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1]

每一种哲学都遮蔽着另一种哲学;每一种观点也都是一个藏匿之所;每一个词也都是一张面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这一章游走在杰瑞特·阿赫特贝尔的诗句之中。阿赫特贝尔是20世纪荷兰诗坛最热情奔放的诗人。他的这些诗句能够让我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谈论诗的语词，也能让我谈论是什么使得诗与哲学和科学相联系又分离。在这一章里，哲学解释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这种视域，而我言说的来源主要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作品。本章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在前几章中一些引导着我的概念性推理的假定。

我之所以把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带入与阿赫特贝尔的一节诗的对话当中，是因为诗意的语词发展了、激发了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中的一些饶有趣味的理念。而且，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的根本性假定。在1969年出版的一篇论文里，荷兰哲学家易色林指出，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之间存在四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语言是拉康和海德格尔的中心问题:“对海德格尔和拉康来说，语言是一种结构，一方面，这种结构比人类和他们的世界更为本原，因为人类和他们的世界都从语言中获得他们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语言只存在和运行于人类的话语之中。”(IJsseling，1969，263-264)第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都有一种主体的去中心的倾向:正如易色林所言，人“在其言说时，是屈从于他语词的主体的”(同上，265)。第三，根据易色林的观点，在海德格尔和拉康那里都有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也就是意味着“在现代科学和技术里，哲学走向终结和最后的完成”(同上，265)。最后，易色林阐明了“在海德格尔的未思和未说(它们实际上仍然是未思和未说)与拉康的无意识(无意识是不可引申的，不可能成为有意识的)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同上，265)。

在说荷兰语的地方，易色林的解释是颇有影响的:例如，安东尼·穆伊1975年出版的关于拉康的作品《语言与欲望》就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2]在这一章里，上面提到的这些相似之处形成了解释阿赫特贝尔的这一节诗的背景。然而，我要说的是，易色林勾勒出的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的共通之处，最终却以一种根本性的分歧而告终。这种分歧就在于诗意的语词是否构建了一个认知的领域，或者，归根结底，诗意的语词是否只是另一种认知、哲学或科学的一个对象。

借助安东尼·穆伊的《语言与欲望》，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种分歧。在这本介绍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书里，穆伊用杰瑞特·阿赫特贝尔的《面包和马戏》^[3]中的一节诗作为序言:

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

在这之间，理念化为碎片

一代又一代不停繁衍

这些特性，我不得不继承

然而，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阿赫特贝尔的这节诗看作是穆伊对拉康作品科学解说的一个例证，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穆伊所有的解说看作是对这节诗带给我们意义或意蕴的一种说明，一种解释。^[4]在精神分析学里，弗洛伊德的作品是非常明确的，拉康的作品则是比较模棱两可地把诗意的语词最终削减为一个纯粹的精神分析学的，即科学和认知的对象和说明。海德格尔则截然不同，他追随着浪漫主义的运动，尤其是步入尼采的后尘，他认为诗意的语言是真理的领地，由此思想者的任务是去守护在诗意的语言中显现出来的思想。

同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的一致之处相比，上面提到的分歧容易被视为一种边缘性的差异而忽略。然而，这小小的差异却对易色林所说的四大一致之处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诗意的语言，既让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在本章中走到一起，又埋下了不调和的种子，从而引起它们无法调和的分离。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于诗、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的哲学论述:我没有屈从于诗的召唤，而是加以论证，但是我允许诗的语言成为自己的向导。当然这必须理解为是一种对我上述引用的阿赫特贝尔的诗的解释。正是这个解释给予了诗人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并逐渐在他的语词所创造的散漫的空间中将其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