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及中国知识分子时，语出《左传》的这句话，娴熟历史的毛泽东最乐道之。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承认，关于“毛”与“皮”的辩证，点出了与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问题，也当成为思考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基本着眼点。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1927年6月，当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顾颉刚就发出谁害了王国维的追问。他在悼文结尾所做评断，就浓缩了当时对读书人命运的考量：“没有发展专门学术资力的国家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必须建立专门学术的资力。士大夫阶级的观点依据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必须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老百姓！”[1]
关于“士”与“知识分子”，已是毫不新鲜的话题，然而涉及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有关的文字并不多见。[2]在我看来，肇端于20世纪初年对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索，在30年代前后有了初步的结果，并部分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学术社会”来自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自诩，简言之，乃是致力于在转型社会重建知识的庄严，让“学术”构成未来社会的重心，同时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因此，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审视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当然这样一个涉及面极之广博的课题，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包容的，所以笔者拟以3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杂志的一群学人为中心，期望通过分析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所形成的“权势网络”，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一群读书人与他们的多重身份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244期后停刊。不难看出，该刊乃“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是国难临头之际，身处北京的知识分子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初期社员计有11人：胡适（主编）、丁文江、蒋廷黻（二人助编）、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竹垚生（会计）、罗尔纲、章希吕（二人协助校对），后三位平素不写文字。以后，由于初创社员流动颇大，又补充了陈之迈、张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等新社员，只是为聚餐谈话的方便，社员人数始终限制在十二三人。[3]与近代中国的许多刊物一样，《独立评论》也非敝帚自珍式的同人刊物，按照胡适的统计，在总计244期中，共发表了1 309篇文章，其中55%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因此，正式社员之外，我们把陶希圣、汪敬熙、萧公权、陈岱孙、顾毓琇、吴宪、张忠绂、徐炳昶、张佛泉、陈序经、董时进、郑林庄等在该刊撰稿十篇以上者，也列为考察的对象。[4]
选择30年代极有影响的《独立评论》，意在通过聚集于此的知识分子，分析近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为便于问题的说明，我们制作了如下的表格，藉此展现这些读书人的教育背景、本职工作、学术活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参与和对实际政治的介入。[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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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展现了近代读书人新的角色和身份。选择这些人的教育背景、任职情况、学术活动、办刊经历、政治活动，分别予以呈现，主要是希望藉此了解近代中国读书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不用说，进入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其上层人士往往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者，他们确立了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职业身份；其声名之显赫，往往表现在对为数不多的学术基金会的掌控上。除相聚于中国的学术重镇，这些读书人还通过创办刊物的形式聚集起来，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在此一过程中，一些读书人由于种种机缘，还直接进入到实际政治中。王汎森在一篇文字中曾提到，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条件下，成为“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6]无疑的，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读书人正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学阀”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这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在20世纪努力的结晶，换言之，正是那一代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结果。但仅此而言，并不能回答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国读书人这一新的角色与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寄予了中国读书人怎样的关切，尤其是，在并非单一的角色与身份交织下，又确立了怎样的社会位置。
二、“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如果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越漾越远，越漾越大。今天看来，蒋梦麟将蔡元培入长北京大学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再恰当不过。[7]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蔡元培是这样表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反复告诫学生，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如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另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8]很难说一开始蔡元培就已完全清楚大学教育之使命，就能完全把握大学教育之舵，但他努力将学与仕分离，力图将大学由追逐高官厚禄的名利场，转变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无疑是读书人为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现在看来，胡适归国后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当不只是其个人的看法，蔡元培也专心于此，并成为其开启大学教育理想之门的重要动力。在履任北大校长后不久给汪精卫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过，“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9]
蔡元培投下知识革命之石，就会有反响。如何使大学成为高深学问研究之场所，成为那一代读书人努力的方向。蔡元培入长北大后，既将大学定位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遂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北大网罗不少专心向学且学有所长之士，使北大很快成为中国学术之重镇。然而，尽管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已是不容置喙，北大的先生们所考虑的，仍是如何使北大有进一步提高。在1920年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就耐人寻味地表示，北京大学这些年总算挂着“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中心”的招牌，但面对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面对自己在智识学问上的贫乏，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北大同人更应该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言下之意，北大应该致力于“提高”而非“普及”，因为北大的学术水准远没有资格谈“普及”。胡适说道：“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普及。”[10]到下一年的开学典礼，胡适发表演说，中心意旨仍是“提高”。还特别提到，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又何妨？人家称我们为“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我们“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学阀！”[11]
“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真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这番话放在反对“学术霸权”硝烟四起的今天，听起来多少有些不那么入耳，但在那个年代，这却并非当时还是学术新锐的胡适口无遮拦，而代表着知识圈中普遍的见解。近代中国教育界另一位风云人物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也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2]同样强调清华的学术研究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实际上，这种力图通过培育“知识精英”扭转社会风气的意识，不单萌生于五四时期教育界的领衔人物，通过他们还传递到新一代知识青年。
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成立的新潮社以及创办的《新潮》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支引人瞩目的力量，而这一群体在五四运动后的集体“出走”，更构成“五四”一道独特的景观。最近即有论者对照《新青年》与《新潮》的言路，发现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群，一开始就与老师辈有所不同，并主要表现在对“科学”的担当上。[13]分析《新潮》杂志确可看出，“五四”学生辈对科学的承担纯然是学术的，希望通过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建构一个新世界。这也导致新潮社成员后来纷纷留学海外，去弄清那个被老师辈急切热情弄模糊的偶像“赛先生”的本来面目。正像1919年冬天傅斯年在赴英的船上所表达的：“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炼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的我。”[14]
傅斯年的心路历程，构成《新潮》学生群走向的一个缩影。身处中国最高学府，老师辈关于大学教育的理想已深植于心，他在主编的《新潮》中就谈到，“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于国中，影响无量。”同时他也把学术的建构作为支撑大学理想的重要环节，不仅以“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为《新潮》的“第三责任”，还冀望其同道“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再到外国去”，“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15]傅斯年本人也正是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远涉欧洲。先在伦敦大学师从实验心理学大师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对弗洛伊德学说倾注了大量精力，受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对论、普朗克（Max Planck）量子论的吸引，1923年又转到柏林大学。正是在广泛涉猎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傅斯年确立“要把金针度于人”的宏愿，归国途中留下的几页手记，其未来所开创的事业，已略显端倪。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这个叫做‘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就是说，欧洲人有文明，我们负来。假如我们不这样干，结果却也是一个‘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就是说，我们有土地，欧美人负去。这是郑康成《解》：‘言有国家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也。’”[16]短短几句话，就显示出欲创建一流学术，与欧洲汉学争胜的宏伟之志。
