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诗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诗歌历史悠久，作者之众多，作品数量之浩繁，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广，形式之优美，等等，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诗歌相媲美。

诗歌是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远在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歌谣。这些口头创作被保存在历史典籍上的只是极少数，原始诗歌大部分都失传了。春秋时编成的《诗经》才是可靠的文献资料，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运用了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诗经》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转到诗人的独立创作。《离骚》是《楚辞》乃至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全诗表达了诗人的美政理想以及忠君与爱国的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充满爱国激情，有崇高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的伟大诗人形象。诗中充满丰富奇特的想象，把现实跟曲折奇丽的神话境界和神话人物融为一体;诗中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在艺术形式上，《离骚》打破了诗歌的四言格调，吸收民间形式，特别是楚国民歌形式，创造了新的诗体，即“楚辞体”或“骚体”。《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成为我国诗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坐标。

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官署即“乐府”，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辞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汉代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现存的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这些叙事诗，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现人物事件比较灵活，常截取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段来表现，以此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汉乐府诗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的典型形象，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它所表现的游子、思妇等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它长于抒情，委曲婉转，妙于起兴，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直至建安时代，由于“三曹”、“七子”的提倡，终于形成了“五言腾涌”的局面。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的情感，在艺术精神上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式上亦带有鲜明的民歌风调。诗歌内容充实，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形成了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大肆屠杀异己。在政治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文人少有全其身者，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晋书·阮籍传》)。活着的人，或放浪形骸，或寄情山水，借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文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诗歌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特别是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

西晋诗歌继承并发展了曹植诗“词采华茂”的特点，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代表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诗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钟嵘《诗品》称为“左思风力”。东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山水诗人陶渊明，他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领域——田园诗。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在对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等的白描中，流露出诗人对田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评价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晋宋之际，山水诗逐渐兴起。谢灵运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画山水景物的诗人。他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

永明年间，沈约、谢緿、王融、周等诗人创造了一种跟古体诗不同的新体诗，史称“永明体”。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增强了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为唐代格律诗的出现及其繁荣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谢緿是永明体诗的代表诗人，也是齐梁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与谢灵运并称为“二谢”，后代称他为“小谢”。谢緿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诗体的探索。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在新诗体的探索方面，他将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中，体现出音调和谐、圆美流转的特点。谢緿诗善于熔裁警句，对仗工整，和谐流畅，清新隽永，体现了“永明体”的特点。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多是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视野大多停留在宫廷，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之作，风格浮艳。后期出使北方而被羁留，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拟咏怀》为代表的诗歌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仕敌的羞愧，风格亦由早期的轻靡华丽变为苍劲沉郁。他的诗集六朝诗歌之大成，对唐代文学影响甚巨。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它们产生在以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婉转缠绵。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北朝民歌除写男女情爱之外，还写了大漠风光、征战行役、羁旅乡思等内容;在风格上，豪放粗犷，坦率爽朗，质朴刚健。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近五万首诗，以及许多著名的诗人。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位卑而名高，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在诗歌的题材、风格、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和贡献:在题材上“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离别、怀乡、边塞、市井生活、山川景物等皆入诗，代表了当时文学革新的方向;在形式上，王、杨长五律，卢、骆长于七言歌行，改造了宫体诗。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四杰”之后，陈子昂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其《感遇诗》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李白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作细致的描述，气势宏大，想象变幻莫测。杜甫以时事入诗，直面社会现实，主要反映社会人生，取材多是当代时事和自己经历，写自己的真实见闻、感受，包含着对祖国、人民的深切感情，其诗风格沉郁顿挫。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的诗歌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被后人合称为“元白”。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有创造，自成一家，后人称为“韩孟”。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为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求险怪的风气。孟郊成为中唐苦吟诗人的代表。孟郊作诗尚奇峭，出自苦吟，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柳宗元的诗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峻高洁的个性。刘禹锡善作咏史诗，在寄寓怀古的感叹中，融入了对现实的忧患意识。他的民歌体竹枝词和杨枝词，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李贺诗在构思、意象、遣词、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瑰丽、冷艳的浪漫风格。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讲求清丽的辞采，在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有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宋代是继唐之后中国古代诗歌又一个繁荣的时代。宋初以杨亿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派，在当时影响较大。代表作家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作诗取法李商隐，讲究辞采，以偶丽为工，好用事，以表现才学和工力。接着出现了反对诗文浮华作风，并从理论和创作上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柳开、王禹翶等人。至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登上文坛的时候，继承并发展了柳开以来的复古主义传统，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的诗。“以文为诗”是苏诗的显著特色之一。他以才学为诗，体现为好议论、善于使事用典。有意识地以议论入诗，将对事物的形象感受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黄庭坚以字句的奇崛造成一种陌生感，追求诗境的生新美、诗语的峭拔美和诗韵的兀拗美，诗风奇特拗崛，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

南宋前中期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即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他们均以诗歌擅名天下。其中陆游影响最大，杨万里、范成大二家次之。陆游诗雄浑豪健，善于凭借幻境、梦境来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兼李白豪放飘逸与杜甫沉郁顿挫为一炉。在诗体方面，陆游各体俱工，尤擅长近体诗，其中七律尤为世人所推重。杨万里的诗歌活泼自然，饶有谐趣，被称为“诚斋体”。诗人每每从平常的事物中敏锐地捕捉到富有情趣的瞬间，并用浅近自然的语言把他的所见所闻表现出来。范成大的使金诗记载了自己在沦陷区的亲自见闻，描写了山河破碎的景象，以及中原人民盼望光复的心情;其田园诗把反映隐逸情趣和农事生活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的诗歌。

