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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浪漫之欲
1.10.2 5.2 性和审美的否认

5.2 性和审美的否认

当弗洛伊德谈到性倒错时,他也将之提升到相关于否认和再现的纠结的高度,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在对恋物癖的分析里,他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关系的几个方面。在弗洛伊德看来,恋物癖事实上,是因为患者,往往是男性,“并不承认女人没有阳具的事实,而极为反感这个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可能的事实”(SE,23: 203)。因此,患者否认关于女人没有阳具的感知,而对相反的结论坚信不疑。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感知尽管被否认了,仍然是有影响力的,并因此恋物癖把阳具的角色转化为他物,转化为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件衣物。我们可以说:恋物癖把阳具呈现为可呈现的。与此相关的是,弗洛伊德说,白日梦在两种相矛盾的态度之间形成了一种折中。恋物癖也形成了一种折中,一方面是女人没有阳具的感知,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感知中保存阳具。恋物癖使得一种信念成为可能,即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既保留又放弃了”(SE,21:154)阳具。

阿克梯伍·曼诺尼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对这种不在场的女性(母亲)的阳具的眷恋“代表着所有形式的信仰,它们尽管从现实来看是虚假的,却又是完整无缺的”(Mannoni,1969,12)。这种性与审美的拒绝之间的结构性一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毕竟,在审美感知里,它也是曼诺尼所说的一种信仰形式,对象因为是不在场的,所以借助于符号使之在场。一个绘画的对象(比如在《意象的背叛》中的烟斗)形成了一种审美的恋物,形成了一种在关于对象不在场的知识与对这种知识的否认之间的折中,并因此使得感知可能保存这种不在场的对象。在性与审美的否认里,我们旅行——“恋物”一词并不是随便选定的——在魔法的疆域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魔法的信仰”之前的“信仰的魔法”里——Mannoni,1969,29)。不可思议的是,在性和审美的否认里,尽管它是非理性的,仍“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发生(同上,30)。性的恋物和绘画的对象都没有神秘之处,但同时,它们都能带给我们一种魔法的体验。

在前述内容里,我曾说过,在此也想停一停,不具体地比较性与审美的否认。在审美感知和同时伴随的否认体验里(认知和希望之间的魔法折中),我们使用了对象的不在场的知识。对于《意象的背叛》而言,这种知识就是真正的烟斗不在场。这种知识,我也曾说过,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审美的否认。这似乎也把审美的否认和性的否认区别开来,对于审美来说,这种知识的成分是不在场的。然而,在《精神分析学纲要》里,弗洛伊德指出,否认和知识同时存在于性的恋物癖之中:

创造出恋物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阳具,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阳具,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生殖器没有阳具,另一方面,他们知晓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态度并行存于他们的整个人生(SE,23:203)。

这两种相互排斥的态度同时存在的现象,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我的分裂”(ich-spaltung)。这种分裂的出现说明有恋物癖的人对感知的否认并不是彻底的,毕竟在显意识中承认了感知。由此,恋物(癖)只是部分地发展了,“它并非完全制约着对象的选择,而是或多或少为正常的性行为留出了余地,或只是简单地宣告它的存在。因此,有恋物癖的人从没有做到过自我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完全分离”(SE,23:203)。审美感知也类似于此。《意象的背叛》的观赏者沉溺在对想象性的呈现之中,但同时他意识到了这种沉溺,并因此把这种经验提升到了一种审美经验。《意象的背叛》引起的震惊只是暂时的,感知的可靠的框架很快就恢复过来。当从审美的“迷梦”中苏醒过来时,观赏者的手准确无误地伸向了烟灰缸,心满意足地吸着他的烟斗。

当恋物癖变得严重时,性活动就不再是繁殖了。有恋物癖的人挣脱了性目标的支配。相似的是,审美观赏者当他发觉自身处在同样严重的恋物情境之中时,也退回到他的“无利害的快感”之中,并由此摆脱了工具性再现的支配。对于性和审美而言,前期快感征服了终极快感,感知变成了变态(参看Freud,SE,7:209 ff.)。对于这两者,我们因此可以说存在一种严重的唯美主义。也就是说,观照的愉悦本身变成了目标,并摆脱了受性繁殖的需要和功利主义的再现引导的日常观照的实践。

弗洛伊德描述了恋物癖的这些形式,并在现实原则的需要中找到了最终的标准,但这种描述不能掩盖轻蔑的语气。然而,这种有恋物癖的人在性和审美的游戏中体验到的愉悦,同样不能隐藏起来。但在以性的繁衍和功利主义的再现为中心的秩序中,这种愉悦是不能再现的。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非再现性的愉悦。理论上的方法——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认为它总能在“功用的工厂”里找到它的起源(KSA,1:299)——至多是让这种愉悦不得其所。这种理论在此绕道而行,被它对象所扭曲,只有在它步入歧途和用自己理解的牙齿咬住自己的尾巴时,才能唤起这种愉悦。那么《意象的背叛》由此显露出来的理论的尾巴只是反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