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深层的表面

在做出上述评论之后，我们回到了那些绕路曾带着我走过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这些绕路是循环反复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试图把它置于我们理论上的“掌握本能”(bemachtigungstrieb)的支配之下时，我们常常并反复地把来自他者的——假定的——审美秩序的愉悦推落到我们面前。如果从这种再现的秩序来考察的话，那落在外面的实际上是非再现的。^[14]在这一点上，《意象的背叛》呈现给我们的意象，看上去与那些穿越我们的绕路的后结构主义者的想象性构建是殊途同归的。别忘了，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一种直接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正是我漫游的想象的旅行终点吗?——是不可能处在符号秩序之中的。因此，归根结底，只有作为一种向着想象性的过去的退化，这种恋物的愉悦才是可理解的。拉康强调说，对于第三种秩序，它是真实的(le réel)这一点是真的，但是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触及或呈现，并且最终是无法接近的。马格利特魔术般地在我们眼前移去那真实的烟斗时，难道他说的不是同一回事吗?

然而，这种“精神分析学”的解释似乎并不符合《意象的背叛》在我身上唤起的飘飘欲仙的愉悦。难道这个烟斗不是主要屈从于这些关于“缺失”的阴沉的理论之下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会招人驳斥的解释。因此，在实现这一点以后，继续反向的运动是极为诱人的——马格里特对精神分析学也是如此——把我们安顿在《意象的背叛》带给我们的经验里，并从这种立场出发去质问那些理论。在前述内容里，我把《意象的背叛》称之为能指游戏的限度的体现。这个限度在意义的三维空间(它常被描述为向能指的“他者”隐喻的跳跃)和能指循环的统治的平面之间划出了边界线。马格里特告诉我们，后结构主义者批判了“先验所指”的统治，而“能指的链条”喋喋不休地宣告着一种新的统治:先验的能指和永恒的缺失。《意象的背叛》带给我们的合法性问题在于，是否让能指绝对化不是一个新的监狱，一个用旧的地牢的碎石修建起来的新的骨灰盒?^[15]

意见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们(我之前过于简单地用一个标题概括了他们)在此分道扬镳了。如果马格里特与拉康针锋相对，那么德里达和巴特则同他并肩作战。萨缪尔·韦伯，在他关于拉康作品中的阳具意义的评论里，同德里达一样，指出了让能指绝对化的危险，“让能指绝对化……然而，与此同时，移除它特殊和决定性的差异，并由此让它成为一个所指”(Weber，1978，124)。这种阳具，是永恒的缺失，甚至是一个所有能指最终指向的所指。对此表述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这一点上，拉康的性的隐喻固化了，而通向外在于阳具再现的任何空间的道路，都在理论上成为了不可能。另一种方法是:当阳具因为它变得绝对化，而不再作为一个特殊的能指时，阳具的他者也消失了。而马格里特的《意象的背叛》的循环运动环绕着的正是这种欲望。

但这种欲望应该如何唤起呢?不管怎么样，马格里特的目的不是毁掉再现。在《意象的背叛》里，它仍说明性呈现着——毕竟，这个自然—写实地描绘出来的烟斗不一定是一个烟斗吗?似乎马格里特在此力图支持德里达的观点:“我们宣告的解构命题都已经滑入了正是它要质疑的形式、逻辑及不言明的命题当中。”(Derrida，1981，280-281)马格里特的策略不是解构性的，然而，他让工具主义的再现暂时失策，以便制造出这种剧烈的震惊:将形象暂时从差异化的能指链条中抽离出来。^[16]在这样的情形下，正如考林弗莱克在他对马格里特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事物是“无差别的在场，而没有对之测定。它只是在那里，并由此，它仿佛不再是物。在它表达出来的个别情况里，在这种在场之中，它作为一种神秘而出现”(Kaulingfreks，1984，111)。当《意象的背叛》中的意象和标题之间的否定性关联让我们大吃一惊时(参看前述注释)，我们一下子领悟到了烟斗的“纯粹在场的经验性根据”的神秘(Kaulingfreks，1984，45)。这种神秘，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形成了“奇迹中的奇迹:存在者是存在的”(GA，9:307)。^[17]马格里特本人也对这种神秘提出了看法:“这种神秘不是现实诸多可能性之一。而如果现实要去存在，那么神秘绝对是必不可少。”(引自Kaulingfreks，1984，46)

