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去蔽和遮蔽的存在

在这之间，理念化为碎片

一代又一代不停繁衍

这些特性，我不得不继承

“主体”这一概念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范例。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实际上，这种历史是他所说的一种根本的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或者是他后期作品所指的存在的被抛性(Seinsverlassenheit)。在存在的遗忘里，所遗忘的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Differenz)(ID，46-47)。在形而上学的传统里，关于存在的问题常被误解为关于存在者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作为万物根基的最高存在者的问题。因为在西方形而上学里，关于最高存在者的神学问题和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并没有区分开来，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把这种传统命名为一种本体论神学(ID，31ff.)。存在的遗忘不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巧合，相反，它构成了其可能性的条件:存在因此仍然是未思的。这种存在的遗忘，正是阿赫特贝尔诗中的“我”必须继承的。

然而，我已经说过人类主体的地位是次于语言和存在的，基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认为存在的遗忘是一种人类主体的失败，就将之忽略不计。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存在的被抛性是作为一种存在的命运(Geschick des Seins)发生在人身上的(BW，210)，这种存在的遗忘源自存在本身发生的本性。正如上文所说(4.3节)，存在的发生是一个过程，一个去蔽和遮蔽同时发生的过程:存在是存在者去蔽的发生，而其本身却在这种去蔽中被遮蔽。换句话说，存在既是肯定性的，又是否定性的。没有存在便是虚无，但是从存在者的视角来看，这种存在是虚无，而不是一种物。

如果用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术语来表述的话，那么这种存在的发生可以称之为一种存在的“自动传送”(auto-transmission)。然而，正如“subjectum”一词所示，这种传送并不是单一的:有许多不同的存在的命运(Ge-schick-te)，它们共同形成了存在的历史(Geschichte)。如果理解了构成存在的本质的话，那么作为历史存在也可以理解为存在的思想的历史。在关于存在的诸多思想里，一种存在的本源性的真理(无蔽)在放光辉的过程中显露出来，同时，存在在它发生之时又必然地遮蔽起来。如果从人类主体的全能幻相来推论的话，那么这种存在发生的内在的否定性可以看作一种不足(Mangel)。然而，如果从存在出发来思考的话，海德格尔说这是一种受限的财富。受限，是因为这种存在的财富，首先是在存在的自我解释的历史中将自身展现出来。因此，阿赫特贝尔的诗句也能以一种较为肯定性的方式来解读:

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

在这之间，理念化为碎片

理念在闪闪发光的语言的碎片里最早发出光芒。

然而，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肯定性与否定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平等的。在他对形而上学史的分析里——他对subjectum一词的分析便是明证——他说明了这种特别的否定性，这种存在的遗忘，是如何逐渐左右人的思想的。根据他的观点，西方思想中“真理”这一概念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是根据存在在不同时期的关于存在的思考来理解的。他认为，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真理被理解为存在的无蔽(aletheia)。海德格尔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physis)这一概念为例说明了这种观点(参看赫拉克利特关于自然的著名论断:自然总是习惯隐藏自身; Heraclitus，in Krik and Raven，1987，193)。

在柏拉图的理念论里，真理这一概念发生了最重要的转变，这也标志着形而上学的诞生。柏拉图的理念论，如同柏拉图之后对存在的真理的解释一样，可能的确保留着无蔽的含义。柏拉图把理念首先看作是光，由此万物分享光，而光使万物成为万物，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存在是构建的某物，并可以被(至少能够被哲学家)看见。它被理解为“是”，存在。如果柏拉图主要关注的是最高的存在者(善的理念)，那么本体论神学实际上是滥觞于柏拉图主义。真理由此可以被看作是思想与理念的一致。

到了笛卡儿的主体主义，真理这一概念的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人类主体无可争辩的“我思”使我们相信，真理不再仅仅被看作是思想与理念相符合，而是与此同时，真理为这种符合的确定性提供了一种根基(参看4.4节)。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哥白尼式的”先验主体转向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主义进一步激化，并在黑格尔哲学达到了它的顶峰。^[23]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和绝对精神在根本上同人类意识是同一的。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在这一点上最深刻地去除了本体论的差异。然而，形而上学的完成实际上是在尼采思想中实现的。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作了一系列关于尼采思想的讲座(参看N1和N2)。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尼采宣告上帝(上帝被看作最高的存在者，为万物提供根据)死了，在这个虚无主义的宣言里，尼采从根本上断言形而上学走向了完结。然而，尽管形而上学完结了，海德格尔却认为尼采的思想仍然彻头彻尾地从属于形而上学。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尼采对柏拉图煞有介事的批判导致了一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N2，22，参看1.9节)。他发现尼采仍然深陷在近代形而上学典型的主—客两极对立之中。尼采的创造力意志的命题更是让人顿生疑云，颇有笛卡儿主体主义的最极端表现的嫌疑，因为尼采赋予了超人让现实总体上屈从他的意志的任务。^[24]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现代科学和技术，也与它们正面的自我概念相反，并没有站到这种主体的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反而成为它们的最终表现形式。“在技术性地组织起来的人类全球帝国主义里，人类主体性达到了顶峰。而为了在这一点上将自身确立起来，它沦落到有组织的统一性的层面。毕竟，这种统一性是这样完成的，即对地球技术的支配是最具有确定性的工具。而主体性的现代自由完全消失在与之相连的客体性之中了。”(HW，111)

