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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提到，加布里克的重构只是对西方绘画的复杂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的解释。这样的一种解释很容易流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阐释或阐释不足。20世纪的艺术有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例如野兽派和毕加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古典时期倾向，这些都很难纳入一种重构之中，并认为整个绘画的发展只是在为抽象的、非具象的艺术作准备。^[14]除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描述的透视主义，加布里克对现代化进程的评价在事实上是否公正的问题也亟待讨论。

我将通过简要地考察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来阐明我的一些疑虑。这两种主义是20世纪初的先锋运动，它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抗现代艺术的理性化。如果在考察中抽离了这些运动的社会背景，那么我们将难以理解这些运动的极端反叛。达达主义的产生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不可分。这场可怕的战争造成了四年内800多万人的死亡，意味着欧洲资产阶级文化在根本上背弃了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尽管这种文化在好的时代里，在这个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间，取得了辉煌完美的成就。在1916年的中立国瑞士，有一个国际性的青年艺术家团体聚集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团体成员有雨果·巴尔、特里斯坦·查拉、马赛尔·扬科、汉斯·阿尔普、理查德·海森贝克和汉斯·里希特，他们都为了避免牺牲在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中，而逃离了自己的国家。达达主义的宣言就诞生在这个酒馆里，它是一种奇妙的混杂，有刺激性的笑话，有表演，有戏剧，既是诗歌朗诵又是宣言，有无法理解的音乐，有相互的谩骂和对公众的挑衅。它不是别的，它就是一种对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和对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的绝对信念崩溃的表现。^[15]“文艺复兴”，汉斯·阿尔普说道，“教会了人们傲慢的辉煌的理性。而现代借助科学与技术，把人们驱入宏伟的妄念之中。对理想的高估是我们时代混乱不堪的祸根。”(引自Richter，1964，55)达达主义者埋怨这种理性，因为它导致了骇人听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它也是一种激进主义，近似于尼采所说的消极的虚无主义(参看1.7节)。

在1920年达达食人者宣言里，弗朗西斯·比卡皮亚^[16]叫喊道:

资产阶级的理性文化首当其冲地要为此付出代价。达达主义批判中的虚无主义痕迹不仅源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而且，更确切地说，是源自社会环境。因为达达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些恐惧或多或少是这种理性文化的偶然结果，相反他们认为是它的必然产物。^[17]因此，查拉在1918年的宣言中写道:“逻辑错综复杂、错误百出。它将一系列概念和话语在其表面层次引向尽头和虚幻的中心。这根制约的链锁如同令人窒息的巨大爬虫扼杀了人们独立的思维。”(Tzara，1977，11)因此，达达是为了“废除逻辑，逻辑是缺乏创造力的人的舞蹈”(Tzara，1977，13)。

达达主义控诉传统艺术极为片面地认同这种逻辑。对于这一点，阿尔普在1915年的一个展览目录中写道:“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的视幻作品导致了对人类物种的过高评价，导致了与自然的分离和相互攻击。”因此失去了“对一个共有的现实，一种神秘、无可定义的无限和最深刻的有限的感觉”。^[18]根据查拉的观点，同逻辑苟合的艺术是一种堕落的艺术:“如果艺术和逻辑结婚，那么艺术将生活在乱伦之中，它将吞噬着还在自己身上的尾巴，它和自己通奸，性情将如同梦魇……”(Tzara，1977，11)。对于这种淫邪的艺术来说，达达主义绝对是反艺术。

尽管这种批判的虚无主义论调可能另有所指，达达主义却绝非专事破坏。通过把生活从理性的掌控下解放出来，达达主义希望对世界做出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在1918年的一份共同宣言里，达达主义者要求:“达达一词代表着与周围的现实最原始的关系，在达达主义的艺术里，充满着大胆无畏的所有可能的欢跃和兴奋的情感，它们将一种既定的方式取代平庸的灵魂和总体上残忍的现实，这就是达达主义与其他艺术流派的明确的分界线。”(参看Drijkoningen and Fontijn，1986，180)这段文字说明，达达主义并非反对艺术本身，而是强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自主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他们之前的尼采一样，达达主义要求艺术为生活服务，而且，他们对现代自主艺术的控诉是:现代艺术正是生命衰颓的形式。在1920年，比卡皮耶以一种非常恰当的方式对塞尚的《肖像》表达了这种批判，而《肖像》就是把一个标本猴子钉在一个木板上。

达达主义者用各种方式来实现他们对生活的根本改造。他们希望这些方式能够使他们摆脱逻辑的支配，进而发现一种“无意义的秩序”(ordre déraisonnable)。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四处寻求着救赎:被理性驱逐的狄俄尼索斯的维度、本能、无意识、梦境、狂喜、偶然性以及原始人和儿童的艺术。

