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皮亚杰对智力发展的研究和理性化
瑞士科学家、哲学家皮亚杰主要是以发展心理学闻名于世,但是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里,他也关注发展心理学之外的领域。皮亚杰对所有可能的人类知识发展的形式都兴致勃勃:他的兴趣不仅在于个体知识的发展,而且也包括知识的历史性发展,例如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成长。因此,我们能够同样有理由把皮亚杰看作一名科学哲学家。皮亚杰本人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发生认识论,一种知识的发生理论(参看De Mul,1997d,229-233)。顺便说一下,他主要以发展心理学家闻名于世并非出于偶然:在日内瓦的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里,他和他的助手为了发展多方面理论建立了实验“园”,并对儿童智力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经验性研究。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出发点是:知识不应该视为一种对已经存在的现实的精神副本,而应该是一种主体和客体连续不断地交互作用的过程,并由此建立起主体的心理结构以及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皮亚杰而言,知识因此首先并不是一种理论的事实,而应是产生于行动之中。因此,皮亚杰认为知识首先是一种实践(praxis):“实际上,为了认识客体,主体必须和客体打交道,并因此改造它们:他必须对它们进行转移、连接、整合、分解和重新聚合。知识常常与行动或实践,也就是与改造连接在一起。因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并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界限并不牢固……于是知识就其起源而言,它既非产生于客体,也非源自主体,而是产生于——从一开始就无法避免的——主体和那些客体交互作用之中。”(Piaget,1983,104)
我们可以把皮亚杰的知识建构理论理解为一种激进化的康德认识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意味着他不再把知识看作是一个对现实的消极反映,而是看作通过感性(时间和空间)的先天形式和理解力的先天范畴建构起来的感知(参看CR,67-68,133-134/ KrV,A23-24,104-105)。然而,他仍然假定这些主体的先天的形式和范畴形成了一种永恒的结构。这种发生认识论将康德的观点推向极端,并把先验的主体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建构过程的产物(Piaget,1972,57-58)。[4]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特点在于:他认为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是一种量的增长的过程,而是一种质的发展,并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些不同的阶段或者建构的整体。皮亚杰划分了四个最重要的阶段,他称之为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我将用一些标志性的词汇逐一描述这四个阶段,也就是皮亚杰最早阐释的个体的智力发展过程。
在前语言的感知运动(sensory-motor)阶段(大约发生在0~2岁),儿童具有了对世界和他自己的身体的初步认识。皮亚杰把这个开端称之为一种未两分的经验,在此未来的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与非自身的世界之间的差异。[5]通过部分协调的动作,一种原始的主体性和一种对主体之外的世界的初步建构一并而生了。儿童的这种行为已经能够称得上是智力的了,尽管这种智力并非概念性的,但是它与行为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智力定义为一种“行为逻辑”(参看Kitchener,1986,18)。
在第二个阶段,前运算(pre-operational)阶段(2~7岁),符号功能逐渐形成,从而幼儿能够使用符号来表现和描绘现实。[6]紧跟在感官印象和符号游戏之后的语言也属于这个阶段。在符号功能的帮助下,主体学会了将其行为内在化。在这个阶段,对现实的再现仍然完全依赖于感性认识:主体还不能对这些前概念的材料进行心理运算。
在第三个阶段,具体运算(concrete-operational)阶段(7~11岁),儿童学会了把心理运算应用于具体对象,主体也能够把这些心理的转换存留在大脑里,并且能够将之逆转。概念产生于这个阶段。皮亚杰把这个阶段称为具体的,是因为这种概念的运算只能针对具体的对象。
在第四个也是最后的阶段,形式运算(formal-operational)阶段(11岁之后),儿童学会了把概念的运算应用于纯粹的心理图像和概念。因此,即使离开了具体的形象,儿童现在也可以设想,并在心中验证抽象的假定。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科学的思考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对这四个阶段概而观之,那么可以找到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几乎与韦伯理论中的术语完全吻合。首先,在皮亚杰的各阶段里,不断增长的差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越来越多的方面相互区分开来。然而,同时我们注意到整合:每一个阶段中的差异之处重新整合成一个平衡的整体。同样重要的是,思考方式逐渐地被程式化,并且获得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普遍性。尽管思考在一开始时同具体的行为和感知密不可分,但它逐渐具有了一种抽象性,并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情形。更重要的是,皮亚杰认为,一种日益增长的主体性的距离化发生了:尽管主体原本完全“处身”于这个世界,但他却逐渐地站在世界和他自身的对立面。[7]最后,皮亚杰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个体逐渐控制了他的环境:我们可以把这些特性概括为韦伯的一个术语:理性化。[8]
皮亚杰把理性化的进程理解为一种完全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随后的阶段都是一种对现实更客观的认识,从而有可能逐步有效地适应环境。发展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逐渐走向平衡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同对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是一致的。而这种信念正是19世纪诸如斯宾塞和孔德等人的发展论的特征。当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它也是现代主义世界观的特征。