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矫饰的坎普

1.亚文化的趣味

坎普^[3]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Camp(坎普)其实并不是桑塔格的创造，但是，今天在谈起20世纪的文化时，人们都会自动地将坎普与桑塔格的名字联系起来。

“坎普”音译自英文中“camp”一词，有三个主要的意思:当它作为名词时，意味着“露营”、“野营”、“营地”、“阵营”;当它作为动词时，意味着“扎营”;当它作为形容词时，主要表示“同性恋的”、“男人女性化的”。Camp的意思由“原野”、“平原”转义到“露营”，再后来又被引申为“行为或情趣上的矫揉造作，通常被认为是不自然的、粗俗的、平庸的或故作诙谐的品性或风格”。桑塔格对“坎普”的解读为:“‘坎普’这个词作为动词的一种通俗用法，做某种事，称作‘做坎普’(to camp)。做坎普是一种诱惑方式——它采用的是可以作双重解释的浮夸的举止，具有双重性的姿态，行家深知其中三昧，外行却对此无动于衷。同样，延伸开来说，当这个词变成一个名词，当某人或某个东西成了‘一个坎普(a camp)’，其意也有双重性。在事物可被理解的‘直接的’公共意义的背后，人们发现对该物的个人的、滑稽的体验。”^[4]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是坎普趣味的起点。“坎普”最初作为一种卑琐的街头亚文化词语出现，在文化的边缘占领着一席空间。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界限，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资本强权和粗俗的市民文化勾结在一起的时刻，有一种称为“坎普”的东西一直存在。这时人们对技巧、外表和对称有特殊的敏感;对栩栩如生、扣人心弦的描绘有独到的鉴赏力;对再现多变的情感及性格的全貌有典雅的手法。此一时期，文字中充满警句和有节奏感的对句;手势和音乐中充满炫示性的动作和装饰性的颤音，等等。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坎普时期。

18世纪的坎普趣味重视自然，乐于缅怀过去。大致在19世纪，曾经分布于高级文化领域的坎普趣味开始带有敏感、灰色、反常的色彩。后来随着标榜视觉艺术和装饰艺术的新艺术运动的风行，坎普趣味变得如日中天，并且产生了王尔德、菲班克等坎普风潮的带动者。王尔德认为美高于一切，艺术高于生活，艺术的美与价值不存在于生活与自然之中，艺术应该超脱人生，提倡写美而不真实的故事，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主张艺术不受道德约束;艺术美是具有独特气质而又不受任何约束的艺术家为了享受创作快乐而凭想象创造出来的。王尔德一直致力于发现或者说创造一种超越生活的美，作为自己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功利哲学、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的反抗。王尔德把生活戏剧化、审美化，坚信人们要么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么披上一件艺术品的外衣。他把颓废倾向与狂放享乐调和起来，追求感官享受的美和精神价值的美。在他看来自然在构思上存在着不足，处于难以理解的不开化状态，而且单调乏味，只有经过艺术自然才能变得生趣盎然。因此，不是艺术模仿自然，而是自然模仿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景观。

坎普被认为具有同丹蒂主义相似的趣味。在19世纪初，英国贵族中发起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些贵族崇尚华丽考究的服饰、彬彬有礼的言行、内涵精妙的高谈阔论、优雅的休闲活动，等等。他们蔑视平庸、忙碌、勤劳、进取的平民社会，用自己的高贵与悠闲来讽刺或嘲笑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适逢资本主义在欧洲蒸蒸日上，入世苦行、勤劳上进、朴素节俭、注重实际、不拘礼仪和形式等价值取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但是这种意识受到了一些贵族的反对。这些贵族提倡的新的生活方式被称为丹蒂主义(Dandyism)。丹蒂主义传到法国之后，法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丹蒂模型:一群贵族悠闲地漫步于匆忙来往的人群中，他们不断观察并展开遐想;他们看重形式美，无论是穿着起居还是礼仪举止都非常讲究;他们嘲笑激情与严肃，蔑视实用主义。

20世纪初，“坎普”一词被用来特指英国的下层社会和包括戏剧业、时尚业和演艺业的风流社会，成为欧洲没落贵族文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坎普文化在美国还属于一种边缘文化现象，如果用传统标准衡量这种文化氛围下所产生的作品，那么他们大多是糟糕的或媚俗的拙劣之作。但是，桑塔格却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其中蕴涵的审美价值。她看到坎普所坚持的是一种欣赏、享受的模式，而不是一种评判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促使人们去欣赏那些与传统风格有别的新艺术实践。坎普是一种现代的浮夸作风，但同时却拥有一种民主的作风，它超越了对复制品的厌恶。

2.游戏的唯美

坎普有几个突出的特征，它首先表现为变严肃为游戏的态度，将严肃之物转化成琐碎之物。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黜严肃。“这样说不无道理:‘它太好了以至成不了坎普’或者，它‘太重要了’，不够边缘(后一种说法后来更常用)。”^[5]坎普趣味反感惯常的审美评判的那种好与坏的标准。坎普的游戏性在于它发现自己是审美的和超脱的。在传统的高级文化看来，它往往是边缘化的粗俗之作。