傅斯年1926年底归国，应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正是在这里，他迈出了与其毕生志业密切相关的步伐。1927年8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创立。未几，《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通过，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举蔡元培为院长。嗅觉敏锐的傅斯年捕捉到这一消息，急速赶往上海，说服蔡元培，“借用在广州之语言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同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傅斯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来看，他强调的是发掘新问题、搜罗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建立起来。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立意之高远，令人感叹不已，“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高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17]一开始就表明，办史语所是力求专精，以提升中国学术的品质；原本即是少数人的事，自然也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新学术之路上树立的座座丰碑，破茧开出的新天地，无疑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新气象。论者将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称为无中生有的志业，并非过誉之辞。傅斯年之外，史语所的其他创所核心，也都是学贯中西之士，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困境，以及西方近代学术的优点了然于胸。而正是傅斯年、陈寅恪、李济和赵元任这批学术精英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团队，展开了中国20世纪新学术的旅程，使史语所成为20世纪人文新学术的重镇，国内外有关的重要学者几乎无不与之相关涉。[18]
傅斯年与史语所，只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催生与培育新学术的缩影。应该说这种理想已完全植根于那一代读书人的脑海中，我们也看到，不单是学界的领衔人物以及长期执掌重要学术部门的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认同于此，纯粹具有学者气象的顾颉刚，也以此为问学之目标。1929年在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作序时，顾颉刚就正式点出了那一代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与用心：“我们这班人受了来自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耐不住不用求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19]
“我们要努力做学阀”浓缩了那一代读书人对学术的理想，那就是希望中国产生专心于学问的人，若干年之后，他们逐渐形成社会重心，则不但可以转移社会的风尚，中国在知识上也可与西方相抗衡。傅斯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字中就写道：“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第一等的近代国家了。”[20]必须承认，乍看只是少数人的努力，收获却是令人啧啧称奇的。从知识转型来说，对于所生活世界的认知，今天的读书人都自然而然地接受着种种“科学”对于这个世界的描述，殊不知现时的习以为常，却是在种种裂变中发生的。正像刘小枫所说的，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决定性变化之一，是社会理念的合法性论证逐渐脱离传统的思想资源，采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型知识样式：“科学的”社会理念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理念之合法性；各种政治诉求，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的论述中找寻到合法性知识论证资源。[21]这是令中国读书人不堪回首的巨变，自19世纪人类世界呈现为世界性的“中心—边缘”格局以来，历史的腥风血雨就记录下中国社会竭力固守作为价值、信仰及象征秩序的中心位置的艰难顽拒；而伴随着本土社会渐次丧失这些意义之所在，中国社会也不得不向中心社会认同。1905年科举废止前后，以新学名义散布的现代型知识，就已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扮演着救世的角色，其中我们也看到最具轰动效应的一幕，继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破除诸如“天圆地方”之类的天下观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往构成中国社会合法性论证重要基石的“黄金三代”观念，也被根本颠覆了。
经历这样的扫荡与破坏，学术重建的工作也慢慢长出果实，这个果实就如同钱穆所说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22]所谓客观标准，不只是突破原来讲究“师门”与“家法”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也建立起来。这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在短短的时间里，在荒漠地带就浇灌出一片片绿洲来，不仅树立了新的学术典范，而且在某些领域还争取到世界性的发言权。事实上，单是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就展现了中国读书人开拓新的学术疆域的群像：且不说胡适与傅斯年在文史领域的“旧域维新”，丁文江与翁文灏在中国地质学领地的“开拓方来”，汪敬熙与中国的心理学，吴宪与中国的生物化学，顾毓琇与中国的工程学，陈岱孙与中国的经济学，以及萧公权、周炳琳、张奚若、张佛泉等与中国的政治学、法学，都有奠基的意义。他们中不少人在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评议会）担任评议员，担纲各研究所的负责人，以后又被举为中研院院士，既是对他们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也表明他们对于规划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三、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
重建“知识的庄严”，构成了中国读书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第一步。这是旨在突破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樊笼，也反映出新一代读书人对“士大夫”角色的轻视。但，这种着眼于“破”的信条，并不能完全解决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既确立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型理念，进一步的，还必须考虑在现代社会如何推动学术的发展。在有关18世纪考据学学术话语的研究中，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已揭示出来自民间的资源对于形成江南学术共同体、导致清代学术向职业化研究方向转变的突出意义。[23]那么，推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资源状况又如何呢？在前面的表格中，我们注明周诒春、丁文江、胡适、任鸿隽、翁文灏为中基会董事，无疑这是近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身份的重要标志。他们在基金会的活动也表明，如何保证基金会的独立运作，成为新时期读书人虑及的焦点；而掌握了学术资源的读书人，能够更好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营造学术的事业，并驾驭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间。
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9月，其职责是负责接收与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余额，运用此一款项促进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基金会明确规定其具体事宜由中美双方合组而成的董事决定，还特别指明基金会中国委员，“应有相当额数以熟悉中国教育及学术事业并有相当成绩之教育家或学者充任”。这差不多是比照“学阀”而设。董事会由15人组成（中方10人，美方5人），最初派定的董事为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廉、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周诒春、丁文江、孟禄、杜威、贝克、顾临、贝诺德。按照章程，最初的董事由中国政府派定，第三届年会时以抽签决定任期，此后每三年有董事三人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24]中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如同任鸿隽所说的，“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25]可以想见，无论是北洋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基会的运作都不可避免受到政治势力渗透。同时，在教育经费匮乏困窘的年代，对这笔款子，教育界也寄望殷殷。中基会1927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就通过决议严格限制这笔款子的用途，“（一）发展科学智识及此项智识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二）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初任董事主要由北洋政府官员和教育界人士构成，缺乏与南京方面有密切联系的成员，如何改组，很快提到议事日程。约在1928年7月下旬，国府会议通过由蔡元培提出的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决定任命胡适、赵元任、翁文灏、蒋梦麟、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施肇基、李石曾、孙科、司徒雷登、贝克、贝诺德、孟禄、顾临等为董事，同时修正中基会章程，主要将“董事由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改为董事任期满后“由大学院根据全国学术界公意，提出人选，呈请国府另行任命。”[26]显然，这一改变颇为关键，缺额董事是否由董事会自行补选，关系到基金会在人事上的主导权。于是胡适等据理力争，以此作为中基会能否独立运作的关键。如论者所说的，从中基会成立至改组的过程，可知中国的学术界始终无法不受政党派系之影响。中基会的改组始终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只不过在改组过程中，董事们秉持的学术独立之理想得以坚持。其中最关键即在于经费独立，若非美方以停付庚款相要挟，则胡适等人虽力图斡旋，亦无招架之余地，读书人的理想与信念亦无实现之可能。[27]我们也看到，虽然纷争不断，但大体上中基会能维持经费的独立与行政的自主，而读书人也因此藉这笔每年约一百万的款子，做了许多推动教育发展的事。其中蒋梦麟时期的北大，或许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此前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职务的蒋梦麟1930年正式入长北大的时候，是颇为犹疑的，胡适一席话，道出其中缘由，“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就最多。……在这种情形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28]这个时候，读书人手中掌握的学术资源就显出意义来。最初是傅斯年与协和医院院长顾临（Roger S.Greene）找胡适商议，希望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藉此影响整个北京高等教育的革新。于是在1931年9月召开的中基会第五次常会上，拟出具体方案，说明“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在1931至1935五年期间，由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出资2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用于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扩充图书仪器及其他相应设备。以下是五年间北大所聘请的研究教授：理学院有冯祖荀（数学）、王守敬（物理）、刘树杞（化学）、曾昭抡（化学）、许骧（植物）、汪敬熙（心理）、丁文江（地质）、李四光（地质）、江泽涵（数学）、萨本栋（物理）、谢家荣（地质）、张景钺（生物）、饶毓泰（物理）、朱物华（物理）、葛利普（A.W.Grabau，地质）、斯柏纳（E.Sperner，数学）、奥斯谷（A.W.Osgood，数学）等17人；文学院有汤用彤（哲学）、陈受颐（史学）、周作人（外文）、刘复（中文）、徐志摩（外文）、张颐（哲学）、梁实秋（外文）、叶公超（外文）等8人；法学院有赵廼搏（经济）、刘志敭（法律）、张忠绂（政治）、吴定良（统计）等4人。这个名单我们不会陌生，其中有9人当选1948年评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相当于短短五年时间里，为北大引进三十多位“院士”级的学者，北大何愁不能中兴！所以后来蒋梦麟也深有感触地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29]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又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
