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古代文化简介
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博大精深,它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史学、国画、书法、篆刻、对联、中国古典音乐、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古代建筑、中国古代科技、中国古代工程、中国古典雕塑、陶瓷、丝绸、酒、茶、中国功夫、中国手工艺品、中国民俗、中国菜、中国古典医学等等。本篇就学生学习中常涉及的文化常识进行简单介绍。
“文化”一词的汉语源流:始见于战国末期的《易传·系辞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终由西汉刘向在其所著《说苑·指武篇》中组合成“文化”一词。文是文饰、文采,延伸为人文、文治之义;化是化生、化成、教化之义。中国的“文化”从开始即专注于精神领域,作为国家“文治教化”的缩略语。
一、中国文化形成的基础
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中国的农耕文化起源很早,它是多元的。七八千年到四五千年前,主要有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中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钱塘江下游及太湖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
中国文化所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宗法制确立于西周初,它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宗庙祭祀制等内容。在宗法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是:家天下的延续、封国制度不断、家族制长盛不衰、家国同构。
原始文化。原始的宗教崇拜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三大类。它是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殷商“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支配下,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征”。
周人进行文化维新,渐次向人本文化演进。周人的文化维新表现在建立宗法制、制定“礼乐制度”等方面。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文化重组。春秋中期,人本文化确立,从此人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重人事、轻神事的精神)是指从此以后形成的文化精神。不是从古就有、一以贯之的。
战国时诸子兴起,百家争鸣。各家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救时之弊”。儒家学派,孔丘开创。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实事功;重道德修养;哲学上,信天命,崇古。道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崇“道”(宇宙本体);向往“自然”;主张“无为”;政治上主张退回到“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等。重法度,主张君主集权,主张严刑峻法;文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墨家学派,创立者为墨翟,信徒皆下层民众。“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是其主要主张。墨子既重义又重利,其价值观是全面的。
秦王朝致力于文化统一、思想统一的工作,主要包括:书同文(统一文字),车同轨(定车宽、车形,修驰道),度同制(统一度量衡),行同伦(以法为教,统一文化心理),地同域(废分封,立郡县,政令、军令一统)。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统一思想的指针(六经中的《乐经》失传,西汉事实上只用五经)。汉武帝后,儒学占统治地位,但汉代之儒学,实为“今文经学”。所谓今文经,即以“今天”(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儒学经典,以区别于以先秦古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主张为现实服务,学风活泼,但往往流于空疏荒诞,以致造成了东汉时儒学的衰微。
魏晋玄学:它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它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造就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唐代文化繁荣表现在:儒、释、道三教并行;以博大的气魄广为吸取外域文化,思想开放,“兼收并蓄而好探求”;诗歌、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绘画艺术盛极一时;散文有丰硕成就。唐代诗人以李、杜、王、白为代表,绘画以吴道子、阎立本为代表,草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楷书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散文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
宋明理学: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视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称为“天理”;并强调个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完备、最精致的儒学体系。宋词、宋画、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宋代产生了固定游艺场所——瓦舍;瓦舍中分多个专供演出的场所,叫“勾栏”,分别上演杂剧、杂技、讲史、说书、皮影、傀儡、诸宫调、花鼓、舞刀剑等,作为市民文化,跻身于中国文化系统中。指南针(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突出的成就。
元朝时,中外文化大融合,西方宗教纷纷传入中国,13世纪中后期,南欧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各地,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从此,美丽富饶的中国就成了西方人心中的梦。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汲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当今使用的公历完全相同。元杂剧成就辉煌,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其代表。