现代技术，正如古老的技艺(technē)一样，仍然是一种去蔽的手段，但是古老的技艺是协助自然(physis)去将自身显现出来，现代技术则截然相反，它是挑战自然去现身(QT，296)。在计算性的思考里，存在者只是从它们的有用性和可用性的角度来思量:不仅主体心中萦绕着关于客体的确定性的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与技术也以它们的可控性为中心。^[25]

对这种与日俱增的存在的遗忘的历史，海德格尔采取了一种极为批判的态度:1929年，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后，他就已经以解构形而上学为目标了。然而，这种解构不应该看作仅仅是破坏性的，也不是一种凭借“想象”的幻念，重新回到前形而上学的思考或前形而上学的生产方式。他真正要做的是逐渐掘开形而上学的空洞表象，从而恢复形而上学的本源性的存在经验。而问题在于要对不同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进行反思，因此，现代技术的本质也不例外。如果每一种形而上学都是一种本体论，那么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把这个任务看作一个根本的本体论(BT，34)。在写于1930年的回顾性的介绍《什么是形而上学》里，海德格尔借用了笛卡儿提出的一个意象阐明了这种根本的本体论。这个意象用一棵树来代表哲学，而形而上学则是树根。而根本的本体论与其说针对的是这些根茎，不如说是它们所根植的土壤:存在。因此，根本的本体论必然超越形而上学，因为它针对的是何者让形而上学成为可能。

在1930年代，在尼采的激进思想影响下，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经历了著名的转向(Kehre)，此后，他不再用一种根本的本体论的方式来谈论他的作品。存在发生的维度，成为了他大转向之后写作的中心，并形成了一种深渊(abgründige)的维度，它先于任何本体论的建立，也不允许或要求提供任何建立的证据(WG，174，308)。而根本的本体论一词，根据海德格尔的后期观点，仍然中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毒太深。在《存在与时间》里，他认为，人类是进入存在的关键，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提出关于存在的问题的存在者(BT，25)。只有人能体验到奇迹中的奇迹，即存在是(GA，7:307)。早期海德格尔之所以赋予个体这种特权式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从本体论上考虑)个体是，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体的存在以一种对这种存在的确定的(不是必然被阐明的)本体论的理解为根基。此外，人通过一种和他对自身存在的理解一样本源的方式，能够理解其他存在者的存在。

经历了这种转向之后，特别是反思了早期探讨的语言之后，海德格尔从存在内部来思考人。^[26]于是问题是存在和它的真理如何将自身呈现给人类:问题在于存在的思考(Denken des Seins)。海德格尔不再把这种思考看作是为形而上学提供一种根基的思想，而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帝国主义的思考不同，它是一种把自身呈现为对存在的经验敞开的思考。根据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的观点，存在的思考要求一定的“释放”。我们可以说“存在的思考”既表达了主体，又表达了客体的属格(BW，194)。然而，这个术语实际上并不恰当，因为它源于形而上学思考的主体客体的两分法。海德格尔的反思关注的是“之间”(zwischen)，从而在一个最初的层面上，让主体与客体的交集成为可能。

尽管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转变不应该视为一种根本的背离:在后期关于存在的思想的作品里，人的地位也不可小觑。理解，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属于存在。对于后期海德格尔而言，理解存在的人仍然是此在，也就是说，“在那”的“存在”(VS，108)。^[27]个体适合思考存在，因为纯粹言说的人立于“存在的真理”之中(BW，216)。诚然，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但没有人，也就没有言说，因此也没有存在放光辉的可能。因为本真的无名，海德格尔改变了人与语词的关系，因此，与其说人是主人，不如说是“存在的守护者”(BW，221)。

此外，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背离，因为它是一种对存在本身的思考的转向。它是一种返回步伐(schritt zurück)，一种对存在的回忆(an andenkendes denken)，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宣言中已言说的和过去未被言说的用心聆听。存在的思考因此是一种历史性的思考，一种回忆(Ged－chtnis)。因此，海德格尔回归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摩涅莫辛涅(记忆女神)，她是宇宙之女，缪斯之母，也是历史女神克莱奥之母。

对海德格尔而言，对存在的历史的回忆是一种对抗存在的遗忘的筹码，而存在的遗忘权威地决定了西方形而上学。这种回忆审问着思考中总是必然未思的东西: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思考的历史性是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共同之处，然而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在本质上与黑格尔绝对知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扬弃不同。回忆存在，是因为存在具有同时去蔽和遮蔽的特性，所以回忆存在仍然是一种遗忘了某种根本性的未思的思考。因为个原因，海德格尔(至少在他作品的几处)不说对形而上学的“征服”(berwindung)，而说是一种克服(Verwindung)(参看ID，25)。由此他关注的是一种对存在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留下的隐蔽轨迹的回忆，尤其是那仍未思考的。^[28]海德格尔由此对存在的不可穷尽的财富的重视再次揭示出他与浪漫主义构想之间的精神关联。^[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