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数字梦想

我将以信息技术表现出来的三种突出的数字技术——超文本、虚拟实在与人工智能为中心，尝试说明我对信息技术的模糊性的浪漫主义解释。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超文本只不过是一种能够进行非线性的阅读和写作的文本数据库(而超媒体也只是图像、声音的数据库)。这种技术的一个早期案例是泰德·纳尔逊的仙那都(xanadu)。在1960年代早期，仙那都已经以概念形式出现了。^[5]泰德·纳尔逊想象的仙那都不仅是一种包括视频、音乐、语音以及文本的全球性数据库，而且它也包括一个技术使用付费系统和一个类似麦当劳特许加盟店的组织结构。泰德·纳尔逊的超文本梦想清楚地反映了对整体可达性的现代欲求:“在你明天的屏幕上，你可以获得全世界发布的所有东西:所有的书、所有的杂志、所有的照片、唱片、电影。”(Nelson，1993，序言)超文本，正如迈克·海姆对泰德·纳尔逊的预言所评论的那样，效仿着神灵接近物的方式，它允诺提供给人类主体曾经属于上帝的全能。

然而，纳尔逊构想的名字灵感来源于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一首诗。而这一点已经是一个预兆。当纳尔逊再次许诺仙那都将要竣工时，该构想仍然在进行中。本雅明·伍利评论道，“像一个焦虑地等待着审判日到来的牧师一样，他仍然预言着仙那都，或者至少打造仙那都的软件，将在1990年6个月后完成。在他说这句话的6个月后(我当时在场，亲耳听闻)，仙那都仍然没有完成，但是这次听说过仙那都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乎了:重要的是它的构想，而不是它的实现”(Woolley，1992，158)。

如今，全球网似乎完全超越了纳尔逊的仙那都，并实现了纳尔逊的梦想中许多内容。而问题仍然是，超文本是否真正地实现了这种几乎宗教式的全能梦想。不能否认的是，网上可利用的信息已经是蔚为大观。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有限的存在者来说，结果却是信息超载，而不是获得全能。因为信息的超文本结构，我们感觉到一种总是无法触及的整体性和封闭性。在这个意义上，超文本中的“超”字就难怪有一种病理学的潜在意味了。“超文本的读者”，特伦斯·哈波德评论说，“就他相信链接，相信lexias(文本各组成部分之间或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链接)之间有一种约定的关系，他阅读文本的情形就如同一个强迫症患者，而最终在封闭、饱和或者饱和性里，读者发现链接只是一种导航的工具。”(Harpold，1994，209)超文本无法满足对封闭的渴望，而它结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迂回之路。

由此，我们发现在超文本与解构主义的概念——互文本性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6]超文本结果成为了一种巴特的文本观念的具体化。

在这个意义上，超文本与神灵接近物的方式截然对立，它是一种“反神学的活动，这其实是革命的活动，因为拒绝把意义固定化，最终是拒绝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法律”(Barthes，1984a，147;参看6.6节)。对于巴特而言，从反对经典的、线性的和目的论的文本统治到他要求一种终极的、无所不包的文本意义，互文本性是革命的，而在超文本的绝对规则之下，意义的延迟将会导致一种永不安宁的冷漠。

在与之相关的技术——遥在和虚拟实在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模糊性。在此，信息技术的(后)现代模糊性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虚拟实在是绘画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产物，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透视法是这种传统的发端(Penny，1994;参看2.2节)。在19世纪，摄像术的发明者把照相现实主义添加到图像和电影之中，虚拟实在接着把导航、沉浸和交互作用添加到电影之中;另一方面，在虚拟实在中，后现代模仿——迄今为止——登上了顶峰。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虚拟实在不再是一种再现的方式，而是一种现实消失的方式。然而，虚拟实在的矛盾修饰法已经暗示了，在这种技术的模糊领域里，实在与幻相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失去了它许多传统的意义(参看3.8节;参看De Mul，1997a)。如果虚拟实在是“一种在效果上是真实的，但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事件或实体”(Heim，1993，109)，那么问题在于在何种程度上，“真正的实在”仍然可以同“效果的实在”相区分。至少，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实在的确切含义。

