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现代小说，是以清末民初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为先导的。鸦片战争后，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小说作为一种能“支配人道”、“启迪民智”的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的艺术形式，逐渐从文学边缘向中心地位移动。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维新革命相联系，极力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并发起“新小说”创作，小说由此走向繁荣，很快结束了漫长的古典时代，到五四时期，进入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进步文学潮流相融洽的现代发展历程。

现代小说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经历了五四探索期、20世纪30年代的极盛期和此后变新期等几个发展阶段，涌现了一批批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理论和小说观念，于是，现代小说成为现代文学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学样式。

五四探索期小说由于处在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为了真正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理念，纷纷向西洋小说学习和借鉴。作家的执著于多种创作方法和多样艺术形式的探求，使五四时期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探索特点，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为艺术的浪漫抒情小说就构成了五四小说的两道主要风景。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作家当属鲁迅。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由此揭开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序幕，他本人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下了许多短篇小说，后结集为小说集《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以“内容的深刻、格式的特别”，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有着极高的思想、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主要是鲁迅和受鲁迅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及与之相近的一些社团成员创作的。这种创作关注现实民生，针砭社会痼疾，探寻人生意义，有浓郁的现实和理性色彩，体现了“为人生”的文学观。首开先河的是问题小说，它把“表现和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作为创作主题，作品涉及当时社会特别是青年关心的礼教、婚姻、家庭、劳工等与启蒙和自由解放有关的各种问题。代表作有冰心的《超人》、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庐隐的《海滨故人》等。此后作家开始转向写实，叶圣陶是其中的代表，他以《潘先生在难中》为主的早期代表作，充分显示了这派作家写实小说的艺术魅力。

1923年左右，在鲁迅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未名社、语丝社一些来自农村、寄寓城市的青年作家开始创作乡土小说，他们努力克服问题小说“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以抒情之笔回忆自己的家乡和童年，笔触乡土的衰败与悲苦，主要作品有王鲁彦的《柚子》、许杰的《暮春》、许钦文的《故乡》、吕静农的《地之子》、蹇先艾的《朝雾》等。

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又称“自叙诗”抒情小说，主要是中前期创造社、浅草社、弥洒社等社团成员创作的。这种小说本着“表现自我”的创作观，着力描写个人私生活和性心理。作品往往通过对主人公思想性格和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因而带有自传性质。郁达夫的早期作品如《沉沦》就是代表性作品。

极盛期小说是小说创作大面积丰收的时期，中长篇小说特别是三部曲创作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时期，小说题材范围扩大了，作家审美视角拓宽了，创作风格愈加丰富并趋向成熟，出现了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一批著名作家，他们走着或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风格路子，各显风骚，极大地充实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气魄。具体说来，主要有左翼作家及进步作家的创作，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有“京派”作家的创作，如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有“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等。

抗战爆发后，大批作家以各种方式纷纷投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小说创作进入变新期，激情与理性、愤怒与忧伤、赞颂与批判成为这个时期小说的一些主要风格。这时期，主要有国统区小说创作和解放区小说创作。

国统区小说在抗战时期主要以救亡为题材，以激发民族热情、揭露政治黑暗为主旋律，一批反映前后方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暴露与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败的作品涌现出来。主要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茅盾的《腐蚀》等。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治合作基础，进步文艺界面临着一场激烈的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这一时期的小说主要是一些揭露现实黑暗、描写战争实情、歌颂反抗精神的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黄谷柳的《虾球传》等。

解放区小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解放区作家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要求，走向农村、前线，描写解放区在军事斗争、农村改革等各方面的艰难历程，歌颂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可贵革命品质，体现党的领导的伟大力量。作品主要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在国统区、解放区创作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上海“孤岛文学”和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张爱玲、钱钟书的创作。张爱玲都市传奇系列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及钱钟书的人生讽刺巨作《围城》，从题材到艺术风格，都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世界，是同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