明清文化专制,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清乾隆时,借编撰《四库全书》之机,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中国文化遭到一次巨大浩劫。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明清之际的重要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明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时期。在图书典籍方面,编撰了《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书籍。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是公认的世界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最早、字数最多的字典。在学术方面,乾嘉学者对中国古籍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整理、考据,其直接效果是:注释了一批难解难读的古书,清理出一批伪书,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二、古代教育
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的教育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百工技艺教育是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薪火相传的保证。我国古代,从乡村到朝廷,都十分重视教育。
(一)中国古代有重教育的传统。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但春秋时代新产生的“私学”与以前的“官府之学”的性质有根本不同。所以,春秋时向全社会招收生徒的“私学”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春秋战国时的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都是著名的开办私学的大师。西汉官学,中央办太学;地方办学,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庠”,聚曰“序”。私学分为两种: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而由著名经师设帐聚徒讲学的,一般具有大学程度。晋代中央学制分为两种:国子学、太学。南朝宋文帝时设立四学,即儒学、史学、玄学、文学,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教育状况。唐代建立了健全的科举考试制度,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和官制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宋代书院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等。明代的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和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学(军事学校)。明清科举制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清末以降,吸收西学成为第一要务,学校建制、教育思想大不同于古代。明清科举考试情况如下表:

续表

(二)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人文主义教育。它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与宽广胸怀,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和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统一起来。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色有:整体观,即大教育观,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也不忽视知识的教育作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提出一套“做人”的道理、要求和方法,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是“乐感教育”,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教育”。
(三)我国古代的教育家们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学理论、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对教师的要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见解,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富有教育意义。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三、古代的称谓常识
(一)姓氏。相传姓始于伏羲氏。姓初本指母系血统,到周朝还有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规定。氏是从姓中分化出来的,姓氏代表地位身份,贵族有姓氏,平民奴隶无姓氏。氏大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以封邑为氏的,如费、邓、蔡等;有以官职为氏的,如司马、上官等;有以祖父的谥号为氏的,如孔等;有以住地为氏的,如东郭、西门、南宫等;有以职业为氏的,如史、陶等;有少数民族汉化改汉姓的,如安、慕容等。战国后,姓氏合一。
(二)名、字、号。古代婴儿出生三个月时由父亲取名。字是女子在15岁许嫁时取的,男子是在20岁举行官礼时由乡党中有威望的尊长取的。名与字多有联系,如岳飞、字鹏举。古人名字连说时,一般是先称字后称名,如“百里孟明视”,“百里”是复姓,“孟”是排行,“明”是字,“视”是名。
号有自号、别号、绰号,士大夫大多还有谥号,封建帝王大多还有庙号、尊号、徽号、年号等。“自号”是自己取的,一般与名字有意义联系,如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别号”是由别人取的,一般与名字没有意义联系,如李白,字太白,别号青莲居士。“绰号”是据人的外貌、性格特点而取的别名,如《水浒传》中吴用的绰号是“智多星”,李逵的绰号是“黑旋风”。“谥号”一般是古代帝王或大官死后,由朝廷对死者生前事迹给予褒贬而封赏的,有好的,如文、成、忠、肃、显、正等;也有不好的,如厉、灵、炀、幽等。后来也有“私谥”,如顾延年称陶潜为“晋节居士”。“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奉祀的牌位上写的称谓,如唐太宗。“年号”是封建帝王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止于清宣统帝。“尊号”“徽号”是对皇帝、皇后表示尊崇褒美而称颂的号,如唐玄宗的尊号是“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等。
有的文人墨客常自取或由他人取一个书斋名、室名。如蒲松龄,他的书斋名是“聊斋”,便称为“聊斋先生”。
(三)称谓方式。直呼姓名,主要用于自称和作传介绍,其余多为对别人的轻视或厌恶。称字、号、谥号、斋号,多表示尊敬或礼貌。称官名、爵名、籍贯或郡望,表示更尊敬,如称杜甫为“杜工部”,称韩愈为“韩昌黎”等。称职业和名,如庖丁、史迁;“庖”是职业,“丁”是名;“史”是职业,“迁”是名。
(四)敬称、谦称、贱称、代称、排行。敬称,也叫尊称,是对对方表示尊敬的称谓,如称帝王为“陛下、王、上、君、天子、万乘、圣上、九重天”等,少数民族君主用“可汗、单于”等。对对方的父亲,用“令尊、尊公、尊大人”;对对方的母亲,用“令堂、太君”;对对方的儿子,用“令郎、公子、哲嗣”等;对对方的女儿,用“千金、玉女、令嫒”。谦称,表示谦虚的自称。君主自称为“孤、寡人、朕、不谷”。一般人自称为“臣、仆、愚、不才、不肖、在下、牛马走、鄙人”等。贱称,表示对对方傲慢、侮辱的称呼,如称魏忠贤为“大阉”。代称,如平民百姓为“布衣、黎民、黔首”等。排行,长幼次序为“孟(伯)仲叔季”,如孔仲尼,排行老二。