遥在和虚拟实在中的另一种模糊性把我们带回有限性的主题，这些技术极好地说明了人类对克服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可实现性。借助于数字头盔和数字手套，使用者可以虚拟地出现在地球上(或者外太空)的另一个地方，或者处身于一种完全由计算机构造出来的赛博世界，比如一种对过去的虚拟重建。^[7]对于前者，使用者可用一个装配着人造感官和肢体的远程机器人来代表自己，这样用户不仅能够处身于遥远的情境之中，而且可以通过它导航和与它互动。而对于后者，这种沉浸、导航和互动发生在一个计算机构造出来的世界里。除了这些技术的实际功用之外——想象一下，在一个远程机器人的帮助下，消防员冲进着火的房子里营救人员，或者一个外科医生在一个模拟的病人身上进行一个困难的手术——他们也是人类渴望获得两种神性——遍在和全能——的表现。

但是在这一点上，神学本体论的渴望也没有通过这种方式而得以实现。尽管我们设计的虚拟世界似乎实现了我们的全能梦想，但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因为数字领域的复杂性(它会引起程序之间无法预期的冲突)、偶然性的作用(比如由于文件复制错误导致程序的自发变化)和其他使用者的蓄意攻击(网络犯罪事件迅速激增)，虚拟世界结果变得和我们日常生活一样不可控制。更重要的是，尽管在原则上，遥在的主体可以在刹那间虚拟地穿越宇宙中所有可以想象的空间，但这还远不是遍在。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网络愉悦也有所回应。我们可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的领域里找到这一点，它被称为把人的灵魂下载到计算机里。关于这一点，汉斯·莫拉维克在他迷人的《思维儿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一书中阐发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关于克服人的有限性的思想。

他想象了一个装配着数十亿个显微镜式的微电子和化学感应器和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机器人脑外科医生。这台机器按如下步骤操作:在打开大脑之后，机器人首先扫描一丁点大脑表层，并且在高解析度的磁共振测量仪的帮助下，建构出一幅三维的化学地图，而磁射线和电子触角则收集每一刻电脉冲在神经元里闪动时快速分解出来的信号。接下来，计算机对大脑的这一部分进行模拟，并通过比较模拟的大脑和原本的大脑中的信号来测试其精确度。因为病人是有意识的，所以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模拟的大脑与真正的大脑是连接在一起的，并能得到精确的校正。当这种模拟的大脑达到了一种充分完美的程度时，模拟大脑便永久性地建立起来，而在多余组织上的细胞则会被切除掉。

大脑被一层又一层地模拟出来，直到被掏空。最后，你的头骨空空如也，而外科医生把手搁在你的脑干上休息。尽管你没有失去意识，甚至你还在思想，但是你的心灵已经从大脑中移出，并转移到机器中。最后，外科医生抽出他的手，你感到天旋地转。你所抛弃的身体突然一阵抽搐，随即死去。一时间，宁静与黑暗笼罩着你。然后，你再一次睁开了你的眼睛。你的视角已经切换过来了。计算机的模拟大脑已经同外科医生手中的线断开连接，并重新接入到一个崭新的身体中，而身体的体型、肤色和体质都任你选择。你的变形大功告成(Moravec，1988，110)。

在莫拉维克看来，借助这种技术，我们对永恒性的渴望向着实现迈进了一大步，不仅我们将成为不朽之身——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心灵备份，并且只要老的身体磨损或损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们转入到一个新的电子生物体中，而且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大脑与其他人的合并，或者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更多拷贝(数字版的自我的分裂)。对有限的人类来说，全能和遍在似乎是力所能及的，但是还差决定性的一步，在来去如电的人工智能的世界里，处在一大堆不适应赛博空间的身体模拟之中的人类心灵只能缓缓爬行。“我们可能会忍不住从人工智能系统(AIS)中买一些更适应赛博空间的程序来替代我们最内在的精神程序，并因此，慢慢地把我们自己转化得与人工智能相差无几。最后，我们思维程序将彻底摆脱我们原本的身体，不留一丝痕迹。但是这种无身体的心灵，尽管在思维的清晰度和理解的层次上是无与伦比的，却觉得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人。”(Moravec，1992)莫拉维克的观点未尽于此，他预言，不仅人类的心灵将融合，而且其他物种的心灵也会融合。通过这种方式，地球生物圈在它数十亿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将让我们的未来受益，并是我们的未来建立的基础。“我们的思考最终是一种超级文化，是所有太阳系生命的综合体，它不断完善和拓展，同时从太阳流溢出去，将无生命体转化为有心灵的，但很可能其他类似的星球也膨胀着这样的幻想气泡。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那会发生什么呢?也许发生在其他地方的这种过程可能将整个宇宙转化为一个宏大的思想实体，为更伟大事物的出现奏响序曲。”(Moravec，1988，116)

