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后)现代计算机

当我们研究对信息技术的文化反思时，马上显露出两种模糊性。首先我们注意到对计算机本质的解释有两种相互排斥的类型。第一种把信息技术看作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甚至是现代性进程的完成，而第二种则把信息技术解释为后现代性的体现。根据雪莉·特克的观点，这些不同的信息技术概念是由计算机本身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的(Turkle，1995，29-49)。在20世纪40年代的计算机起步阶段，计算机似乎成为了现代世界观的完美体现。人们认为计算机是一种简明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把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一种便于安排和可操控的整体数学运算法则。在这种意义上，显而易见，计算机是现代主义者的普遍数理之梦的实现(参看0.5节)。计算机的数字编码实现了莱布尼兹想要创造一种能够吸纳任何意义的陈述，或用逻辑计算法去论证普遍语言的抱负(参看Heim，1993，37)。更重要的是，这种数字编码把话语、图像和音乐都还原为一种以0和1为单位的普遍序列中(参看Lanham，1993)。这种“世界观的信息化”可以视为一种世界图像的机械化的变形，并登上了现代性的巅峰(参看Dijksterhuis，1964;DeMul，1999)。

在MS-DOS操作系统中仍然可以找到这种现代主义者的计算机概念，这种系统支配着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代个人计算机。它能够让用户从入门水平操作计算机直到精通每一个细节。在这种系统里，用户同他的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抽象的、形式的和单向的。用户通过键入命令来指挥计算机，而这些命令具有严格句法结构和大量的精确参数。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麦金托什计算机，从根本上抛弃了MS-DOS计算机的现代主义美学。在麦金托什电脑上面，用户通过一种图形界面与操作系统相互分离，他必须在“界面值上”与事物打交道(Turkle，1995，23)，用户用鼠标双击图标以激活设备。在这种电脑上，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关于内容的和对话式的。用户只需把文件拖到一个废纸篓的图标里，并进入一个对话框，选择计算机展示给他的与这种情境相关的可能性，就可以简单地将文件删除。MS-DOS计算机每次只允许进行一次操作，但是麦金托什的用户则可以快速地来回往复于处理具体操作的不同窗口之间。在这一点上，麦金托什类似后现代社会的多元论，并且把用户转化为一种智能人(homo zappens)。许多或多或少有些精英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与实践，比如主体和文本的去中心化、线性解构和意义的撒播，似乎都可以在这种数字领域里找到它们广泛的实现基础。

特克把计算机操作方式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解释为由计算到模拟的转变。他认为，这种转变远比一种新界面的产生要危险得多:这种转变是一种当前发生的广泛的文化转变的表征。尽管我同意特克对这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的定性，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简单的转变。拿后现代计算机来说，我们必须在界面值上操作，而在后现代的屏幕背后，仍然进行着现代主义的计算。这些信息技术的不同的操作方式都立足于计算机本身的模糊的(后)现代本质之中。在著名的图灵试验里——在这个游戏里，参与者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找出是一个人做出了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一个计算机做出了答案——计算机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神奇的计算和模拟的混合。

微软混合的操作系统，MS-Windows，是这种计算机模糊本质的完美体现。在操作界面上，它(或多或少侵犯性地)模仿了麦金托什的图形界面，不同的是，它仍然给潜在的MS-DOS操作系统留了一条后路。事实上，微软视窗是一种对我们当前整个(后)现代文化的完美隐喻，显示出了现代和后现代层面同样模糊的混合，而视窗隐喻本身就是混合的。一方面，它让我们想起了知识的现代隐喻:一扇透明的窗户，压制着知识的所有媒介的感性本质，语言也不例外(参看Jay，1994，503);另一方面，因为它的推算能力，这种图形界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符号的物质性，并因此解构了这种计算机窗口的透明性。正如理查德·兰海姆所说，这种模糊性导致了一种在看透与看着计算机屏幕之间永恒的彷徨(Lanham，1993，42-44)。

在信息技术的文献资料里，我们发现了第二种模糊性，即对计算机价值的评价。一方面，有一种来源于对进步的启蒙信念的意向，它对作为“治疗法师”的计算机非常满意，认为计算机将实现我们最疯狂的梦想与欲望(参看Moravec，1988;Kelly，1994; Paul，1996);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带来了恶魔般的经验，这使得人们把计算机这一构想看作是瓦解西方文化所有力量的最终体现(参看2.5节)。尽管没有人否认多媒体信息技术提供了直接接触大量的图像、文本和声音的渠道，但批评家指出这没有带来参与的增长，相反增长了冷淡与冷漠。这些批评家认为，信息技术不仅是一种对人类本身与社会的攻击，因为它把我们的世界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圆形监狱，而且最终将导致计算机替代了人类，甚至人类走向灭亡。

在这种(后)现代的“数字启蒙辩证法”(参看2.5节)里，上述的两种模糊性不一定正好彼此重叠。像《连线》(Wired)等网络杂志里弥漫着的“加州意识形态”就是对信息技术正面评价的突出代表。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显露出一种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观念与绝对资本主义的奇异混合(参看Barbrook and Cameron，1995)，而且也是一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目标的奇异混合，我们发现，对人类自主和控制的现代主义信念与对数字世界必然会“失去控制”(Kelly，1994)的后现代洞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后现代“模拟美学”的负面评价包含着同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奇异混合，这肯定了信息技术的模糊性，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在(后)现代文化里，计算机是我们筹划对无限性的本体论神学梦想的主要媒介(参看4.5节)，而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我们对这些乌托邦梦想带有反讽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