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唯美主义的反常

《意象的背叛》的颠覆性来自这幅画打破了模仿的愉悦的事实。从这种再现的秩序出发，我们看到那种秩序是空洞的。通过不再允许语词与意象的相互支撑，这种再现的天真的现实主义的概念体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内在地强奸了。这些所指(烟斗的意象，画上去的文本)只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指向对方，并且，它们由此变成了好像是无意义的。画上去的句子不仅仅让我们意识到，烟斗的意象并不真的是一个烟斗，而且，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句子指向其本身:这个画上去的句子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烟斗。而从这种观点看来，所指(“真正”的烟斗)完全消失了。福柯在关于马格里特的论文里，这样说:“马格里特让再现的古老空间去统治，但仅仅是在表面上，就像一个抛光打磨的石头，包含语词与形状:在此之下，什么都没有。”(Foucault，1983，41)

《意象的背叛》告诉我们，符号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性。德·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者的符号学也对此有实质性的思考。在索绪尔看来，这种语言符号是一种声音(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的关系:一种声音的内容意义是由它与同它属于同一个系统的其他声音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德·索绪尔给出的这种定义也可以称之为差异的，因为他认为符号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差异:从内在而言，这种符号是由能指(significant)和所指(signifié)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从外在而言，它是由能指和所指本身之间的差异决定的。通过德·索绪尔的这种差异性的语言定义，后结构主义者诸如德里达、拉康和巴特指出，这种能指和所指并没有形成一种符号的根本的统一，而是这种所指从诸多能指的接合(即整合与替代)中浮现出来。所指被认为总是指向其他元素，并因此也总是发现自身处在能指之中。从这种观点推论出，这种所指总是来自自身:任何所指都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指示游戏的一部分。与传统的“符号的形而上学”所讨论的截然不同，根据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能指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已经包含内在于自身意义的所指，相反它是一个引申出来的现象，是一种诸多能指的系统化游戏的效应。^[10]

在《意象的背叛》里，我们可以说，这种指示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是疯狂的。在这种否定性的指示里，再现的这种指示功能被后结构主义者放在括弧里，而德·索绪尔则将之完全去除。^[11]这种所指的游戏变成了一种无始亦无终的重复，变成了一种幻相，而观赏者则被卷入到一种无可逃离的境地之中。从精神的层面上而言，这可以说是两种在审美经验中必然分离的态度——认知和相信——的同时存在的体验，而观赏者意识到了他自我的分裂。然而，这正是这种体验的非凡之处，这种觉悟并不是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是与痛苦或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阉割的威胁”，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体验中的对象(“真正”的烟斗)，毕竟在《意象的背叛》的能指的短循环的体验中是深刻的。与此相反，这种解构带来了一定的欲求，一种只有变形才有可能带给我们的欲求。

德里达认为:“变形正在于让再现者或能指神圣化。”(Derrida，1976，296)当这种能指不再代表所指时，相反只是纯粹地相互指示(就是说，囚禁在一个纯粹的互文性之中)，于是它们变成了自恋者，恋物癖。在《意象的背叛》里，马格里特完成了从一种审美经验的部分的恋物癖向一种唯美主义的完全的恋物癖的转化。而为了满足一种“能指在所指之上滑行(glissement)”(，502)的知识的特别欲求，信仰的成分被剔除掉了。而在此为了满足一种对能指的支配地位的欲求，其也放弃了朴素实在论内在的所指的支配地位。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中说道:“文本，相反，实践着所指的无限推延，它是延缓的;它的内容是能指和所指不能被理解为‘意义的第一阶段’，也不是意义的物质前厅，而是与之截然相反，是一种推延的活动。同样，能指的无限性并不指向那些无法形容的理念(无可名状的所指)，而是指向一种游戏。”(Barthes，1984a，158)

在视觉能指的层面上，《意象的背叛》指出了这种游戏，这种欢愉的极限:在想象的转折点里，意指(意义)的过程被这种再现的无意义的展示所淹没。而为了敞开一条通向自身完全沉浸在能指之中的审美知识的大道，与信仰成分必然相关的模仿的审美经验被抛弃了。不仅仅在传统里，这些能指被看作是想象的或艺术的而被硬扯进这种唯美主义之中，而且烟灰缸中的烟斗，同样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成为了一种指示游戏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