蒋梦麟感叹自己驾驶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应该说，那个年代远不是收获的金秋，等待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作为读书人，更是遭逢一个混乱与恐惧的年代，度过一段又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1928年胡适应邀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曾说过这么一番话：政府希望学者们出来做建设的事业，这个担子我们不敢放弃，但同时我们对于政府也有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30]这已是读书人的苛求，已经是“黄金十年”才能给予读书人的奥援。然而透过读书人内心耸立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丰碑，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他们生命中迸发出的执著与勇气。从“学术社会”的建构来说，这应该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最值得书写一笔的。特别是经历一场艰苦的抗战，更意味着读书人树立的学术理想，可以承受严峻的挑战。
《独立评论》创刊前，蒋梦麟、胡适等人正借助中基会资源重整北大。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北大初显中兴曙光，但不日，战争的阴云已降临。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特意补记一笔：“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31]战争惊动了中国社会，更震毁了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文教事业。自民国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有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大学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的省则根本没有高等学府。不幸的是，这些学府林立的都市，正是中日战争首当其冲的地域，受害也最烈。[32]如何抢救中国的教育事业，立即摆在学人面前。当时不乏人主张各级学校暂停一年，另授以战时训练，以利备战，而以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代表的则坚持当尽力设法使学生完成学业，勿使失学，以图百年之计。[33]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演出极为悲壮、惨烈的一幕——教育大迁徙。据统计，战前108所专科以上学校，受战事影响不能在原地开学者达94所之多，未经迁徙者仅14所。史书有载：“员生流离转徙，不遑居处，而设备欠缺，图书损失，教学与研究之进行，困难孔多，精神上之损失，尤不可计数。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34]
在这一过程中，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对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产生了积极影响。约在1937年8月中旬，趁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都在南京之便，教育部开始酝酿在内陆城市设立临时大学。9月10日，教育部以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外，各校另加一人，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此外还有傅斯年、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王世杰亲任主任委员，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后由杨振声代）。
教育大迁徙之所以能够实现，意味着读书人深知，在侵略者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因此克服迁徙流离的艰辛，到大后方续图百年之计。更值称道的是在战争阴云下读书人对学术理想的捍卫。可以想见，国难当头之际，有多少思想控制会借着战争的名义大行其事，不单要以党治国，还要以党治校。“七七事变”后，陈立夫接替王世杰出长教育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亟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生员不克在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流亡在途，除需紧急救济外必须考虑此等学校究竟应该怎么办？二是亟须在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之间作一抉择。1938年4月召集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战建国纲领时，陈立夫提出了有关教育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要点是：改订教育制度与教材，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以应抗战需要；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35]。我们不能怀疑新的教育纲领所体现的提高国家动员力的良苦用心，但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借机实现以往所不能达到的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却也昭然若揭。如同1939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所说的，“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被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使教育者自居于国家法令和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以外，而成为孤立的一群。……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教育界尤其不能“各逞所见，各行其是”，应当“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36]这样，如何捍卫学术理想，严峻地摆在读书人面前。1937年“庐山谈话会”上，谈到教育，胡适就坚持认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真需要一个中心，“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为共同行动的目标。胡适重申了“教育独立”的意义：第一，现任官吏不得任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学校。第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与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的势力影响。第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员，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37]
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想象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如何孕育出的。一提起这所学校，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与学者：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然而，这所学校的意义却不是这些闪耀着种种光环的人才所能涵盖的，将此置于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努力来看，无疑表明了，中国读书人在走出科举时代后，重新建立起对于知识的庄严。一位科学家回忆当年的经历，曾写下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传统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38]的确，流离岁月中的弦歌不辍，显示的是“兼容并包”精神的延续，以及“教授治校”传统的发扬。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以及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的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对大学各种事务都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39]。据当时的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绝大多数都是留学欧美的博士，97位留美，56位留欧，3位留日；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20位留美，5位留欧，只一位未留学[40]。这些深谙自由主义精神的读书人汇聚于西南边陲，除了各就所长形成异说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也与国民党官方“以党治校”的企图适成对照。正如闻一多所说的，“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怒。”[41]在一次全体教授参加的教务会上，就拟定了一封公函，要求教育部容许联大变通执行有关训令。函中写道：“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42]其实哪里是变通，而是公开的挑战，教务会议可以决议“三民主义一科目，一致拟请改为选修，不列入必修”；“伦理学一科目，一致拟请取消”。[43]布置为必读书的《中国之命运》，金岳霖等教授就拒绝阅读，并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其为无聊的废话，是对著书立说的学术界公然侮辱。[44]正如研究西南联大与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易社强（John Israel）所指出的，“西南联大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控制，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45]
西南联大以其“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也书写了中国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梅贻琦当时的一席话，就代表着大家的心声：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她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要相信不久就会天定风明，到那时，我们要把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并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46]也正因为联大具有为国家保存知识、保存人才的象征意义，抗战期间，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的教授名流，同时也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地。当年的联大学生，后来成为卓越的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曾以“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来形容联大的8年历程：“当时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最亲切的感受，是在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学生敢于在课堂上指出老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自由听课的人很多，课外师生讨论学问的情形很普遍。教师把学生当作朋友看待，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的了解。谈到自己，王浩也由衷写道：“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些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人和学业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47]
