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迷惘中的求索

桑塔格小说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为《恩主》(1963)。《死亡之匣》(1967)、《我，及其他》(1978)、《中国旅行计划》(2000)^[12]等也属此类。

发表于1963年的《恩主》是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书中的梦境和幻想不仅起到了展开情节的作用，而且更像是小说主角。主人公“我”(希波奈特)因为父亲忙生意、姐姐嫁人、母亲去世，从小就备尝孤独的滋味并养成了一个特别的习惯——耽于沉思。因为发表一篇小题大做的哲学论文而退学后进入安德斯夫妇的社交圈。不过即使身处热闹的沙龙间，“我”仍痴迷于思考。有一天“我”突然开始做梦，之后“我”的生活和梦境再也没能分离开来。“我”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扮演梦境，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我”又求助于我的梦。“我”生存在对梦的期待与恐惧之中。梦指导并改变“我”的日常生活和“我”对他人的态度。“我”就在做梦和释梦这种亦真亦幻的生活中度过了61年的人生。

《我们现在的生活》主要通过五个无名无姓的“声音”展开。在声音中，故事主角的种种特性得到体现:他是单身汉，30多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住在曼哈顿的时尚地区，宽敞的家中还有不少艺术收藏品。朋友们之所以谈论他，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病，但是这种病的名字在整个故事中一直没有被吐露出来。这五个声音透露出一种担忧:不知道这位得了病的朋友是否已经把疾病传染给了自己或是与自己相关的人。这种病让所有人都恐惧，它就是艾滋病!这个病人是个时髦的双性恋者。对于这一代相信性滥交的年轻人，他们的关系早已经因为这个曾经时髦的举止而被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旅行计划》中的《宝贝》一篇中，一对夫妻轮流到医生那里去询问关于他们生病的孩子的情况。夫妇二人轮流去看医生，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简单的安排。然而随着情节的展开，夫妇轮流去医生那里的真实原因得以显露:孩子的病情让夫妇苦不堪言，只有轮流去，另外一个才能得到片刻的松缓，否则就会被现实的重压击垮。每每说到伤心事，原想一吐为快的夫妇俩均感到无所适从、欲言又止、矛盾暗生。夫妇二人的叙述便因此在时间上常常是混乱的，逻辑上是不清楚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以上几部作品呈现出共同的特点:首先，主人公的气质是“土星式”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游戏似的。

“土星(Saturn)气质”是桑塔格描述本雅明的一个重要概念。本雅明的特点表现为细腻、敏感、脆弱、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13]“土星气质”就是“本雅明气质”。此阶段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类似特点。《恩主》中年过六旬的法国男人希波奈特忧郁、多疑、孤独、犹豫不决，迷恋不确定性和神秘性。《死亡之匣》中的迪迪也有相似的气质。迪迪寄居在自己的生命里，像惴惴不安的房客。他有一种无能感，并且加倍的努力也医治不了他那由衷的无能感。这种无能感来自一种幻觉:随着现在变为过去，现在也变得虚无缥缈。

“当我们开始了解桑塔格的小说中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大多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无论是用一种讽刺的意味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因为他们缺乏有吸引力的镜像，所以并不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状况。他们生活得离我们太遥远，太过于受到梦境的管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小说中的角色受到过度控制而总是在梦境中谜一般地回荡，充满矛盾和困境。另一方面，这些角色对我们没有参照性。他们的世界常常是封闭的，并且充满装腔作势的智慧。通过这些封闭的、内向的人物的嘴，桑塔格说出的是入侵、打扰、简练和声明。桑塔格显然也很喜欢这种方式。这也是桑塔格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手段。”^[14]

桑塔格推崇那些具有“土星气质”的作家，如波德莱尔、卡夫卡、普鲁斯特、本雅明。卡夫卡似乎永远也难以结束他的长篇小说。与这种气质相关的风格就是一种迷宫般的叙事结构和细腻而又缠绕的文风。这种文风是典型的文学叙事风格，或者可以称之为“阴性风格”。桑塔格写作中溢出来的这种风格受到文化界的褒奖:“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汉娜·阿伦特对《恩主》的认可。她赞扬你的创意，并钦佩你‘用梦幻和思想来制造故事(make a story out of dreams and thought)’的能力。我猜阿伦特所谓的迷人的东西可能就是她说的“思想试验(thought-experiments)。”^[15]有研究表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优秀的文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土星气质”，他们拒绝那种清晰的、目的明确的“阳刚气质”。^[16]这无疑表明了桑塔格的写作特征与其时代流行的密切关联。

其次，这一阶段的作品重形式轻内容。在《恩主》这部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希波奈特的十几个梦，分别为“非常派对之梦”、“宗教梦”、“老资助人之梦”、“钢琴课之梦”、“镜子之梦”、“红枕头之梦”、“破窗之梦”、“泥鞋子之梦”、“军火库之梦”、“文学梦”、“木偶之梦”，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梦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之所以桑塔格对梦如此这般浓墨重彩地进行描述，是因为桑塔格认为“现实生活是瞬息万变的，而梦幻却相反。梦幻具有此在性，即使一个人在10年、20年、30年以后谈到梦，它也不会衰老，更不会不可信。城市的梦者不会寻求让听众相信梦的真实性，不需要让听者相信如此这般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在她的梦里。因为所有梦里的事情都同样是奇妙的，它们具有独立性与超凡性”。^[17]这表明桑塔格本身是排斥真实性的，亦即她意在抛弃梦的内容，转而去关注形式。这正好符合这样一段描述:“《恩主》是一部什么都没有蕴含的小说，它无内涵，是纯形式的。”^[18]

《宝贝》与其说是一则小说，不如说它是独白集。它的形式独特而简单，仅仅是病人对医生的叙述。实际上，通篇连医生的声音都没有出现，讲话的就只是夫妻二人，偶尔他们会重复一句医生的问话。整个故事仿佛是一幅没有画框的拼贴画，画面上零乱地贴满了一张张写满伤心事的纸;每页纸上除去“星期一”、“星期二”等时间标志型字眼外，再也没有给读者提供其他背景信息。

不过，正是这样独特的形式留给了读者无穷的想象。同时，这也反映出了桑塔格身处时代洪流，在迷惘中对小说创作进行探求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