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永恒的缺失

精神分析学，正如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一样，具有一种根本的历史性。然而，在历史性这方面，精神分析学关注的也是一种关于系统性的遗忘或压抑的过去的有诊断价值的历史。这种有诊断价值的历史，正如海德格尔的“回忆”一样，目的在于敞开压抑的过去这种人为的现象，并由此重新建立起一个面向未来的敞开性。

在精神分析学里，尤其是在它的拉康式变体里，我们可以察觉出一种根本的未思。这种未思构成了主体的一部分:进入语言的象征秩序，必然要整合无意识的源头。如果把海德格尔原创的一个词放在另一个语境里的话，那么就是语言的进入和无意识是同源的(gleichursprünglich)。拉康把这种主体的分裂与弗洛伊德晦涩却是第一主题的原始性压抑联系起来(参看，816)。根据拉康的观点，这种原始性压抑与其说是在某个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如说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可能性的条件。默雅塔指出:“正是原始性压抑(urverdr－ngung)在前意识(认知主体)与无意识(真理的领域，而实际上是不在场的领域)之间设置了一道根本不可撼动的关卡。”(Moyaert，1983，190)从元理论学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的对话决不可能在心里说得一清二楚(parole plein)，相反只能肯定无意识的根本不可知。

精神分析学的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认为，该学科应该被视为一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倾向的克服。精神分析学对笛卡儿、胡塞尔践行的意识哲学尤其怨恨，比如:“语言的中心性是精神分析学的矛头，它指向所有在意识里寻求起点的哲学。意识不再享有特定的哲学传统里赋予给它的特权。但更重要的是，这种传统与生俱来的误解终于被承认了:我不是我想的我是，而且我同样也不是，认为他是作为他是的那个人。”^[30](Mooij，1975，205)在精神分析学的元理论里，正如海德格尔后期的解释学一样，也为一种否定性，一种意义的根本缺失留出了一块领地，而对于这种缺失，我们永远将之无法终结，而至多只能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