重要资料，如柯博文（Park M.Coble）：《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已勾画出“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的走向，在其看来，国家的作用问题，是贯穿于中国当代史、革命史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也不可能摆脱来自国家的压力，正是在国家时断时续的干涉或压制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刻下了它那一瞬即逝的命运的轨迹。”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6页。毋庸讳言，对南京国民政府建设成就的评估存在南辕北辙的看法。易劳逸（Lloyd E.Eastman）便指出，这个政权刚成立已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国民党令人惊讶地在短时期内就证明它并无能力来奠定有效的政治体制的基础。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陈兼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6]参见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八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孙任以都著），第411—477页。
[7]陶英惠：《蔡元培与大学院》，《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3期上册，1972年出版，第189—205页。
[8]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辞”，《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出版，第11—13页。
[9]教育与学术的分野，在现今的语境下或难以理解，当时的文本也多以“学术教育”表述。不过，蔡元培在创设大学院时，虽强调大学院的工作当“学术教育并重”，但其重心无疑是在“学术”，“教育”更偏重于“行政事宜”。大学院与大学区的构想之所以遭遇曲折，也正是在纳入国家政权建设架构时，定位不如“教育部”清晰。其中的复杂情形可参见前引陶英惠文，《蔡元培与大学院》，《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3期上册，1972年7月1日出版，第189—205页。
[10]如参照1928年4月27日公布的《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更能看出此点。其第一条就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直隶国民政府，依法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见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第494页。
[11]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中央周报》“新年增刊”，1930年1月1日南京出版，见《革命文献》第53辑，台北中央党史会编印1970年版，第367—383页，引文见第383页。
[12]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四届六中全会纪念周演讲），《中央周报》第387、388合刊，1935年11月11日南京出版，见《革命文献》第53辑，第427—443页，引文见第428页。
[13]以上文件均见《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出版，第63—66、78—79页。
[14]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第650页。
[15]据1929年4月26日公布之《国民政府令》，“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此项决议案“关系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之根本大计”。见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第554页。时任国府委员的陈果夫还据此提出这样的“改革教育初步方案”，指出“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具体措施包括：“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在各大学中如设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科，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还要求“全国各中学一律加重与农工医科有关之基本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在十年内中央及各省派遣留学生规定学科以农工医等应用学科为限”。《改革教育初步方案》（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国府通令行政院及中央研究院转饬），见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下”，第474—475页。
[16]《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革命文献》第23辑，第634页。
[17]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实际上，《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法》就有明显的针对性，赋予教育部对“地方”的权力，如其中强调：“教育部对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执行本部主管事务有指示监督之责”，“教育部就主管事务对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之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得请由行政院长提经国务会议议决后停止或撤销之”。见《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出版，第63—66页。
[18]还在1937年前后，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就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视野展开论述的文字，黄建中在《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就这样写道：“过去之高等教育，重量不重质，崇文不崇实，设备空虚，程度低浅，遂致造就之人材，不能与国家社会之需要相适应。自国府成立，锐意建设，颇感人材缺乏，对于高等教育，乃始提倡实用科学。九一八以还，举国上下怵于民族之不竞，危亡之无日，共以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为职志，国防方面、经济方面，需要科学人才尤亟，而高等教育几亦完全转一方向。”见中华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03—529页，引文见第503页。
[19]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1928年6月15—16日”。
[20]胡适：《致蔡元培》（1828年6月21日、1928年6月26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448页。
[21]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字，是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文章痛陈“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专政的国民党”以后，至少可从三方面的例证表明其是反动的：（一）反对白话文运动，维护古文的寿命。（二）在思想统一的旗帜下，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三）反对新文化，提倡复古主义。还明确指出，现在的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即是因为思想僵化不能吸引思想界的同情，而“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
[22]这期间《新月》月刊上这方面的言论并不多见，主要有董任坚《大学的学术自由》一文。该文辨析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包括研究学术的自由，在大学教授的自由和在校外言论行动的自由，而这种学术自由建基于大学的功用，学术研究的性质以及大学治权的基础。尤其谈到如何避免将大学搞成“主有性学校”，所谓“主有性学校”即是指政治党派假学校以广播一种主义而贯彻一种政策；非欲求学术之进步而提倡研究、讨论、教授，只在乎发展党派的种种关系，实不过恃金钱之补助而欲流传意见或偏见而已。“然而意见与偏见，训导与宣传，同是学术自由之敌！”文章还引述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意见，认为是甚堪玩味的“：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行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董任坚：《大学的学术自由》，《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23]参见杨亮功：《吴淞江上——我在中国公学一段办学的经历》，原刊《新时代》第1卷第4期，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740页；又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94页。