在此，我不想讨论莫拉维克心灵下载的思想是否可行，或者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科幻小说的问题(参看对哲学与科学正反双方的观点的概述，Paul and Cox，1996，172-192)。我也不想讨论莫拉维克书中的道德价值。^[8]就我对这种数字革命的浪漫主义维度的讨论而言，我只是想指出，在莫拉维克的构想里，存在着特殊的狂热和反讽之间的彷徨。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已经注意到，“克服的人”的理念是浪漫主义传统里长期存在的角色。但是，即使在尼采激进的超人预言里，这种“克服”也是以另一种形态的人为目标，而不是要人走向灭亡。类似地，在后现代“人之死”(参看Foucault，1974)的预言里，这种死亡说的不是作为物种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的人的概念。^[9]就他预言了高级物种的生命的真正终结而言，莫拉维克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一种浪漫主义预言的根本实现。他把尼采观念中人类只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推向极端。莫拉维克认为，这种超人不是由碳构建的，而是用硅制成的。

尽管乍一看，似乎莫拉维克的预言赞同狂热，从而克服了浪漫主义在狂热和反讽之间的彷徨，但他最终却肯定了人类对永恒渴望的根本不可实现性。毕竟，莫拉维克想象的人的“克服”——反讽地——导致了渴望主体的整体消融。这并不奇怪，因为有限的人是以一种“永恒的缺失”为特征的(参看4.6)。我们不可能去除这种缺失，除非去除人类本身。

显而易见，这样的一种灭绝的后果，可能产生渴望的新主体，他们也有新的渴望之物。可能他们渴望着有限，就像过去奥林巴斯山诸神在观察人类时那样。通过模仿有限的人的过去的历史(和所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无限的赛博存在者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特殊物种的“永恒的缺失”、有限性和脆弱的至福，到头来是它最大的福气。

当然，只是虚拟地说一说。

【注释】

[1]该构想以荷兰语成书于1993年，英译本名为《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收录在耶鲁解释学研究书系(DeMul，2000)。

[2]根据福柯的观点，这种对当代的关注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在他看来，康德的小册子《什么是启蒙?》就是这种当代本体论的首例之一。

[3]一些学者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可参看Ulmer(1991)，Landow(1992)，Woolley(1992)，Heim(1993)，Mitchel(1994)，Turkle(1995)，Poster(1995)。也可参看DeMul(2000，1997a and 1997e)。

[4]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后现代哲学家，诸如德里达和利奥塔的(尤其是晚期的)作品中的伦理学维度。他们的后现代游戏并没有妨碍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游戏中的道德意义。

[5]在范内瓦·布什的文章《我们可以这样思想》里，我们可以找到更早的超文本概念，但是，他的存储器仍然是以微型胶卷的机械操作为基础，而不是计算机技术。

[6]参看乔治·兰道的《超文本:当代批判理论与技术的汇合》，“当计算机软件的设计者考察语法或者文字学时，他们遇见了一个数字化的，超文本的德里达，并且当文学理论家们考察《文学机器》时，他们遇见了一个解构主义的或后结构主义的纳尔逊。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惊人的碰撞，是因为在过去数十年间，文学理论与计算机超文本，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探索领域逐渐地汇合在一起”(Landow，1992，2;参看Poster，1995)。

[7]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虚拟实在拉斯科，它是对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史前洞穴的模拟。由历史学与考古学遗址电子重建中心开发，并于1995年在汉城双年博览会上展出。这种虚拟实在系统不仅能让使用者漫步在与原来的洞穴一模一样的拷贝之中，而且他还可以点击史前绘画和工具以便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甚至还可以同一个模拟出来的洞穴人较量一番。尽管是以一种不同于科幻小说家想象的方式，但像这样的虚拟实在系统却实现了穿越时间的古老梦想。毕竟，在虚拟实在系统里，我们没有真正地回到过去，而是沉浸在一种对过去的(重新)建造物中——如同历史小说一样，这种建造物是一种过去与现在视域的消融。

[8]可能罗杰·彭罗斯对这本书的评价有点夸大其词: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来最危险的书。但是略加想象，就可以料到它将导致病态的后果。

[9]有一个例外。在《非人:时间漫谈》里，利奥塔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了人类灭绝的可能性。然而，与莫拉维克不同的是，利奥塔不是把这种可能性理解为一种挑战，而是一种威胁(Lyotard，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