四、对公众事务的介入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一向是充满歧见的问题。新近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来自西方知识界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极少数的菁英？20世纪对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就基本是对立的。一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自己的生涯示范的知识分子角色，集马克思主义者、新闻从业人员、行动派、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于一身；一是班达（Julien Benda）对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萨依德慨言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已是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问中人于一身，往往身不由己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而他则把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与边缘人，认为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反倒能看到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萨氏探问的是在媒体资讯繁衍，政治、学术利益集团游串的世纪之末，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无可否认，不管赋予知识分子怎样的角色定位，最基本的乃在于，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如同萨氏也强调的，不管身份多么特殊，知识分子都身处这个社会，都是国家的成员，具有一己的语言、传统、历史境况。因此，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他们的大众代表着某事，并在“普遍”（universality）与“此地”（the local）之间寻求“有效的沟通方式”。[48]以此而言，我们也得承认，那个年代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承载：不单是学术的，还包括政治的；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学者，又是言论家，还是幕僚。而且这些身份并不隔绝，产生着交互的影响与作用。“学术社会”的建构，也绝非仅仅是“学术”的，实际预示着近代中国读书人，在面临种种张力与矛盾时，努力进行着协调。
是什么原因，导致读书人一次次跌入现实政治的漩涡，而且，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的身影，并不孤单，这是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历久弥新的话题。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通常所说的“时代趋势”，恐怕还得扣紧作为“学阀”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学术上注重的是提高中国学术的品质，在政治上则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胡适和丁文江即是个中典型。胡适曾自诩“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至于为什么会走上谈政治的“歧路”，他的解释是：“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49]这话说得很明确，衰朽的政治固然是原因，主要还在于中国的舆论界令人失望，缺乏谈政治的人才。丁文江更直截了当，首先他对胡适归国后的承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就深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主张是一种妄想，“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其精英意识，尤甚他人。他曾响当当地讲过，“进过大学堂，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50]
有了这样的精英意识，现实政治的衰朽很容易就成为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催化剂。并且，他们还从历史与现实的境况中寻找到恰当的辩护理由，为现代读书人的身份建构起新的历史谱系。1921年“五四”两周年之际，胡适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的文章中就讲到，在变态的社会里，政府的卑鄙腐败，就会导致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运动，这如同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过的，学校是天下公是公非之所在，一切学校都要办成纠弹政治的机关。胡适以深文周纳的方式写道：“我并不想借黄梨洲来替现在的学生吐气。我的意思只是因为黄梨洲少年时代自己就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地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供我们纪念的价值吗？”[51]在别的场合，胡适又特别提及所读到的《学海类编》和《艺海珠尘》，还以书中所记东汉、两宋太学生，以及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为例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52]丁文江对政治的热情也立足于此，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这倒不是轻视政治的“业余”性，而是对腐朽政治的直接反应，似乎只有那些不靠政治吃饭的知识分子才能秉于公心，为政治树立良好典范。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天下的事业，没有那一件不是少数的人做成功的”，假设要政治清明，自然要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干政治，“无论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得清明。用他们的聪明智识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数人天然的责任。”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北洋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喧嚣尘上之际，所以丁文江表示，“中国今天弄到了这步田地，明明是做总统的不会做总统，做总理的不配做总理，当议员的不够当议员。”他甚至有些愤懑地说，“为什么受过教育的有爱国心的人，就没有本事弄一个督军做做呢？”“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现在不怕外交失败，不怕北京政府破产，不怕南北要战争，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53]胡适与丁文江阐明知识分子应该在毫无秩序的社会里，担纲干预政治与主持正义的责任，这样就扫清了知识分子因“爱惜羽毛”而游离于政治的“障碍”。
说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介入，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往往是特殊的历史时空造就了大批知识分子介入到实际政治中。笔者曾考察过“胡适派学人群”如何通过几个杂志聚集起来，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较为代表的力量。从《努力》、《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这些杂志的创办背景来看，就对应着近代中国几个关键时刻。[54]以《独立评论》的创办来说，有两个背景甚为关键，一是国家遭逢“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难；二是读书人正努力重整已到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因此创办《独立评论》，实在是形势所逼，是那些自视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读书人，不得不考虑“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胡适道出其中缘由，“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55]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胡适还将这个刊物的办刊旨趣和原创精神预先作了说明，强调他们只是将论学中秉持的“学术独立”原则应用来研究中国当前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简言之，是希望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同时也盼望得到一些秉于公心、依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后来胡适又将这种“独立的精神”归纳为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他说：“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56]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对于创办刊物的活动，往往理解为是对“公家”尽责。主编《独立评论》时，整整三年的时间，胡适差不多形成了这样的工作定式，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常要到凌晨三点。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他就这样表示说：“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57]
这些年，学术思想界努力在发掘守望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平心而论，回到那个年代，其实很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多多少少都与一些报刊或团体有某些联系。那时候一切也比较简单，几个读书人，只要将自己月入的5%拿出，就可撑起一份杂志来。而杂志一经出版，往往很快成为一个公众舞台。《独立评论》正是如此。虽说其社员始终限制在十二三人，但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这个杂志办成同人刊物。创刊号上已表示“欢迎各方面的投稿”，一年后，更申言要使杂志成为公共刊物：“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刊物。”为此，胡适也把这个时代称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不仅靠社员少量的捐款就能使刊物完全独立，而且“不但社员撰文不取稿费，外来的稿子也是因为作者愿意藉我们的刊物发表他们要说的话，也都不取稿费。”[58]蒋廷黻曾自信地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59]或许，令胡适等人更为欣慰的是，该刊发行到第四年时，发行量已高达一万四千余份，寄售及代订处分布全国，在当时所出的近四百种杂志中独树一帜。胡适也不无自豪地说：“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这是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60]
分析《独立评论》撰稿人的情况，就可以对当时读书人介入公共舆论的情形有大致了解。对已知职业、简历的203位作者进行分类，可知《独立评论》作者群的职业身份，大致顺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院、中小学教师、编辑报人。其中大学教授79位，讲师7位，助教5位，大学生44位，学者专家30位，公务员13位，研究员9位，中小学教员7位，编辑报人3位。而从地区的分布来看，对135位确知服务部门作者的调查，可以判定作者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近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则星散于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山东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武汉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协和医院、辅仁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暨南大学等。[61]因此，看起来只是由十几位学者创办的《独立评论》，实际成为北方学人，尤其是清华、北大、燕京、南开等校师生议政的中心。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频频通过创办报刊聚集起来，只是介入公众事务的一个方面，除此而外，直接进入政治圈的，也不乏其人。照理说，如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科层制”的揭示，充斥于现代社会官僚系统的也是受过专门职业训练的人，即通常所说的技术型官僚，因而读书人与官僚之间本不应该产生如此巨大的鸿沟。然而在普遍观念中，主要将知识分子角色定位于“观念人”范畴，对知识分子超越此一畛域进入“行动人”领域，一直保持低调。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论，一方面是对以往士大夫角色暧昧不清的警醒，另一方面现实政治提供了太多的负面启示，因此对知识分子介入实际政治，是否成为“政治帮闲”或“御用文人”，特别敏感。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对照中西知识分子不同的境遇，就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乌托邦而不那么考虑实际问题，即不能以客观态度来评估政府行为。在他看来，在评估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时，西洋知识分子不但用乌托邦主义的看法，也会援引保守主义的观念。然而在中国却全然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一旦用保守主义的观念来评估政府，就会被戴上“御用文人”的帽子。[62]