因此，如果我可以泛泛而谈的话，那么再现暂时地“被浪费掉了”，或者，正如有人用法语说的那样，“这种再现打碎了烟斗”。尽管主要是艺术带给了我们这种神秘的体验，但是却不限于艺术:“关于一个烟斗和标题《这不是一个烟斗》最关键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道理上’唤起了神秘，然而‘在事实上’这种神秘是被烟灰缸中的烟斗唤起的。”(Magritte，1979，530)于是，这个烟斗是拉康的“对象a”，是第一个缺失的部分对象，根据拉康的观点，是欲望链条上“被禁止”的最后一环。由此，在对神秘的体验里，缺失是无须质疑的，有问题的是一种盈余(一种盈余的愉悦a plus-de-jouir)。这种欲求基本上不是一种无法去除的缺失的产物，而是超验的敞开或开显(erschlossenheit)，在这里，存在者的存在向我们显现出来。这种欲求构成了尼采所说的事物的亲近的可能性条件(KSA，8:588;参看3.8节)。布勒东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马格里特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事物的课。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太过于表面和平庸，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它才逃离了“深层的心理学”。而弗洛伊德和曼诺尼对平庸和异化的评论也指出了这一点，马格里特则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精神分析学不能解释这种神秘:

艺术，就我所理解的程度而言，是拒绝精神分析学的:它唤起了神秘，而世界没有神秘就无法存在，确切地说，任何问题，不管是多么困难的问题，也不能同这种神秘相混淆。理智清醒的人不会相信精神分析学可以解释世界的神秘。神秘的本质毁掉了好奇心。对于唤起了世界的神秘的艺术作品，精神分析学说不出什么东西来(Magritte，1979，558;参看2.4节)。

如果这种分析仍然停留在表面，那么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事物把自身显现出来。可能我们也应该从这种思想来解释这幅绘画的标题。马格里特制造出《意象的背叛》的争端，这一举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光鲜的表象和存在诱惑人的表象。但是，这也把这幅画解释清楚了:从此以后，当理论支配这种经验时，这种经验被否认并被理解为一种退化，一种向着想象性过去的回归。一种对《意象的背叛》类似的“表面的”解读让我们想起了尼采对古希腊人的赞美:“噢，那些希腊人呀，他们可善于生活哩: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在表面、皱纹和皮肤上表现出勇敢，崇拜表象，相信形式、语调、言辞和整座奥林巴斯山的表象!他们浮在表面，从深处到表面，而我们不也恰好在重蹈覆辙吗?我们这些思想上胆大妄为之辈已经登上了当今思想界那无比危险的巅峰，伫立该处，环顾四野，俯视一切。我们不也恰好沦为了希腊人了吗?沦为形式、语调、言辞的崇拜者了吗?也因此而成为了艺术家了吗?”(GS，38)可能《意象的背叛》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它无限的表面性，而不是深奥。

【注释】

[1]《意象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images)也被马格里特称之为《语词的作用》(L'usage de la parole)。

[2]我在此提到的弗洛伊德的那些文本是《恋物》(SE，21:147-157)、《精神分析学纲要》(SE，23:139-207)和《防御过程中自我的分裂》(SE，23:271-278)。曼诺尼的作品中特别重要的是《是的，我知道，但……》和《喜剧的幻相或从想象的视觉看剧场》，这两本书都出版于1969年。

[3]“模仿”一词在此采用的是最广义，即对物质和非物质的事物的再现。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分抽象艺术(例如，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也具有模仿性。

[4]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不彻底和不完美的，不完美是因为这种解释发生时所处的语境一直是处在运动之中(参看1.1节)，而不彻底是因为审美理念是想象力的再现，它给予了思想过多的营养，却无法用我们的概念完全地表达出来，也无法提供洞见(Kant，KU，193;参看0.7节)。

[5]“震惊”一词对于欣赏绘画来说，在感情上可能太过于沉重了一点。然而，我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也是考林弗莱克在他关于马格里特的书中评价时所说的:“震惊从质上而言就是出乎意料，理智的人会手足无措，但也会恢复过来，并让自己适应这种混乱。然而，震惊作为一种意识的方式，它需要理智的人，以便让它仍然是不可知和陌生的。对于它无法适应的环境，它便只是令人震惊，而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体制的话，它只能是令人震惊。”(Kaulingfreks，1984，133-134)