然而，对于达达主义者来说，这些对理性的“他者”的积极探究仍然不是虚无主义抗拒官方秩序的主流。而在达达主义的巴黎要塞兴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超现实主义大师安德烈·布勒东的领导之下，这些对“他者”的探究则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在1924年，布勒东发表了第一份宣言，并创办了杂志《超现实主义革命》和超现实主义研究所。大批诗人和艺术家，诸如安东尼·阿尔托、安德烈·马松、皮埃尔·纳威尔、路易斯·阿拉贡、保罗·艾吕雅、汉斯·阿尔普、马克思·恩斯特、伊芙·唐吉、若安·米罗、萨尔瓦多·达利和雷尼·马格里特等人纷纷投身于这场运动。在1924年的这份宣言里，布勒东将超现实主义定义为:

超现实主义，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企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他的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它是思想的笔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

百科全书。哲学。超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对超现实的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之前被忽略了联系的某些形式的超现实;相信梦的万能;相信思想无功利的游戏。它将彻底毁掉其他的精神机制，并取而代之解决人生中的主要问题。^[19]

这个定义清楚地说明，超现实主义者渴望对生活进行审美化的改造。在一篇政治宣言里，布勒东说道:“‘改造世界’，马克思如是说;‘改变生活’，兰波如是说。这两大口号对我们来说是别无二致的。”(Breton，1977，241)^[20]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改造生活首当其冲的是废除由理性化的进程引起的差异，即废除梦境与现实、诗歌与渴望、艺术与生活、个体和群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为了实现这一点，超现实主义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比如:运用偶然性的操作、^[21]梦的解释、滥用药物、黑色幽默、情色艳事、灵异降神以及运用一些艺术的技法，诸如自动写作和绘画(即在精神分析中，依据自由联想产生各种艺术变化，艺术家把浮现在脑海中的所有事情写或画下来)、美术拼贴(将外在世界原封不动地搬到艺术作品中来——参看Berman，1987，59)和相衔创造法(几个画家或作家彼此互不相关地创造，然后拼凑成一件作品)。

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都回到了浪漫主义构想的理念和美学中，通过运用上面所说的这些技法，超现实主义者希望修复被理性所破坏的“爱、诗与自由”(l'amour，poésie，liberté)的统一。这种超现实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绝对超现实，不能理解为一种超然的世界，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可以在当下实现的内在的现实:超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并不在于描绘出这种统一，而是要将之即时呈现出来。^[22]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将让与自然审美的，非工具性的相互作用从自主艺术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并应用在日常实践之中(Bürger，1974，44)。超现实主义和现代传统一样，都憧憬着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管是超现实主义，还是达达主义，都抛弃了现代自主的理念(Berman，1987，62)。这种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构想的关系也触及了浪漫主义渴望的根本不可实现性的洞见。

这种悲剧性的洞见主要表现为达达主义虚无主义的实践和毫无怜悯的反讽。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达达主义食人宣言里，比卡皮耶以这样的话语收尾:“朝我吹口哨吧，尖叫吧，往我嘴上揍上一拳，那又如何，那又如何?我还是告诉你们吧，你们都是傻瓜，几个月后，我的朋友，还有我，就会卖画给你们，赚点小钱。”(Picabia，1986，187)达达主义者们一直明白他们抗争的根本局限性，因此，雨果·巴尔认为:“达达效法自然，它是无限的意义和有限的手段。”(引自Ades，1974，16)

但是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虚无主义的既定的希望似乎胜利了，浪漫主义的渴望常常渗透着有限性与失败的意识。在1925年超现实主义者们宣告:“我们把超现实主义一词和革命一词联系在一起，只是为了说明这场革命是公平客观的，超然独立的，甚至是完全绝望的。”(Breton，1978，317)在超现实主义者们体验到了尼采的狄俄尼索斯人般的短暂的陶醉魔力之后，日常现实再一次浮现在诗人眼前，并似乎永久性地破灭了超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参看1.6节)。乔治·德·基里柯的《一条街道的神秘和忧伤》是对这种忧郁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理想的最好写照(图9;参看Alquié，1969，121)。另外，极其反讽的是，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可能你带给实践诗化的只有麻烦……问题不是在于这种辩解和紧随其后的解释之间是不是有些不一致……此外，不能保证就是那样……可能的是，事实上，通向这些地方的路是标识清楚的，而要达到真正目的地，如今重要的只是旅行者们的忍受能力。”(Breton，1977，18-19)

许多超现实主义者的旅行者，如同我们在前一章中遇到的顾蒙逊的旅行者一样(参看1.7节，图3)，并没有从那指向超现实主义圣地的路标中获得足够的希望和能量。对于一些较真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旅行的终点不是饱受屈辱后自行了断，就是狄俄尼索斯的疯癫之域。然而，超现实主义者的崇高伟大正是在这一点上显露无遗，对疯癫的恐惧并没有阻止他们升起“想象力的旗帜”(Breton，1977，6)。也许我们不得不同意彼得·比格尔的结论:先锋派整合人生和艺术的努力是失败的(Bürger，1974，72)，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超现实主义者的英雄品质，他们敢于对抗那极端的疯狂，哪怕这工具理性掩埋过欧洲。有时当疯癫变得异常强大时，人性的理念只有在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中才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