要说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到实际政治，最突出表现在抗战这段时期。就国民党方面来说，国难发生后，在党治与训政方面，本身即发生了重大的修正和调整，“最显著的则为过去许多反政府而被视为‘异己’的人士，多已纷纷加入政府和党的领导阶层；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亦大有改进。系亦知识分子尽其言责的有利时期。”[63]更重要的还在于，民族危亡的情势也表明知识分子无以自居一侧，因而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到实际政治，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独立评论》中人对实际政治的介入，就非常引人注目。翁文灏1935年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抗战期间出长经济部并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蒋廷黻与吴景超1936年随翁文灏入阁，前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任驻苏大使），后者任行政院秘书（后任经济部秘书）。周诒春1936年7月接受实业部常务次长之职。何廉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接替蒋廷黻调任后的空缺；翁文灏执掌经济部后，又调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傅斯年、任鸿隽、张奚若等继续留在学术界的社员，抗战期间也进入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
对于《独立评论》社员的先后入阁，胡适也是感慨万千。1936年1月他写信给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顾季高四人，提醒他们《孝经》中“天下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一章不可不读，希望他们四人莫作“伴食”之官。[64]几天后，朱经农送来一篇记丁文江在湘辞世前的文字，其中有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的诗：“红黄绿树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胡适读到老友这首诗，不禁联想起宋人杨万里的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于是又致信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抄录这两首诗后，特别关照说：“我对于你们几位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65]
胡适接连致信入阁的友人希望他们保持清誉，也许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对于读书人入阁，他们一班人早有足够的教训。20年代在《努力周报》倡导“好政府主义”时，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也曾入阁，组成一个“好人政府”，其结果却成为“武人政治”的牺牲品，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因此，对于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政治，在知识圈一向是有所保留和警觉的。但在国难当头之际，胡适却不得不认可朋友们服务于政府的行为，就连他本人也要奔赴国难，做起“过河小卒”。约在1937年8月，胡适与张忠绂、钱端升即受蒋介石征派，他们三位北大教授共同的使命是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面奥援。1937年9月胡适辗转前往美国，除在美国积极活动，还到欧洲巡回演讲。1938年7月3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胡适已感到“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他自己也深知已被“逼上梁山”，“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66]说这番话时，胡适已得到蒋介石任命自己为驻美大使的电报，且经多方考虑准备接受此项任命。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在给夫人的信中，胡适倾吐了不得已为之的苦衷：“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念做下去。”[67]此时胡适不可能想到，他会在驻美大使任上，一做就是四年；而要七年之后，他才能重新回到中国学术舞台。
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是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问题。应该说，这是特殊历史时空造就的结果，而从普遍情形来看，对于介入政治，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低调。甚至可以说，坚持不入政府，是他们守护的底线。抗战结束后，当蒋介石试图拉傅斯年、胡适进政府做事时，傅斯年、胡适对此就有所反省。起初，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坚辞不就，他致信蒋介石，表示自己实一愚戆书生，世务非其所能，绝非政府材，因此“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他还解释说，“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68]1947年初，蒋介石又有拉胡适入政府的举动，还分别约见傅斯年、王世杰，就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一事，征询胡适两位老友的意见。此事不单傅斯年力陈不妥，胡适也明确对蒋说，现在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蒋廷黻除外）为中央委员，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69]
值得重视的是围绕此事胡适与傅斯年的沟通。在写给胡适报告此事的信中，傅就直言，自由主义者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形势已很清楚，在国共纷争之下，我们只有冀望于“政府不倒而改进”。只是“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故而，当今之际，“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70]在另一封信中，傅斯年又坚决表示，在胡适赴美这几年，他与老蒋打了八九年交道，知之深矣。一切全为美国的压力，“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因此，“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consolidated，articulated（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的一句话！”[71]对傅斯年信中所说的，胡适显然心有灵犀，他表示正因为愿意帮政府的忙，所以不愿加入政府。他也说了一些“赤心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72]
胡适与傅斯年的对话，真切反映了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自我的角色定位，在这么一番表白中，那个年代读书人对于国事，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纷乱年代里可能扮演的角色，都有了明确的说明。这也意味着，在建构“学术社会”时，知识分子并不回避对公众事务的责任，但又力图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因而主要是通过办刊物的形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对政治权势产生压力的集团；而对于知识分子直接介入实际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警觉。
六、“身份认同”与“权势网络”
自蔡元培在止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近代中国读书人开始了建构“学术社会”的尝试。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通过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人，已有了较为完整的呈现，藉此我们也可以反省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成效与意义。显而易见，所谓“学术社会”，既立足于学术，又并非仅限于学术。从其主旨来说，是要挣脱传统中国“学”与“术”的缠绕、“士”与“仕”的纠葛，为近代中国读书人确立区别于“士大夫”的社会角色与身份。那么，其成效究竟如何呢？在我看来，进一步审视读书人的“身份认同”，尤其是从事学术活动和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或许就可以有较为清楚的答案。
所谓“权势网络”，是试图从读书人的种种关系网络，发掘其中所具有的权势意味[73]。显然，建构“学术社会”是要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我们所关心的是，读书人的社会位置，究竟立足于何方？选择《独立评论》杂志，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杂志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思想史资源。通常人们关注一个杂志，只是关注这个杂志拓展了怎样的“话语空间”，然而通过深入分析《独立评论》，可以看到，“舆论”只不过是一个杂志最单纯的呈现，它自然也构成一种力量，但却远不足说明其中的权势意味。而通过分析该杂志作者群形成的种种复杂“网络”，可以解读出“舆论”所不能包涵的“权势”意义。简单地说，安身立命的“学术”之外，近代中国“学阀”所确立的社会位置，还经由所建立起的与社会沟通的其他渠道呈现出来，这种关系网络，实际是一张“权势网络”。
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从单线来说，只是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活动场景密切相关：教育背景——任教学校——学术机构——学术基金会——创办刊物——实际政治。但在此一过程中，各种人物在各个环节的交汇，却成就了不断放大的权势网络。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正是以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建立起他们对学术的关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从教育背景来说，这些教育界、学术界的领衔人物，大多具有留学背景，在留学期间，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建立起他们密切交往的第一层管道，也为归国后共同创业奠定了基础。这里既有学术的，也有政治的。如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留美期间因为文学因缘以及筹划“科学社”，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而胡适与宋子文，因为同任《留美学生季刊》编辑，也为他们未来在政治上的密切沟通作了重要铺垫。
《独立评论》聚集的主要是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学术精英，其基本身份定位于北大、清华、燕京等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在“援西入中”的学术活动中，他们为开拓中国新的学术疆域“同声相应”，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譬如1919—1920年间，胡适曾短期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期间他就吸纳了赵元任、朱经农、颜任光、张奚若等到北大任教。其后，上海商务印书馆请胡适筹划，朱经农、唐钺等人又在其力荐下进入商务，分掌要职。再譬如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最初吸纳的全为留洋的新派学者，包括出身哈佛大学的赵元任和李济，巴黎大学毕业的刘复，以及游学哈佛与柏林大学的陈寅恪。与此同时，欧美同学会等组织还提供了这些归国学者聚集一堂的场所。这往往成为书生报国的发源地，《独立评论》最初即酝酿于欧美同学会的聚会。
在推动学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学术组织以及学术基金会，是近代中国读书人又一交汇的场所。《独立评论》社的成员，差不多都是各学科的学术代言人，这样，无论是在官方的中央研究院，还是在民间的“中国科学社”等学术组织中，他们都成为重要的一员。[74]同时，也因为他们声望硕隆的学术身份，使他们能够聚集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基金会——中基会，并借助基金会的力量推动学术的发展。
创办刊物是读书人介入公共事务最重要的方面，这里所说的只是聚集于《独立评论》的读书人，其实，单就这些人来说，在此前后还曾经通过其他刊物聚集在一起。如以胡适“五四”后介入较深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时论》、《自由中国》等几个杂志来看，丁文江、任鸿隽、陈衡哲、傅斯年、张佛泉、萧公权、吴景超、陈序经、陈岱孙等人都分别是这些杂志的重要一员，显示出读书人经常相聚于不同的杂志。藉此，我们不仅确定知识分子创办刊物非一时之举，还可认清知识分子合作办刊物是普遍的事。
我们已经论及《独立评论》社的成员对现实政治的介入，但仅以此作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势沟通的渠道，却也远不能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形成的“权势网络”。从学术圈分离出的政治人物，固然建立起学术圈与政治圈直接沟通的渠道，翁文灏、蒋廷黻等人之外，还可以点出蔡元培、蒋梦麟、王世杰、杭立武、朱家骅、罗家伦等出身教育界的重要官员，但实际情形却比之要复杂得多。首先，共同的留学经历产生了身居学术圈中的人与进入官僚系统的技术性官僚之间相沟通的契机。除此而外，在知识分子展开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建立起学术圈与政治圈密切沟通的管道。比如中国科学社、中基会中不乏汪精卫、孙科等政府要员，这实际也成为读书人与政治人物交汇的重要管道。特别是，当学术界本身成为政治权势试图借助的力量，那些学界领袖实际建立起与最高当局密切沟通的管道。先是与国民党内的文治势力频频相交，最后如胡适与傅斯年等，还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