(五)年龄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垂髫(tiáo)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少年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豆蔻是十三四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弱冠是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而立是男子三十岁(立,“立身、立志”之意)。不惑是男子四十岁(不惑,“不迷惑、不糊涂”之意)。知命是男子五十岁(知命,“知天命”之意)。花甲是六十岁。古稀是七十岁。耄(mào)耋(dié)指八九十岁。期颐指一百岁。
四、古代官职
我国古代的官名以及官职的变动情况与现在有很多的不同,这里选其中一些代表性的略作介绍,以供参考。
中央官职。如:“三公”,春秋时是指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九卿”,秦汉时设置,即奉常(宗庙礼仪)、郎中令(宫廷侍卫)、卫尉(宫门近卫军)、太仆(皇宫车马)、宗正(皇族事务)、少府(宫廷总务)、廷尉(邢狱司法)、典客(外交及少数民族事务)、治粟内史(租税、赋税、财政)。
地方官制。春秋时地方有邑县,长官在鲁称宰,晋称大夫,楚称令尹。
战国时郡县制,郡为守,县为令。
秦时郡县制,郡的长官为首,副职为丞,县内万户以上的叫县令,万户以下的叫县长。
汉时州国并存,州的长官叫太守,下有督邮、主簿。国置相,后置十三监察区长官,叫刺史(后称牧),下有属官别驾、长史、司马、参军等。州下设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亭下有里。县长官叫县令,乡的负责人叫三老,亭的负责人叫亭长,里的主事叫里正。
唐代各道长官叫黜陟使、巡察使、观察使,后在边境几州并为一镇,设节度使。道下设州,州的长官叫刺史。
宋代各路长官叫转运使,州的长官叫知州,县的长官叫知县。
元代行省的长官叫丞相,参知政事为副职。
明代各省长官称为左右布政使,有战事时,在一省设巡抚,几省设总督。
清代将明代的巡抚、总督由临时的改为封疆大吏。省下设道,道的长官为道员;道下设府,府的长官叫知府;府下设县,县的长官叫知县。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指南录〉后序》中的“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一句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3)擢。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国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张衡传》:“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五、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一)中国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或精魄。传统美德的总结与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为了对我国传统美德进行完整的、有机的认识,我们须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的关系上来把握。我们概括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为: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谦和好礼(“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形成浩然之气和民族气节);克己奉公;修己慎独(非常注重对个性尊严的强调和期待);见利思义(体现价值取向);勤俭廉政;笃实宽厚(中华民族的质朴品格和务实精神);勇毅力行(在践履道德方面的德性和德行)。
(二)中国伦理体系主要由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的精神,构成了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六、总结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
我们从总体上概述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一)中国文化是伦理类型的文化,把人伦的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伦理类型文化主要根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具体表现在: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条件下步入阶级社会,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从社会心理看,国人对血缘关系十分注重;作为社会心理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学说的重心。
(二)中国文化的特点归纳为六点:延续性(中国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以宗法观念为黏合剂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对不同文化的强烈融合性(不但能“容”,而且能“融”);非宗教性质;重直觉的思维模式;文化主体的抽象性(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人”,是道德的人,并不是各具个性的人;重共性,不重个性,因而人是抽象的)。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一)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危机。这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林则徐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编写的《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接着,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00卷,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史地著作。魏源概括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的主张。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由此开始。
(二)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受到批判,维新派提出制度层面的改制,这是又一个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中,胡适提出“全盘西化”论,对于打击复古思潮有积极意义,但它否定了文化产生的经济、政治动因,主张机械搬用西学,该主张显然行不通。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科学地解决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