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疾病的隐喻

在文学中，隐喻可以是一种修辞手法。例如，在桑塔格的《火山恋人》里，小说中出现的火山意象就是隐喻的:火山是热情的，同时也是毁灭性的，它暗示着革命，也暗示着爵士等人一切荒诞的行为。

隐喻除了是一种修辞手法外，它更重要地表现为一种成见和偏见。世界上最知名的隐喻要数柏拉图的洞喻说。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曾向世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群人生下来就被囚禁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被强迫着面朝内壁，看不到背后的洞口和任何东西。一天，有人在他们背后燃起了火堆，通过火光的映照，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同时也看到了身后别的东西的影子。于是这群被捆绑的人就这样把世界的影像当做了世界本身。后来，这些人被松绑了，他们转过身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却发现这个真实的世界一点也不像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影像，反而更像是一种幻觉。

桑塔格对隐喻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她自身的经历所致。“桑塔格一身都为疾病所累。在孩童时期，她就有严重的哮喘。1976年桑塔格正值不惑之年，因为得了乳腺癌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病情诊断不容乐观，桑塔格得了四级癌症，全身只有三分之一的淋巴功能正常。医生告诉她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再活两年。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治疗后桑塔格死里逃生。但是在1999年桑塔格又因为子宫癌接受化疗。”^[11]桑塔格在生病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社会施加于患者的精神负担。她深深地感到，除了疾病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桑塔格认为，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与文化都把种种神话以及一些隐喻附加在疾病身上，随之而来的是给病人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她的这一见解主要见于《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的隐喻》等论著之中。在《疾病的隐喻》里，桑塔格分析了疾病怎样交替地被浪漫化和妖魔化，谴责人们把疾病视为诅咒和祸患，使之不知不觉地变为社会、文化或道德腐败的隐喻。“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都得到了报应。随着赋予疾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在疾病和‘受难’之间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12]人们通常以瘟疫来隐喻非正常的道德行为。除了死亡的隐喻外，还有人格的歧视，癌症患者往往被看做低人一等，桑塔格感到这是19世纪社会公众对肺结核病人和麻风病人歧视的现代翻版，她觉得为了广大的患者有必要揭穿其隐喻的内涵。桑塔格从康德的“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句中听出“癌症即等于情感过度”的隐喻，从卡夫卡的“我的头和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协定”句中听出所谓疾病其实“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在如此的修辞循环中，疾病已大可约等于所谓“天罚”;从雪莱安慰病中济慈“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中听出“刻意将疾病诗化”的隐喻。结核病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病;苍白被认为是一种浪漫，同时也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标志;癌症和其他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则被赋予了隐喻;梅毒是不道德行为的结果。在桑塔格看来疾病本身不过是一件事实而已。为此，桑塔格说:“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做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3]

桑塔格认为“隐喻和神话能置人于死地”，把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14]。要摆脱附加在疾病之上的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15]

《艾滋病的隐喻》里突出了西方的文化优越主义和种族歧视。桑塔格认为，性放纵与同性恋是后工业社会的消费逻辑的产物。后工业社会注重消费和生产，强调自由和平等，而这种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在身体欲望的解放中，性开放也达到了顶点。艾滋病的流行在这个时期内反倒表现出其积极的方面，那就是给放纵的人们敲响警钟，让他们懂得节制，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以免染上这不治之症。“艾滋病的出现使人们重新发现了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享受和谐音乐与田园幽静、教堂婚礼的重要性。”^[16]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从未正面出场、甚至不知道名字的被谈论者就是个艾滋病患者。朋友们的谈话仿佛一面镜像折射出了这个主角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些对话也反映出了这些朋友的担心，因为他们有一个得了艾滋病的朋友。他们为朋友难过，也为自己担心，不知道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感染了艾滋病。这群单纯、热情、直爽、富有同情心、有知识、有教养、有体面职业的都市人，在可怕的艾滋病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困惑、被动、无能为力。

疾病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往往被认为与落后国家有关。这一意识形态里隐藏着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而病人往往也被看做边缘人。桑塔格写出关于隐喻的论著就是为了将疾病背后带有的文化、政治隐喻展示在大众面前。通过对疾病等相关问题的考察，桑塔格发现疾病的隐喻是对疾病进行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种种社会化的阐释形成的，摆脱隐喻的方法就是反对加诸于疾病的人为阐释。通过反对阐释，可以去除隐喻性的夸饰带给患者的精神迫害，帮助患者尽早地寻求有效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