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实际只是近代中国读书人扩张其“权势网络”的缩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张交织而成的“权势网络”并非只是潜在的，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非常明确的“横竖是水，可以相通”的“我们”意识。大致而言，这种“我们”意识发端于五四时期。在《新青年》杂志闹分裂的时候，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将“我们”与“他们”的畛域悉数道出：“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75]胡适颇有些责怪陈独秀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而这种意识，对他来说，是牢牢树立的。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这一点。那时《新青年》早已分裂了，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了一场笔战。为此，先是徐志摩致信周作人，希望不要闹这无谓的口舌，应该“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76]。后来胡适又致信参加笔战的三位，认为这是朋友中最可惜的事，“‘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还明确表示说，“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77]
书信往来中所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非常形象地揭示出读书人这种“我们”意识。在这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是知识圈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胡适留美期间就广泛交友，单是1916年的来往信札，就收到1 210封，寄出1 040封，实属惊人，几乎做到留美学生“无人不识胡适之”。[78]新近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则收有了近千人致胡适的书信5 400余通，这些人几乎包括了民国时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重要人物，显示了不少政界、学术界及教育界人士与胡适保持密切的往来。[79]胡适本人也并不讳言与政治人物的交往，他甚至把政治圈中一些人视为同道。通常将胡适所代表的学界人物称为自由主义者，但1947年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却耐人寻味地表示，“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就有不少自由主义分子，如孙科，如王世杰，如周诒春，如蒋廷黻，如翁文灏，皆在党，如王云五，则无党籍。此外国民参政会里，立法院里，都有不少自由主义的分子。”[80]仅仅依据往来书信也许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以此审视近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认同，却并非无稽之谈。关键在于这并非偶然现象，透过傅斯年来往书信也可看出，与傅氏有函札往来的大多是新知识分子，或与“五四”有关，或在英美受过教育，大抵是当时中国各门学问的领导人物，其身份与和胡适通信者有极大的重叠关系，“足见二人之为同一学派，绝非无根之说”。[81]
因此，透过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以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这种“我们”意识，的确可以说，近代中国读书人产生了新的角色与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堪称读书人在20世纪中国谋求新的社会位置的必由之路。只是其中所蕴涵的特殊意义在于，读书人在寻找新的角色与身份过程中，作为一种集体力量的呈现，主要是通过办刊物聚集在一起，而他们聚集在某一刊物，也与一般性的政治团体有很大区别，只是在基本精神上有暂时的认同；而且通过刊物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往往很快因工作的需要或观点的分歧各奔东西。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用在近代中国读书人身上，再恰当不过。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关键即在于读书人原本以学术为本业，要凝结为一个“政见认同团体”或“意识形态认同团体”，殊无可能。顾颉刚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是在学问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82]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时也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要标榜，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他们看来忍无可忍之际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一股在野的若即若离、或即或分的政治势力，而过些年便劳燕分飞。[83]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身份，实际上并不能用政治学意义上的党派甚至团体来界定，因而也有必要进一步探问，在建构“学术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新的角色与身份，其所寻求的社会位置，究竟依凭于什么？
七、“权势网络”与知识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对“学术社会”的建构，浓缩了进入20世纪后中国读书人的努力方向，而知识分子新的角色与身份，也由此定位于“讲学复议政”。在获得这样的角色与身份确证后，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位置感，并确信其所具有的力量。胡适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明确向聚集在他周围的读书人表白说，“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我想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使有权人感到危险的原因。……今天在座的大概都是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势的人。因为我们有权有势，所以才受到种种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等。人家为什么要‘围剿’，还不是对我们的力量的一种承认吗？”[84]这一点胡适所说的并不错，一介书生可不是凭借手中的一支笔指点江山、纵横捭阖？权势集团之所以要打压、围剿读书人，也确实表明拿笔杆的读书人力量不可小觑。然而从胡适的话里，我们又分明感受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仍旧没有真正落实。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揭示近代中国读书人对“学术社会”的建构以及所形成的“权势网络”，正可以深刻反省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所具有的意义。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无论是确立的大学教育理想，在学术领域的“旧域维新”与“开拓方来”，还是对公众事务的参与，无疑都表明知识分子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果实。然而深入剖析“学术社会”又使我们清楚看到，近代中国读书人无论从事学术活动，还是介入公众事务，都极大地依赖着“权势网络”所构成的力量。一方面，我们不该低估读书人在“权势网络”中所确立的不可忽略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检讨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滋生的对权势集团的“依附性”。
谈起近代中国读书人在逝去年代的显赫，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许多事例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公众事务介入之深，真正表现出知识分子那种“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气度。在对于抗战具有重大意义的“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所邀请的各界知名人士中，除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著名大学的校长，还包括许多知名教授，单单一个《独立评论》社，就有胡适、傅斯年、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人在被邀之列。王世杰后来还讲起一件事，胡适到山上那天，曾和蒋介石谈了一点钟，胡适的大旨是：华北的人民怨中央政府决心不要华北了，不然，何以大家眼看见整个华北就要丢了，竟没有中央军队来援救！中央是否真决心不要华北的土地人民了！王世杰对胡适说，他“那天说的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天下午，蒋先生见冯玉祥，冯也责备中央放弃华北。那天晚上，蒋先生在室中独自走路，走来走去，到九点钟，忽下命令，令孙连仲、庞炳勋的军队开进河北。战局就此决定了。”[85]王世杰所说的，固然不能完全当真，一场战争当然不可能如此轻易就决定了。但以此也要看到，读书人如此广泛地被纳入到国是会议，无疑呈现出在那个社会里读书人所具有的力量。这也表明，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读书人又成为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只是，就像“庐山谈话会”所展现的那样，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关切，往往有赖于既存的“权势网络”，通过广泛的“幕后”交往来实现。
王汎森从傅斯年的档案中，就发掘出许多相关的资料。以中央研究院的发展来说，曾经一度负责该院日常事务的总干事杨杏佛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就透露出不少中央研究院的窘迫之状。1930年当蔡元培与蒋介石的关系不谐时，南京政府的要员如桂崇基等常思压制中央研究院，在紧急时，傅斯年便乘火车赶到吴稚晖处，请他出面向蒋介石缓颊。蒋介石想任命杨杏佛为江西“剿匪”秘书长，杨在给傅斯年的信上便表示为了中央研究院，不能不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并明确表示，“赴赣则要钱较有力，此亦冒暑随征之一原因也”。同时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虽尽力帮闲，而要钱终不如有实力者。”[86]
杨杏佛似乎是暗示傅斯年才是真正有实力者，此话也并不虚妄。在近代中国读书人中，胡适与傅斯年的确是比较特殊的。作为学界代表人物，除了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他们所掌控的学术资源，以及所建立起的与官方密切沟通的管道，在读书人中都显得颇为特殊。我们知道，傅斯年曾经在舆论干政上写下颇为风光的一笔，1947年2月15日，他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引起举国震动。傅斯年在文中直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是不可救药的事，“国家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起垮了”。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请走宋子文，并且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此文一出，监察院在次日就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立法委员群起质询，宋子文遂于3月1日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要说舆论的力量，那些年间，恐怕还没有哪篇文章能够激起如此反响。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立言的《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赶紧致信傅斯年，盛赞傅在参政会慷慨陈词，“谠议一出，举国共鸣”，并恳请傅斯年在拟写的文字中分出一篇用于《观察》。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傅斯年攻击孔、宋之事，也表示说，当日《世界日报》的标题是“傅斯年要革命！”然而，如果将此悉归于舆论的力量，那也未必见得。傅斯年炮轰两任行政院长，能够有积极的后果，固然不能否认傅斯年说话的分量，但这里还有幕后的铺垫，那就是蒋的态度。在傅斯年所存资料里，留有傅斯年上书蒋介石的两份稿子，都是针对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认为其才能物望均不足膺此重任。
问题也由此产生，那就是读书人的社会位置究竟立足于何方？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诚哉斯言。这一针见血道出了权势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独立身份所具有的腐蚀性。都说“最是文人不自由”，说到胡适、傅斯年，恐怕还得加上一句，“高处不胜寒”。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傅斯年与陈布雷对坐一起，留下这样一份笔谈记录。傅对陈言，蒋先生对上海市民所说的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乃国家元首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非对人民之言也。陈答复说：“此语我大半同意。”“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认为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亦尝进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兴趣，知之而亦不能行。譬如他常说‘综核名实’，但只责成考核机关为止，常说‘信赏必罚’，但罚不多而赏则往往失之滥（他的罚亦只是口头训斥而已，仍是作之师，此乃其个性及早年认识之故也。）他是做参谋出身的人，所以顾虑多（只是对国家大事是十分有决断的），又是当过多年校长的人，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于政治家。”[87]