[6]参看下面马格里特的解释:“它并不在于让人惊讶，而是在于，事实上，比如，人们对自己会吃惊并感到惊讶。”(Magritte，1979，435)

[7]Withdrawn意味着“取消了直接接触或方便法门”。在这个句子里，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再体验再现。当你观赏一幅烟斗的画时，你认为“这是个烟斗”。当马格里特在烟斗的形象下面加上一个句子“这不是一个烟斗”时，你困惑不解，不再说这是个烟斗，而说这是一幅烟斗的画。你意识到再现并不是事物本身。通常来说，当你欣赏一幅绘画或一部电影时，你中止了自己的怀疑(作者来信注)。

[8]在此，“再现性”一词是双重意义的:不仅仅是一种从内部解构的视觉再现的机制，而且，它还因此同时失去了它在审美领域里的典型性。关于“再现”一词的这些不同含义之间的关系，参看Derria，1982b。

[9]让人更为震惊的是对这再现的攻击具有一种颠覆性，因为在《意象的背叛》里，“日常知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强暴”(Thrall-Soby，1965，15)。马格里特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颠覆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偏好，是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后者的心头所好是黑夜和神秘。与此相关，很有意思的是，马格里特在1946年出版了宣言，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超现实主义》。

[10]对这种后结构主义者的信条的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请参看J.deMul，2000，chapter 8。

[11]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针对的是语言系统(langue)，并是从具体的言说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德·索绪尔依据方法论把语言的指示功能悬置起来。对于这些后结构主义者而言，这种语言的指示功能同样有时候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这是同所指一词的模糊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这个词指向一种(心理)概念，另一方面，它也指所指的对象，即符号作为一种总体性(声音加概念)指向的对象。

[12]首先，我想到了奥托·魏宁格的《性别与性格》，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稀奇古怪(1980;初版于1903)。但对尼采而言，性的隐喻也扮演着一个恒在的角色(譬如，参看BGE，31，11;以及德里达对这部作品撰写的一些有时候让人头晕目眩的评注)。顺便提一下，德里达指出，在海德格尔对尼采《真实世界如何最终变成一种寓言》煞费苦心的解读里，那些关于基督教形而上学的女性特征的段落是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极少的部分。在尼采式的灵感激发下，德里达解构了海德格尔的“克服”，并做出了他的出发点之一的这种无关紧要的隐喻。

[13]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话语可以看作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后现代变体。我认为，鲍德里亚的作品是它最突出的表现(参看0.3节)。在理论层次上，反讽在此完全支配了在这个语境下，我所说的“能指的狂热”。美国精神病学家、哲学家路易斯·萨斯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他显示出精神分裂是一种对存在激进的“理论性”评价，由此任何事物(包括人)都可以被看作是可操控的、直接可用的客体对象。萨斯的观点概括而言是说，精神分裂症患者蒙受着一种对存在的理解极为不足的模式带来的痛苦。鲍德里亚关于客体对象令人厌恶的透明性的主题，对我来说，是一种对自然的技术挑衅的肯定，而这却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QT，296;参看4.9节)。

[14]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所说的“循环的进步”。我们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地方，但是如今我们是以一种反讽的距离来看待这个地方。

[15]参看1.4节和1.6节，欧文斯在一篇关于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的文章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后现代主义者转而揭露了能指的暴政，及其规则的暴力。”(Owens，1983，59)而考虑到拉康理论的阳具中心主义特征，女权主义者最先对之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16]女权主义者伊里加蕾用来反抗拉康的阳具中心主义的策略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也是德里达的兴趣所在，她认为每一种批判都吸收了被批判的假定:“如果她意图的只是颠倒事物的秩序——如果，实际上是可能的——那么最终历史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阳具中心主义。不管她的性别，还是她想象的欲望，也不管她的语言都无法(重新)找到她的位置。”(Irigaray，1977，32)类似的策略产生了“一个新的地牢，一个她为她自己修筑的新修道院”。另一种方法是从内部破坏阳具的秩序，这同马格里特让再现的秩序失策的方式是如出一辙。

[17]根据考林弗莱克的观点，我在此把马格里特关于神秘的观点和海德格尔的解释性联系在一起，也是可以在马格里特的文本中找到根据的。考林弗莱克指出，事实上，马格里特知道海德格尔的作品，并且还跟一些专家，比如德·威尔汉斯通信(kaulingfreks，1984，47，note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