解放初期(又称十七年文学时期)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工农兵方向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小说的歌颂与教育功能被凸显，一批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为创作对象的具有史诗性的作品先后问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成立给人民带来了一种翻身得解放的幸福感、自豪感，人们真诚地感谢党、感谢领袖、感谢新中国，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因此，颂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华颂、劳动颂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主要创作有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如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有描写社会主义新中国劳动建设者的作品，如赵树理的《三里湾》、马烽的《结婚》、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等。这些作品都有史诗性宏大叙事的特征，但由于过分强调歌颂与教育功能，人物形象都带有很强的情绪化、概念化的缺陷。

1956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作家的探索精神被激发出来，一批以揭露现实矛盾与生活问题，批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描写人性人情的作品问世，主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作品强调文学的写实性和批判功能，表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作品人物不再是概念性的，其主体性得到加强，几乎都具有矛盾心理和复杂性格。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特别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两结合”创作原则后，小说创作很快改变了一年前“写真实”的状态，在写颂歌的基础上，又燃起唱战歌的热潮，小说创作进入了颂歌与战歌交响的阶段。代表作品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这些作品以革命斗争历史和农民、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为题材，按照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用“史诗性”的构思表现了在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领导下革命者、建设者的英雄事迹。但由于作品过分强调政治教化功能，作品人物都具有脸谱化、单一化特征，人的个性特征被弱化，人成为某种观念理想的象征，从而虚伪化了。

“文革”十年，是小说创作被荒芜的十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带给文学的变化是文学界重新审视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后，文学再次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新时期开启小说创作新纪元的是“伤痕文学”。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引发了一场揭露“文化大革命”给人的从肉体到心灵造成的伤痕的创作热潮，如卢新华的《伤痕》、叶辛的《蹉跎岁月》、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重拾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用全知叙事方式直接、大胆地暴露历史悲剧，表达抒写主体的思想情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深化的一个标志。在“伤痕文学”对“文革”罪恶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时候，人们开始对共和国历史进行回顾反省、再认识、再评价，从历史的深处反思这场民族灾难的教训。代表作品有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等。这些作品以国家、民族、历史的代言人的身份，用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艺术手法，从历史、哲学、文化、人性等角度对“左”的思潮和文学进行自我反思，因而这些作品往往既具有历史深度和思想容量，又呈现出小说美学形态、艺术样式的多样化。

1978年底，中国社会开始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文学也相应转向现实的变革。1979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改革文学”随之兴起。代表作有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陆文夫的《围墙》、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等。这些作品对在改革中出现的矛盾、斗争及改革给社会带来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的变化等一些新的问题与现象进行了揭示与探索，热情地歌颂了那些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

1983年到1984年间，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他们希望现在以文学的方式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1984年开始，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提出了“文化寻根”和“文学寻根”的主张，“寻根文学”出现了，代表作有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寻根文学”把眼光由现代转向传统，从中国文化之源、民族文化心理之源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积淀，寻找激发生命力的精神源泉，以期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因此，“寻根文学”的作品都是一些具有自觉意义的文学创作，能带给人思考与启迪。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纯文学”的“边缘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一批作家于是开始了对新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方法的寻求、探索与试验。这些借助西方20世纪文学经验，艺术形式有明显超前性、“本体性”的小说，就是曾被评论界称为“新潮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的“先锋小说”。代表作有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和《冈底斯诱惑》、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的《一九四三年的逃亡》、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等。先锋小说内容上力求对意识形态进行反叛与消解，手法上采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因而有“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特征，人物没有深度，而有符号化倾向，结构散乱而又破碎。

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重要现象是“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新写实小说注重日常叙事，关注人生烦恼以及日常生存状况，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同时消解社会、政治、理想等乌托邦。主要有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此外，女性小说也是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80年代前期的张洁、戴厚英、谌容、王安忆、张抗抗、张辛欣，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方方、池莉、张欣、毕淑敏、徐小斌，以及90年代后的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卫彗、棉棉等都是重要的女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