陈、傅二人在会议中笔谈讨论蒋介石的性格，也把他们的心理表露无遗。胡适与傅斯年对此是清楚的，他们所拓展的事业无法完全绕开官方的襄助而能成；有了与上层的密切沟通，很多事情办起来更加方便，易收实际之效果。与此同时，他们也努力保持与当道者的距离，坚持不入政府，或许就是他们守护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乐于把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作为对国家的尽忠，对公众的尽忠。胡适日记中曾记载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1933年12月21日，胡适从晚报得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国民党压迫，被封锁邮电，不能出版。晚上罗隆基来找胡适谈，自认受国民党压迫，故不能不感觉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胡适听了罗隆基的抱怨之词，却并不寄予同情，反倒觉得罗之抱怨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他写道：“此乃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88]无庸讳言，知识分子的发言确实有胡适所谓的“公私”立场问题，但公私界限哪是如此容易划分得清楚的。这里无意否认胡适等人对公众事务的介入不是秉于公心，但形成那张复杂的“权势网络”后，毕竟会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发言位置。况且权势集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免除。在丁文江投到孙传芳门下时，那时还在国外的傅斯年，听到这个消息，曾三度对胡适发出回国后第一件事就要杀了丁文江的愤激之言。但后来许是介入政治深了，傅似乎理解了丁文江的举动，就为之辩护道，“在君是在孙传芳清誉未扫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团的，不是他向张作霖摇尾乞怜，渡江战龙潭时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气上亦无一朝竟去之理。”他还特别提醒说，“在君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89]傅斯年所说的确不错，但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却非易事。关键即在于，“既已加入，意气上亦无一朝竟去之理”。“权势网络”带给读书人的，也是这样的境遇。既已加入政府，既已建立与权势集团密切沟通的管道，那么在意气和人情上，也不好和政府对抗；有话要说，也无须选择公开的舆论。这种权势集团的腐蚀性，其实是深深烙在胡适等人身上的。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发言具有了很强的依附性。在办《新月》时，发生了罗隆基被逮捕的事，那时胡适已建立起与宋子文密切沟通的渠道，因此透过宋使这件事得以化解。到60年代，主持《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国民党逮捕，胡适同样也寻这样的方式试图化解，但由于此事乃蒋介石“钦定”，就没有成功。这两件事，虽不能等而视之，但一成一败，多少说明知识分子所自诩的力量，很大程度上端赖于权势集团的意志；知识分子本身的“自主性”，其实是大可怀疑的。
这些例证表明，近代中国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其初衷是要摆脱政治的纠缠，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但最后的定位却仍旧是一个依附性阶层，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士大夫”角色的暧昧性。简言之，通过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中国读书人只是打通了通往上层的管道，而代价却是读书人沟通社会的桥梁被根本瓦解。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定位于权势集团与社会大众之间，如何在此二者间通过一定的距离感保持“必要的张力”，构成知识分子寻求其身份与角色最基本的参照点，甚至知识分子的分野，也端赖这个距离的远近上。因此，分析近代中国读书人对“学术社会”的建构，在充分肯定其学术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在此一过程中，精英意识衍生的“知识贵族”习气，促使知识分子把所有的问题都导向“少数人的责任”，由此也筑起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简言之，读书人打通了上层的渠道，却又导致其“人民性”差不多丧失殆尽。论者说得好：“他们的政治行动计划是至亲好友傍晚在家中聚会时进行的——而不是在会议厅和群众大会中热烈讨论中进行的。他们企图赢得影响的努力聚集在内阁或政府上，而且，当他们想到力量时，只想到文官或武将，而想不到民兵组织和下层民众。”[90]
有关这个问题，傅斯年1932年刊于《独立评论》的一篇文字值得我们重视。文章将中国的知识界与欧洲的知识界作了一番对比，在傅看来，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坚分子不过是作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工具的士人，而欧洲社会之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中人。欧洲中世纪以来虽然也有一个知识阶级——僧侣（clerical），但它却并非统治阶级的伺候者，且这个阶级还自成一个最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大城市还有不少“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社会，于是在贵族之“无常权力”（temporal power）、僧侣之“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之外产生一种“第三权力”。[91]不难看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获得阶级分析概念以后，试图从阶级立场为读书人定位，而这也代表着知识分子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的主要趋向。1927至1928年间，《一般》杂志以讨论知识分子为其特色，该杂志就明确关切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是否真正构成一个阶级？我们在文章的开头曾提及顾颉刚对王国维自沉一事的拷问，实际上，顾也得出源自士大夫超然卓绝的态度对王之死要负大部分责任。而顾颉刚，则用心于要让中国造成一种新的风气，使学者和士大夫彻底分离，并“归入工人阶级”。除此而外，也有学者明确将知识分子定位于“被统治阶级”。1926年周予同的一篇文章，就非常同情顾颉刚的自我描述：“颉刚兄，你的苦痛，你的悲哀，是全阶级的苦痛，是全阶级的悲哀。”“社会不了解他而拉他作不愿意的工作；生活的不安定；生活的枯燥——更其是现代智识阶级全体的问题。”在周予同那里，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两大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属于后者。[92]
这里无意表明将知识分子定位于“被压迫阶级”或“工人阶级”之类，就可以解决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读书人纳入到“老百姓”或“被统治阶级”，毋宁说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新的身份时所陷入的困境。要摆脱“士”的纠缠，似乎就要将自我定位于“老百姓”或“被统治阶级”；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以及读书人本身的稀少，又意味着纳入“老百姓”，并不是易于为之的。论者对《新青年》的研究，就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青年》群体是一个与社会分离的团体，由于他们的理性准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生活于城市的商业社会严重脱离，就如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城市的环境已使他们与乡村的农民群众和绅士阶级分离开来一样，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绅士家庭。[93]必须承认，这是近代中国读书人身份认同上的困境，而“学术社会”的建构，也表明读书人所确立的新身份，主要与学术有关，成绩也主要在此。当他们走出书斋，表达对公众事务的关切，由于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的“权势网络”，其身份的“依附性”也难以避免。这样，20世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索，仍旧还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津津乐道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飘浮不定的社会位置感。别的且不论，知识分子经历数十年积累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在一场运动中就差不多被根本摧毁，也算是对此的最好解答。
（原刊《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期，1928年5月。
[2]美国学者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曾以顾颉刚为例，论及近代中国知识界在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时产生的种种焦虑。参见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所涉及的“读书人”、“学人”及“知识分子”，其概念不是这里可以讨论的，笔者选择《独立评论》一群人进行讨论，也希望在较少歧异的前提下，对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呈现”的角色与身份有更好的认知，因此笔者也倾向于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1—11页。
[3]何廉、周炳琳、周诒春三人作为《独立评论》社员，以往研究该杂志的论著都没有注意到，但从胡适的日记中可以判明他们这一身份。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1934年3月2日”、“1934年5月4日”；第12册，“1935年12月15日”。
[4]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17页。需要说明的是，在《独立评论》撰稿十篇以上者还有署名“寿生”的一位作者，具体情况不详，只知其为北大旁听生，故不列入。
[5]表格根据上述人物的传记资料制作而成，为便于问题的说明，各项的时间跨度稍有区别。“本职工作”是指创办《独立评论》期间的主要工作；“学术活动”与“创办刊物”包括了在此前后的情况“；政治活动”主要是指抗战期间的“出山”。
[6]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第116期，台北合志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12月出版。
[7]蒋梦麟：《西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1页。
[8]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页。
[9]蔡元培：《致汪兆铭函》（1917年3月15日），见前引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页。
[10]胡适：《提高和普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
[11]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10月11日”。
[12]梅贻琦：《就职演说》《，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13]参见孙青：《科学的“承当”：〈新潮〉学生群的走向》，《二十一世纪》总第5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12月出版。
[14]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80页。
[15]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16]王汎森、杜正胜前引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85、56页。
[1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1928年10月。
[18]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见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版，第1—41页。
[19]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20]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收入《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2页。
[21]刘小枫：《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乌托邦思维》，《二十一世纪》总第27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出版。
[22]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收入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23]参见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3页。