南宋后期诗坛有“四灵诗人”，即指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四灵诗人”反对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生硬晦涩的诗风，他们推崇晚唐的贾岛、姚合，讲究字句声律的作诗方法和野逸清瘦的诗风;内容狭窄，以描写身边眼前的山林景物来表示自己的清高脱俗。后来又出现“江湖诗派”。南宋后期杭州书商陈起刻印当时一百零九位诗人的作品，合称《江湖集》，后人就称这些诗人为江湖诗人或江湖派。江湖诗人大多是落第文人，他们浪迹江湖，彼此以山人、名士相标榜。江湖诗人是在宋理宗嘉定年间因受四灵诗的影响而使诗风趋于一致的。“四灵”与江湖派有较明显的渊源关系。

元代诗文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期，但元代的诗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不少。元代中期虞集、杨载、范!、揭斯四人，并称“虞杨范揭”，或被称为“元诗四大家”。他们当时都颇有诗名，但作品多题咏寄赠之类，内容较空泛;崇尚“雅正”，宗法唐诗，风格各异。元末诗人杨维桢号铁崖，其诗作最具艺术个性，融会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风格，给人以新奇的感觉，被称为“铁崖体”。

明代初年，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诗才雄富，其诗境界开阔，气势宏伟，感慨深沉，声韵铿锵，句式参差，直有李白七言歌行惊风泣雨之势。他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诗为登临怀古名作，描绘长烟落日的大江壮景，颂扬南京的江山形胜，感慨历代成败兴亡，充溢着对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喜悦，其后又出现了以杨士其、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台阁体”诗，诗歌发展至此步入低潮。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均以大学士辅政，其诗文多应制、题赠、颂圣内容，貌似雍容典雅，安闲和易，实则空虚浮泛。在“台阁体”诗风尚未消退之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提出了诗学汉唐，尊崇李、杜的主张。他们做诗强调宗唐法杜，着眼于音调、法度，体现出从“台阁体”向“前后七子”转化时期的过渡特点。

明代中叶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过分注重对古诗的模拟，有蹈袭之弊。晚明时期出现了一个反复古的文学流派公安派，代表诗人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因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他们不满前后七子的拟古之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艰深古奥，佶屈聱牙，表现了一定的变古创新精神。艺术上多能流露个性，清新洒脱，意达词畅。但也有境界狭窄、俚俗空疏的流弊。继公安派之后，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反复古、重性灵上与公安派一致，但他们不满公安派鄙俚、轻率、浅露的流弊，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即通过乞灵于古人，达到一种“灵”而“厚”的创作境界，因此表现出“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清兵入关，时代造就了陈子龙，夏完淳等一批爱国诗人。他们以雄劲高迈、悲壮激昂的诗歌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操。

清代是中国诗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诗歌创作的成就远在元、明之上。清前期主要有遗民诗人和入仕诗人两类。遗民诗人以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等为代表，他们忧时伤世，关注国运民生，高扬抗清复明，多以史诗般的内容和坚贞崇高节操而称重当时、影响后世。入仕诗人以钱谦益、吴伟业为代表，他们出处尴尬，多表现伤感情怀。钱谦益主张“转益多师”，“有本”(性情)、“有物”(学问)，其诗词藻华美，才气纵横，尤工七律。《投笔集》中怀念故国，悔恨平生，颇有佳作。吴伟业诗多感慨朝代兴亡和悲叹自身失节。他的歌行体诗吸取了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诗歌的叙事手法，侧重写人，辅以初唐四杰的缤纷词藻，晚唐温、李的风情韵致及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代表作有《圆圆曲》、《永和宫词》等。

清代前期还有著名诗人王士祯，其论诗提倡“神韵”。擅七言近体，善融情入景，创幽静闲远境界，引人入胜。他所主张的“神韵”即风神韵味，提倡“兴会”、“神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要求诗歌有幽静淡远的境界和含蓄隽永的语言。

清中叶政治高压、文化专制、汉学兴盛。诗歌坛出现了尊唐的“格调派”、宗宋的“肌理派”，继承晚明主情的“性灵派”。沈德潜提倡“格调说”，强调写诗须讨究格律声调:“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要写得含蓄、蕴藉、委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讲究格律、声韵，重视体式，提倡学古，但反对拟古。“格调说”对“神韵说”空疏浅陋的弊病有所补救，但它维护传统“诗教”，基本属封建正统派诗论。他的诗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封建卫道气，其诗选、诗评影响颇大。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说诗啐语》。翁方纲主张“肌理说”，认为“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志言集序》)。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认为作诗不在力求神韵，不在死守格调，也不在空谈性情，而在读书和学问。他把诗歌引向“考据入诗”的故纸堆，使诗成了令人生厌的学问诗。

乾隆年间，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袁枚提倡“提笔先须问性情”，“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种诗论也缺乏深刻社会内容。袁枚诗直抒感兴，清丽灵巧，流转自如，《沙沟》、《马嵬》等皆为名篇。

道光、咸丰年间，由于清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诗人们冲破诗坛的沉闷局面，在作品中抒写忧国伤时的情怀，龚自珍是其中最为优秀的诗人。他着眼于社会现实，把诗作为战斗武器，抨击时政，揭露批判黑暗社会，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开创了近代文学史的新风气。同治、光绪年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形成，发生了“诗界革命”。这一诗歌改良运动中的创作成就以黄遵宪最为杰出，他的诗歌反映了新的思想文化和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富有时代精神。其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推动了“诗界革命”。清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走向高潮，资产阶级革命者秋瑾是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她以诗歌为宣传革命的工具，创作力求通俗、自由。她的创作代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