[24]胡适在信中明确指出“：大部之意岂不在整顿学风？然此种事件，适足以掀起很大的波澜；其影响所波及，必不止于光华一校。罗隆基一人之事易了，而此事所引起的波浪决不易了。光华教授因此事而辞职者，将有八九人之多，此皆一校中最知名之士，学校将从此更不安宁了。岂但光华一校而已？将来必有党部人员要求中国公学辞退罗隆基，于是中国公学又更不安宁了。将来必有党部要求青岛大学不许梁实秋教书之事。将来又必有党部要求蒋梦麟先生不许胡适之在北大教书之事。我决不是替自己的饭碗发愁，我不过举此数事以示此次光华之事必至掀动的波潮而已。”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1月15日”。
[25]这里无法全面展开，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四章“‘权势网络’的拓展：公开言论之外的幕后活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401页。
[26]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84页。
[27]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见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181页。
[28]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第23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6页。
[29]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2—8页。傅所说的“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其他两件一是世界大战，一是俄国革命。
[30]一篇论及“舆论”的文字就指出：“每逢国势危急的时候，总是这样的议论风起，积极责望于政府。而社会心理，尤其是士大夫阶级，莫不切望政府尊重舆论。所以中国在平时舆论虽然没有多大力量，但到了外侮侵凌的时候，全国人心激动，便发生颇有声势的舆论。”君达：《舆论》，《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第7—8页。
[31]毕树棠：《中国的杂志界》，《独立评论》第64号，1933年8月20日，第9—14页。
[32]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5号，1932年8月28日，第2—5页。
[33]直到刊物办起来后，胡适还对丁文江说，“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怎么好？”胡适：《致丁文江》（1932年4月17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568页。
[34]杨翠华：《蒋梦麟与北京大学（1930—1937）》，《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
[35]中基会实际也遭遇“国家干预”。如论者所言，从中基会成立至改组的过程，可知中国的学术界始终无法不受政党派系之影响。中基会的改组始终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只不过在改组过程中，董事们秉持的学术独立之理想得以坚持。其中关键即在于经费独立，若非美方以停付庚款相要挟，则胡适等人虽力图斡旋，亦无招架之余地，读书人的理想与信念亦无实现之可能。因此，虽纷争不断，但大体上中基会能维持经费的独立与行政的自主，读书人也因此藉这笔每年约一百万的款子，做了许多推动教育发展的事。其中蒋梦麟时期的北大，或许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版，第31页。
[36]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9月14日”。十多年以后胡适对此还耿耿于怀：“我们北大同人只享受了两天的高兴。九月十九日早晨我们知道了沈阳的大祸，我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头上，我们的敌人决不容许我们从容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那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不久也就要被摧毁了。”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收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2页。
[37]蒋梦麟：《西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4页。
[38]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2—5页。
[39]蒋廷黻：《九一八——两年以后》，《独立评论》第68号，1933年9月17日，第2—5页。
[40]陈衡哲：《我们走的是那条路？》《，独立评论》第157号，1935年6月30日，第2—4页。
[41]格里德（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42]《中国问题》一书目序如下：《序》（潘光旦）、《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隆基）、《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青松）、《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篇外论》（刘英士译）、《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吴景超）、《制度与民性》（郑放翁）、《宗教与革命》（全增嘏）《、性，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潘光旦）、《我的教育》（沈有乾）、《优生的出路》（潘光旦）。见潘光旦编《中国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版。
[43]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
[44]孟森：《现代化与先急务》，《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9日，第7—11页。
[45]胡适：《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独立评论》第95号，1934年4月8日，第2—4页。
[46]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第4—7页。本文原刊《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15日。
[47]徐炳昶（署旭生）：《教育罪言》（一）《，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第6—10页。
[48]鸣岐：《整顿教育与考试制度》《，独立评论》第67号，1933年9月10日，第7—10页。
[49]蒋梦麟：《国联中国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几个基本原则的讨论》《，独立评论》第40号，1933年3月5日，第10—13页。
[50]徐炳昶（署旭生）：《教育罪言》（六）《，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第5—12页。
[51]何思源：《中国教育危机的分析》，《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第11—14页。
[52]张佛泉：《从政治观点论我国教育问题》，《独立评论》第233号，1937年5月9日，第11—14页。
[53]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第6—12页。
[54]任鸿隽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文中即指出：“我们曾经听见中小学校的党义课程，怎样的学生不感兴趣；大学校的党义教员，怎样的被学生轰了又轰，赶了又赶。这不见得是因为教员的不济，而是因为党义这一门功课，实在不为学生所欢迎。党义不为学生所欢迎，也不是党义之过，而是凡挟贵得势的主义，所必得之结果。”此文刊《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第12—15页。
[55]傅斯年：《论学校读经》，《独立评论》第146号，1935年4月14日，第5—9页。此文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4月7日。
[56]池世英：《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独立评论》第152号，1935年5月26日，第16—19页。
[57]董时进：《乡居杂记》（二），《独立评论》第29号，1932年12月4日，第12—16页。
[58]燕客：《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第10—14页。
[59]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独立评论》第29号，1932年12月4日，第8—12页。
[60]翁文灏：《中国的科学工作》，《独立评论》第34号，1933年1月8日，第5—9页。
[61]顾毓琇：《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独立评论》第33号，1933年1月1日，第12—15页。
[62]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第6—8页。