[25]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16日。
[26]参见《时事新报》，1928年7月28日。
[27]参见杨翠华前引书，《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第31页。
[28]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第23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5—126页。
[29]蒋梦麟前引书，《西潮》，第203—204页。
[30]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8年5月19日”。
[31]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9月14日”。
[32]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的迁徙运动——以人口、文教事业及工厂内迁为例的探讨》，收入胡春惠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26页。
[33]王世杰：《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4日）第1册，台北中研院1990年版，第98—99页。
[34]见《教育统计》《，教育通讯》第2卷第5期，1939年重庆出版。
[35]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42—243页。
[36]参见《总裁在第三次教育会议之训词》，原刊《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第81—84页。
[37]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1937年7月20日”。
[38]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39]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组织大纲》，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40]参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第160—161页。
[41]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见前引《联大八年》，第7页。
[42]参见《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函》，收入前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第17—18页。
[4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44]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45]John Israel，“Chungking and Kunming：Hsinan Liaent's Response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arty Control”，收入《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编印，第343—376页。
[46]清华大学校史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上）《，文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47]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1988年11月；《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往事》，《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493页。
[48]参见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
[49]胡适：《我的歧路》，《胡适作品集》第9集，第67页。
[50]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1923年8月26日。
[51]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胡适作品集》第9集，第9—12页。
[52]胡适：《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
[53]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1923年8月26日。
[54]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史林》第2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97年出版。
[55]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第23集，第136页。
[56]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1日。
[57]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7页。
[58]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35号，1937年5月23日。
[59]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4年1月28日”。
[60]胡适：《〈独立评论〉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61]参见陈仪深前引书，《〈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邵铭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79年度硕士论文。
[62]墨子刻：《政治发展与知识分子》，《中国时报》，1983年3月21日。
[63]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7—95页。
[64]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1936年1月21日”。
[65]胡适：《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1936年1月26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3—684页。
[66]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7月31日），前引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752—753页。
[67]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9月24日），前引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756—758页。
[68]傅斯年：《上蒋主席书》，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49—150页。
[69]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7年3月18日”。
[70]傅斯年：《致胡适》（1947年2月4日），前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页。
[71]傅斯年：《致胡适》（1947年3月28日），前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0—191页。
[72]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前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73]对有关历史的知识领域中自我衍生的转变原则和结果的考察，乃傅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知识的考掘”的主要工作，其目的是要揭示知识与权力、知识与话语的种种关联。这里使用“权势网络”这一术语，受到傅柯的启示。参见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
[74]关于“中国科学社”，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2年3月出版。实际上，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社原本即有密切的关联，中央研究院各所筹备委员以及后来的负责人，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参见张剑《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变迁与中国科学组织机构体制化》，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7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出版。
[75]胡适：《致陈独秀》（约1921年初），见前引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262页。
[76]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见《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91页。
[77]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8—380页。
[7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胡适作品集》第37集，第174页。
[79]该书收录的书信在100通以上者凡3人：任鸿隽（205）、顾颉刚（136）、王重民（135）；50通以上100通以下者9人：丁文江（99）、朱经农（95）、陈衡哲（67）、张元济（63）、翁文灏（61）、汪孟邹（60）、傅斯年（56）、钱玄同（55）、朱家骅（52）；40通以上50通以下者8人：周作人（49）、江泽涵（49）、徐志摩（47）、梅光迪（45）、刘文典（45）、蒋梦麟（43）、蔡元培（42）、高梦旦（42）；30通以上40通以下者10人：赵元任（39）、王云五（36）、沈从文（35）、孙楷弟（35）、陆侃如（34）、张慰慈（33）、杨杏佛（33）、陶孟和（32）、胡近仁（31）、陶知行（30）；二十通以上三十通以下者19人：王世杰（29）、杨联升（29）、罗常培（29）、汪原放（29）、罗尔纲（29）、杨烈鸿（29）、林语堂（28）、陈源（28）、朱我农（28）、朱毅农（25）、王毓铨（25）、王徵（24）、周鲠生（24）、饶毓泰（24）、高一涵（23）、凌叔华（23）、陈垣（23）、钟凤年（23）、陈独秀（20）；10通以上20通以下者56人：张孝若（19）、江绍原（18）、周炳琳（17）、竹生（17）、汪精卫（16）、俞平伯（16）、余裴山（16）、毛子水（15）、唐钺（15）、张锦城（15）、胡嗣昭（14）、李季（14）、陈钟凡（14）、刘修业（14）、罗隆基（13）、钱端升（13）、袁同礼（13）、陈之藩（13）、叶公超（13）、陈梦家（13）、梁启超（13）、孟森（13）、汤尔和（13）、高宗武（13）、吴晗（12）、杨振声（12）、何炳松（12）、汪静之（12）、叶德真（12）、汪静之（12）、包赉信（12）、余上沅（12）、郑仲诚（12）、蒋廷黻（12）、汤用彤（12）、张奚若（11）、陈正谟（11）、刘公伍（11）、吴健雄（11）、吴康信（11）、郑天挺（11）、沈兼士（11）、罗家伦（10）、卢逮曾（10）、容肇祖（10）、冯家升（10）、章希吕（10）、孙洪芬（10）、叶元龙（10）、陈大齐（10）、张为骐（10）、陈叔通（10）、罗文干（10）、陈器伯（10）、魏建功（10）、汪敬熙（10）。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80]参见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81]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第116期，台北合志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12月出版。
[82]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前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6—427页。
[83]梁实秋：《忆新月》，收入《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65—79页。
[84]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
[85]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1年9月3日”。
[86]《傅斯年档案》I278杨杏佛，1931年6月16日致傅函；1931年7月21日致傅函，转引自前引王汎森文《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第116期，台北合志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12月出版。
[87]见前引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6页。
[88]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1日”。
[89]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见前引《丁文江这个人》，第109—113页。
[90]傅乐诗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91]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
[92]周予同：《顾著〈古史辨〉读后感》，收入《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331页。
[93]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