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中国古老悠长的文学传统中，诗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古典诗歌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到了近代以后，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僵化，陈词滥调充斥诗坛，诗歌离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远。古典诗歌所采用的语言与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严重脱节，它在格律上的种种限制更是一种严重的束缚。所以，打破传统诗歌形式，解放诗体也就成为了必然。

现当代的诗歌创作是以新诗为主的，所谓新诗，是指打破古典诗歌固有的形式与内容，以现代白话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一种新式诗歌。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黄遵宪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对僵化的古典诗歌体制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的，而新诗运动则从诗的语言形式上的解放入手。1920年，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这本诗集在很多方面严格说来是徒有新诗之名而缺乏新的意境，但它明确告诉我们，白话是可以入诗的，因此它的开创之功要高于实际成就。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诗集《女神》。《女神》突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和形式，充分发挥了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出版了新诗合集《湖畔》，史称他们为“湖畔诗人”。他们的诗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产儿，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色。湖畔诗人天真、开朗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对《女神》中叛逆、创造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样体现了时代精神与诗人个性的统一。

早期新诗的创作者大多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现代派新诗以汲取养料，同时，另有一些有识之士则开始着手从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寻找与现代诗歌的契合点。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不久在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诗人群，称“新月派”。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强调了诗歌的艺术美和形式美。新月派诗人尽管有着大体相同的追求，但更为重视的却是个人的独特艺术个性，并涌现出了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具有鲜明个人风格、自觉进行新诗试验的诗人，这本身也是新月派对新诗发展的一大贡献。

相对于新月派在格律上的努力，穆木天、李金发等早期象征派诗人则致力于变革中国的诗歌意象，引发了一种诗歌观念的变化。他们将象征主义引入国内，同时也是向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特别是晚唐诗与宋词的靠拢。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明确提出了将东西方诗歌“沟通”的理想，“象征”是外国的新潮流也是中国的旧手法，应该作为东西方诗歌的联结点。他们还提出创作“纯粹的诗歌”，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沟通)”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但这些都只是一种理论的倡导，早期象征派的理论价值是超过了其创作实践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些早期共产党员就提出新诗必须自觉充当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工具”，诗人蒋光慈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这一要求，其《新梦》集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承续了蒋光慈等的传统。中国诗歌会本身就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因此他们的创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着直接的、自觉的血肉联系。殷夫的《别了，我的哥哥》、蒲风的《钢铁的海岸线》、杨骚的《乡曲》等都表现了人民斗争丰富而壮阔的生活内容和昂扬的激情。1936年，艾青的诗集《大堰河》出版，其诗作《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兼具散文化的形式和内在的情绪韵律，为探索成熟的现代自由诗体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此外，30年代始终关注现实的诗人，还有臧克家。他的创作在形式上受到新月派的很大影响，讲究诗的形式的凝练、整齐，讲究诗的节奏、韵律。尽管他不直接表现工农革命斗争，但对下层人民却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代表作有诗集《烙印》。

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与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成的，被称为现代诗派“诗坛领袖”的戴望舒于1927年所写的《雨巷》已经显示出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1929年创作的诗歌《我的记忆》成为现代诗派的起点。沿着戴望舒开辟的道路继续摸索并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卞之琳，其诗集有《数行集》、《音尘集》等，他的一些诗作中表现的是一些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

抗日战争时期，卢沟桥的一声炮响让30年代两大诗派的对峙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陡然消失，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一起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一时之间，诗坛出现了同声歌唱的局面。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诗人们对抗战初期失落了的诗的个性有了新的自觉追求，在这种自觉追求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诗歌流派，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就是七月诗派。七月诗派强调突出生活的底蕴，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历史与个人的统一融合，同时也不排斥诗人个人的独特创造。绿原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鲁藜的《红的雪花》、阿垅的《纤夫》等都是充满力度的足以显示“七月风”的代表作。4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重要诗派是九叶诗派，穆旦是九叶派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诗不仅集中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且着力刻画矛盾重重的内心冲突，饱含激情的同时也富有深沉的哲理，标志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诗人的新诗创作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痕迹，战歌、颂歌盛行，内容多为歌颂人民、抨击敌人。个人只有在被集体认可时才有意义，这客观上导致了叙事诗的发达。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是这一时期较有名的诗歌。但在这种环境下写出的诗歌容易缺乏个性，个人的声音在集体的大合唱中湮没无闻。五六十年代，当大陆诗人在时代的风云面前有些不知所措时，海峡对面正兴起一股现代主义的狂潮，台湾诗人普遍将中西诗风熔为一炉，产生了余光中、郑愁予、纪弦、罗门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郑愁予、余光中。郑愁予以怀乡诗出名，诗风哀婉清丽，与古典诗的意境十分接近，堪称现代的古典诗人，广为流传的小诗《错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风格。余光中是台湾现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其诗兼融中西，变化多端，成就很高，然就其核心而言，乡愁是主旋律，代表作有《乡愁》、《当我死时》、《天问》等。

80年代，“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被挖掘出来，其前驱式人物是食指，他写于1968年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最为读者所熟悉。此外，“文革”时期白洋淀知青聚居地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也是不可忽略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芒克、多多。之后，经过几次论争，肇始于“文革”地下诗歌的朦胧诗逐渐成熟，代表诗人有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林莽等。北岛最具影响的诗歌是《回答》，大体而言，严肃、悲壮是北岛初期创作的主调，写作中含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顾城是目睹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的，他的早期创作还对时代有所反映，如《一代人》。但很快他的写作离开了直接观照社会问题的视点，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感觉，在诗中创造了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他也因此被称为“童话诗人”。舒婷的诗在思想艺术上的创新显得较为不足，不过她却拥有最多的读者。舒婷的作品会承担一些“重大主题”，也写青年在“文革”中情感上的“伤痕”，写迷惘和觉醒的内心冲突，同时，也表达对独立个体(尤其是女性)人生价值的追求。代表作有《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双桅船》等。

80年代后期，朦胧诗的新锐势头已在衰减，新生代诗歌应运而生，诗坛出现了百花争鸣的局面，影响比较大的有“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他们”等诗歌流派，比较活跃的诗人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等。这期间最有创造力的诗人是海子，这位早逝的天才诗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其代表作《亚洲铜》、《土地》、《打钟》充满了对土地和乡村的情感，意象精美。此外，新生代的另一个特色是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如陆忆敏、翟永明、唐亚平、林雪等。她们已经不满足于像舒婷那样追求女性与男性并肩而立，而是要求完全的人格独立。

90年代，相比之前的风光，诗歌的“坠落”和受到的漠视十分醒目。这一时期的创作未曾出现时代的扛鼎之作，诗坛两大派系——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经常发生激烈的论争。知识分子的写作喜欢从西方现代大诗人的作品中汲取养料;而民间诗派则要求清理文化，从个人身体出发去感受事物。然而，诗歌是否能打动人心，关键并不在于标榜某种立场，而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向度，这也是在诗歌沉沦的今天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是从内容与形式方面去分析品评，诗歌也不例外。诗歌的内容包括诗人的思想感情、作品的主题要旨等，形式则是指语言表达、表现手法、结构安排等方面。诗歌较其他文体而言篇幅短小，因而要求语言精练，意味深厚，一字一句不浪费，不要求字面的衔接而讲究内在的连贯。欣赏现当代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不妨从这些方面入手。结合创作背景了解诗人的思想感情，欲言何事，欲表何情?进而分析作者的表现方法，选取何种意象，营造何种意境，等等，层层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