[63]顾毓琇：《大学教育与中国前途》，《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第7—9页。
[64]参见“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第20页；《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第22页。
[65]1937年“庐山谈话会”上，谈到教育，胡适就坚持认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真需要一个中心，“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为共同行动的目标。胡适重申了“教育独立”的意义：第一，现任官吏不得任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学校。第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与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的势力影响。第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员，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1937年7月20日”。
[66]在总结全国各主要学术机关团体时，蔡元培曾表示“，在一百四十二个主要的学术机关团体中，属于科学一类的共有七十三个，独占百分之六六点四，足见国人已知重视科学研究的一斑。”这里明显是将自然科学类（包括理科、工程、农林、医药）的34个，社会科学类（教育在内）的39个，均看作“属于科学一类”。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四届六中全会纪念周演讲），《中央周报》第387、388合刊，1935年11月11日南京出版，见《革命文献》第53辑，第427—443页，引文见第428页。
[67]蒋还进一步论证说，“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欧西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地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铁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犯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独立评论》第225号，1936年11月1日，第10—13页，本文原载《大公报》1936年“国庆特刊”。
[68]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第34—37页。
[69]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70]关于中国心理学的创建与早期发展，此处无法展开，可参见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中国科学心理研究所1992年版；杨鑫辉：《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版。
[71]汪敬熙：《中国心理学的将来》，《独立评论》第40号，1933年3月5日，第13—16页。
[72]郑沛疁：《我们需要怎样的心理学》《，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第15—17页。
[73]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技术》《，独立评论》第116号，1934年9月2日，第7—12页。
[74]周先庚：《国防设计与心理技术建设》，《独立评论》第110号，1934年7月22日，第4—9页；《发展工业心理学的途径》《，独立评论》第135号，1935年1月13日，第9—15页。周还总结说，自1934年7月以来，《独立评论》107、110、113、116、118、123和125期，均发表此类文字。而且差不多同时，萧孝嵘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所出版的《教育丛刊》第1卷第2期里有两篇关于“实业心理技术”的文字；该校心理学系所出版的《心理半年刊》第2卷第1期，又特出一期“应用心理专号”，北大、清华及中央早有“应用心理学”一课。
[75]张民觉：《心理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独立评论》第118号，1934年9月16日，第16—18页。
[76]包括如下问题：（1）大声惊扰对于习惯行为之影响；（2）粮食种类与学习速度有无关系；（3）大声发生时受刺激感官之种类。见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中央周报》“新年增刊”，1930年1月1日南京出版，见《革命文献》第53辑，第367—383页，引文见第375、382页。
[77]主要围绕涉及这样的内容：（1）修订皮纳智力测量；（2）研究食品对于学习能力之影响；（3）研究大声惊吓对于习得能力之影响；（4）研究输精管隔断之各种影响；（5）脑髓标本之采集（；6）常食及素食白鼠脑髓之比较；（7）编辑心理学名词。此为已进行的工作。将来之工作计划，则包括：（1）母爱的研究；（2）中国字及注音符号的研究；（3）中国人之大脑皮层；（4）大脑皮层之后天变迁；（5）个人自然的进动速率；（6）本年夏派研究员赴外国考察著名心理学及神经学实验室研究工作概况，以资借鉴，并以一年期间在指定国从事神经学及心理学之研究工作。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之计划》，《中央周报》第190期，1932年1月25日南京出版，见《革命文献》第53辑，第383—403页，引文见第396—397页。
[78]《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中央研究院编印，1935年11月南京印行，《革命文献》第53辑，第403—427页，引文见第421页。
[79]吴景超：《社会学观点的应用》，《独立评论》第11号，1934年7月29日，第11—13页。
[80]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32卷第2期，1935年1月16日，第5—8页。对此，研究者也评论道：中央研究院在筹设之初，定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所强调的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而国家适值艰苦建国时期，各种建设事业亟须各种专门知识。基于这种现实要求，故其工作多侧重在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方面。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出版，第1—50页。
[81]顾毓琇：《科学研究与国家需要》，《独立评论》第210号，1936年7月16日，第5—8页。
[82]萨本栋讲，葛庭燧记：《纯粹科学与实用科学》，《独立评论》第236号，1937年5月30日，第14—17页。
[83]彭光钦：《论科学研究之统制》，《独立评论》第214号，1936年8月16日，第7—9页。
[84]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收入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49—192页。
[85]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15—19页。
[86]熊十力：《要在根本处注意》，《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25—31页。
[87]孟森：《论士大夫》，《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第5—8页。
[88]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第2—5页。
[89]蒋廷黻：《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独立评论》第69号，1933年9月24日，第5—10页。
[90]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15—19页。
[91]孙学悟：《提倡自然科学教育的几件急务》，《独立评论》第34号，1933年1月8日，第9—12页。
[92]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第2—6页。
[93]旭生：《教育罪言》（一）《，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第6—10页。
[94]董时进：《中国的废话阶级》，《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第5—7页。
[95]董时进：《乡下人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第17—18页。
[96]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8—13页。
[97]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2—8页。
[98]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见《丁文江这个人》，第22页。
[99]参见本书第三编《“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00]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第2—5页。
[101]君衡：《如何整顿大学教育》（续），《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第12—15页。
[102]任鸿隽（署叔永）：《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