其次，坎普强调视觉装饰因素。它主要体现在服饰、家具、摇滚、古典芭蕾、歌剧、电影以及所有视觉表演上。这些视觉表演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侧重于结构、感性外观与风格，并以牺牲内容为代价。

纯粹的坎普表现为并不知道自己是坎普的一种非蓄意性行为，因而是纯粹的。这时，它是绝对严肃的自爱或自恋，既不图好玩，也不是为了取悦他人。但是，它又适当地掺杂了自我嘲弄和一种对主题、材料的轻蔑态度，混合了夸张、奇异、狂热以及天真的因素。

坎普不是对大自然的感觉方式，而是对非自然景物的迷恋、对技巧与夸饰的喜好。现代化大都市里出现的坎普像迷恋情人一样迷恋非自然的人工物，蔑视将物品视为商品，并且与乡村文化无缘。桑塔格最为崇尚的是法国新艺术派的作品，因为这一派的任何实用物品都被赋予了艺术形式:灯具成为花卉植物的造型，客厅俨然是石窟，连巴黎地铁的入口都在19世纪末由吉马赫设计成了兰花茎的风格。大自然中没有坎普性质的东西，田园的坎普依然是人造的，坎普的对象属于都市文化，与城市的事物相对应，具有田园风格的宁静率真。坎普表现为它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它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的热爱，是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坎普是尝试去做非同寻常之事。不过，这种非同寻常通常是指特别、有诱惑性(如弧线、过于夸张的手势)等意义。坎普把从前认为是坏的趣味作为一种很高的修养来培养。

坎普是小圈子里的东西——是某种拥有自己的秘密代码甚至身份标志的东西。坎普艺术的持有者是那些能够真正体验到富裕社会或圈子的精神机能障碍的“趣味贵族”，是一个临时拼凑的自选阶层，大多是同性恋者^[6]。桑塔格对坎普的风格进行了一种反性别的界定:“女性化的男子或男性化的女子肯定是坎普感受力的最伟大意象之一。”^[7]这是一种“雌雄同体”的意象，或者说是一种“阴阳合一”的意象。所谓的“形式”、“唯美”、“技巧”、“戏仿”，都包含在这一意象之中。

桑塔格的《论坎普》由序言和58则或长或短的札记组成，其论述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结构也并不严密，有些表达甚至有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桑塔格对坎普毫不含糊的维护。“她告诉我们她被坎普吸引，又被坎普远离。她与坎普的关系同梅勒与嬉皮的关系非常相似。坎普的诱惑有别于一般的诱惑，它让人们信服，让人们觉得应该放弃良心和道德。”^[8]

桑塔格的《论坎普》实际上是对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行动的一步推进。唯美主义首先是趣味，是高超的感觉力，它不是可以被所有人分享的思想。唯美主义回避一切非审美的严肃，除非用一种暗示性的、闪烁其词的甚至是狡黠的言说方式，否则它宁愿不作任何言说。唯美主义对思想的非审美性保持高度警觉的态度，它只信任那些不受现实所累的东西。唯美主义首先源自于喜欢或热爱，而不是因为真理和道德的召唤。唯美主义以审美的方式理解世界，它不愿意回答非审美的问题。桑塔格对唯美主义的这一特点了然于胸，而她又有足够的能力向公众完整而鲜活地展示这个特点，这一点尤其充分地体现在她对“哪些是坎普之物”这个问题的解答中。“坎普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把世界看做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9]但是，坎普又并非只是看待事物的特定方式，它还是见之于物体和人的行为中的品性，而这并非全部取决于观看者的眼睛。企图用一种明朗的阐释将坎普之为坎普解说清楚，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在影院派学者看来，坎普就是“俗”，而且是“媚俗”，同时，它还非常缺乏实质性的、有意义的内容，因而是单纯形式主义的。坎普不受政治等外在目的所约束和控制，是以内容为代价来突出质地、感性表面和风格的唯美主义趣味的典型。在王尔德那里，艺术向生活敞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看做审美现象。到了桑塔格这里，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可以由坎普这样一种方式去帮助化解。坎普是对资本主义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妥协，它引发了人们对于诸如感觉力、文化趣味、文化等级的分化、审美价值等一类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坎普无疑是大众文化到处泛滥的时代里还算优雅的一种趣味。坎普能够突破惯常的审美评判的那种好与坏的标准和高与低的界限之分，最终使人们在一种不动声色、超然物外的体验中获得了“‘风格’对‘内容’、‘美学’对‘道德’、‘反讽对悲剧的胜利’”^[10]。坎普远远不只限于同性恋情趣，它还是道德的溶解剂，在道德主义的义愤填膺中保持中立或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