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巴特反抗偶然性的战争

要明白巴特反抗偶然性的战争的缘由，必须从他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所谓的第一符号学(符号科学)那里去追根溯源。这种符号学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尤其是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其影响至深。对于巴特来说，结构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派或运动，不如说是一种活动，“一定数量的精神活动在受控下的连续”(Barthes，1977，214)。^[2]这种活动不单是对语言的反思性运用，而且内在于任何意义(signification)生产之中。结构主义的理论以重建这样的(自然或文化的)一种对象为目的，由此让决定它们功用的建构规则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功用性关系的结构并不是事先给予的，而是一种理论建构的结果，它是一种无原作的模仿，一种拟像。正如巴特所说，在这种建构活动里，理智附加于第一个对象。因此这种建构活动的目标并不是复制，而是让第一个对象变得可被理解。一个拟像就是一个作品，一个受控的功用展示，一个同源的对象。这也适用于现实中智力的作品，巴特补充道，比如科学的智力作品不亚于文学、图画和音乐作品(Barthes，1977，215)。^[3]

对于这种建构活动，巴特划分出两种基本的操作:剪切(découpage)和链结(agencement)。对象被分解为极小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用另一个元素来替换它，则会引起整个意义的变化。语言文字中的音素能够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言，字母k和t并无意义，但是用一个t来替换单词“book”中的k，则会完全改变了整个词的意思。这种分解成独特元素的操作形成了拟像的首要条件。在此，我们关心的也不是元素各行其是:每一个元素，连同每一个其他的元素，共同形成了一个范例，“一个智能的有机体”。

链结，建构活动中第二种典型的操作，说明了调节元素的整合和这些整合之间的联系的规则。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方式，句法规则得以建立。而通过这些规则反复的运作，我们意识到，对象被建构起来，并因此富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意中触碰到了巴特对偶然性怀疑的缘由。他把链结称为一场反抗偶然性的战争，是因为人构建的对象的每一个元素都对应着一个编码(Barthes，1977，217)。联系的规则——在这方面巴特也采用了传统的术语“形式”——确保着存疑的对象不能被视为一种纯粹偶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在结构主义的活动里，人构建了意义。从巴特的分析来看，人表现为一种能指的人(Barthes，1977，218)。

德·索绪尔是将这种建构活动有条不紊地应用到科学、语言学的第一人。这种结构主义方法的成功应用给第一符号学打上了深深的语言学烙印。“不管当前的符号学研究是多么地差异化、不规则、不一致”，茱莉亚·克里斯特娃解释道，“这都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学的发现。在对作为符号系统的‘意识形态’(神话、礼仪、道德准则、艺术等)研究中，符号学家发现，这个规则起统治地位。或者，有人也可以说，影响任何社会实践的主要约束条件是它指示，即它像语言一样被清楚地表达出来。”(Kristeva，1975，47)这诱使着巴特去颠倒德·索绪尔关于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符号学的元素》里，我们看到:“语言学不是普通符号学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相反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它是涵盖着伟大指示的话语的统一体的一部分。”(Barthes，1984b，79)由这种立场而生的语言学中心主义是继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后的法国哲学的特征。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巴特和梅斯，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就把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一些非语言学的现实领域，诸如亲缘关系、无意识、经济、时尚、摄影和电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